连载 | 《章开沅口述自传》（21/32）：评李秀成挨批

01 我的急救章

1964年10月的某一天，祁龙威的学生小金来访。其时祁龙威已经回扬州师院。小金是《光明日报》“史学周刊”编辑，此前我们已经熟识。我们聊起时下史学界的热点，尤其是对太平天国重要将领李秀成的评价问题。

这是我一直都很关注的问题，我写电影剧本《太平天国》就是以李秀成、陈玉成为主角。学界的讨论围绕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住之后写的供词（即通常说的《李秀成自述》）展开，有两种倾向。一种以罗尔纲为代表，对李秀成尽量美化，认为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的那些向曾国藩求降的言论，都是他愚弄敌人的“伪降”，甚至把太平军在天京陷落之后若干地区的抗清斗争都归于这一妙计的作用。这一说法确实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李秀成形象，但是，何以证明李秀成的《自述》是“苦肉缓兵计”？罗尔纲提出了很多理由，但都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无法坐实，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种倾向以戚本禹为代表。他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对罗尔纲等人的美化倾向加以批评的同时，走向了反面，一意抹煞李秀成，认为李秀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蜕化变节分子，从一开始就缺乏革命理想，在困难时失去革命信心，充满封建思想遗毒，背离本来的阶级，贪恋珍珠宝物等等。戚本禹断定，李秀成的《自述》“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自白书”，“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既然如此，那他应该怀疑《自述》的史料价值，至少在论述中不可完全依赖《自述》。但是，他却把《自述》当作了揭露李秀成一生缺点最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依据，因此立论同样缺乏坚实的基础。

以我的见解，罗尔纲和戚本禹都是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为标准要求旧式农民领袖。前者是根据无产阶级气节标准为李秀成辩护，所以力图把《自述》中的大量求降言论都解释成欺骗敌人的“妙计”，以求维护这个英雄形象的洁白无疵、完美无缺；后者则根据无产阶级气节标准要求李秀成，不惜处处贬损李秀成在被捕前的英雄事迹，力图把他说成是一贯不坚定的、而且有通敌行为的叛徒。因此，在我看来，他们虽然是两个极端，但逻辑则完全相同：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会动摇求降，既然一度动摇求降就必定不会是什么英雄。

我觉得如此评价历史人物，问题很大。真理总是具体的，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总离不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评判李秀成的时候，罗尔纲和戚本禹都患了用抽象的原则框框来摄取历史现象的毛病，因此都误入歧途了。

在我看来，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李秀成被捕时对天国已经失去信心，因而幻想投依曾国藩以求获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时机，并且极端错误地以美化敌人丑化自己的言辞来取信于敌人，甚至还打算以协同“招抚”太平军余部来换取对自己的宽大处理。但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因此，在求降的同时，也还认真叙述了不少革命信史，对其他起义领袖做了应有的肯定，并且也有意掩盖了某些重要内部机密。对于这矛盾的两面，我们不能只夸大一面，而忽略另一面。

听我谈了以上见解，小金大为高兴，说：“您的意见解很中肯。其实，有类似想法的北大学者还不少，就是没有人出来公开讲。”

我正在兴头上，未加思索就接了一句：“那么，我来写吧。”

乘着高昂的兴致，我一个晚上就把文稿写出来了，署名“一川”。我很为自己的写作效率自得，自认虽未查阅任何文献，但说理清晰，引证准确，堪称一气呵成。很快，小金又来到我的住处看稿子，认为写得精彩，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直接带走了。

以下是那篇文稿：

（因篇幅原因，此篇文稿与下文吴传启的文章在此未列出。请阅读第二条消息“两篇文章”。）

02 为叛徒辩护，歪曲经典

正好这时，东老在一次办公会议上闲谈，说是学术讨论，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而被批判的对象好些都是他的老朋友。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讨论不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何必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这对我真是当头棒喝！我是东老借调来的，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岂不使他难堪，不好向华师交代吗？

于是，我找到了小金，对他讲：“我那篇稿子不发了，请你退给我吧。”小金尽职尽责，跑到编辑部去帮我要回稿子。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此稿不能退。这时，小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也无可奈何。

10月24日，我的文章被《光明日报》刊发。但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题为《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的文章，署名“任光”，事后知道那是吴传启的笔名。他的文章是专门批判我的，并且还刊登在我的文章的上面。吴传启的全文如下：

（请阅读第二条消息“两篇文章”）

03 在“三不”的日子里

吴传启的批判文章充满“革命性”，充满“战斗力”，满是火药味。对论敌的定性非常明确：为叛徒辩护，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敌看完了，顿感天旋地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果然，很快，中宣部通知湖北省委，内定我为重点批判对象。我被学校召回，接受批判。那时“四清”正如火如荼，我因已被宣布“三不”，当然不能参加“四清”。所谓“三不”，就是不能教书，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参加政治运动。“四清”是那时最热闹的政治运动，学校大部分师生都下去了，结果造成一个问题：对我的批判不好组织。

有组织的大型批判只有一次，是省社联组织的，但批得有气无力，远不如吴传启的文章那么富有“战斗性”。唯一宣读了的批判文章，出自华师政治系一个青年教师的手笔。他是学马列主义的，还算能写，便代表学校，写了一篇。

批的人有气无力，被批的人也认不出错来，因为我实在挖不出什么惊天的动机和背景来。有人怀疑我与黎澍的关系，因为在我撰文之前，黎澍组织过一次座谈会，讨论太平天国有关问题。听说在那次会上，与会者几乎一边倒，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因为那时我和祁龙威都在北京，他也知道我们两个都对太平天国有兴趣，于是在座谈会的名单上列上了我们的名字。但是，很不巧，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两个都没有参加那次座谈会。因此，与黎澍的关系也“查无实据”。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的批斗基本上停止了。大部分人都下去参加“四清”了，我被闲置起来。妻子也到蕲春参加“四清”，家中有三个小孩，因为广州战备，表弟萧铭荪夫妇把一儿、一女都送过来了，因此请了一位许婆婆做家务，我在家中也成一个闲人，洗衣、做饭都不用我管。有一段时间，对于做学问也没有兴趣了，因为已经宣布我“不能发文章”了，那我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祸，我连提笔都失去勇气。无聊了，就只有打乒乓球。那时历史系有一个资料员留守，没有下去参加“四清”，她上班的时候经常陪我打球。她似乎对我遇到那么倒霉的事情还有心思打球一事不好理解，有一次忍不住问我：“章老师，你还有心打球啊？我看你还打得蛮高兴，蛮认真的。”

除了打球，偶尔也还有一点别的活动。学校专门留了两个年轻教师“帮助”我改造。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有一个还当过我的助教。他们一般都不来找我，更不曾批判我，但为了完成任务，有时也会安排一点活动。记得有一次，他们带我到武汉附近的一个村庄“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是党员，进村之后，他说：“我一进村就闻到了阶级斗争的气息。”但我好像闻不出来。

果然，这个村庄里的“阶级斗争”很热闹。我和两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村子里转了转，了解了一下，发现在这里，本来是很好的干部也被怀疑，硬说人家贪污了多少多少，掘地三尺，屈打成招。我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反而产生一种反感，心想怎么能如此“四清”呢？

有意思的是，虽然被宣布“不能发表文章”，但是，我却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学点历史”丛书中的《武昌起义》。李侃很有魄力，说：“这本书是章开沅出事之前签的合同，不能因为章开沅而把我们出版社这本书给报废了。”当然，在出版的时候，还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处理，把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填成了1964年7月。大概这一点起了作用，出版之后，没有人告发。

在我动手撰写《武昌起义》之前，李侃已经给我支了一笔可观的稿费。书出版之后不久，我收到了后续稿费。我虽然不觉得自己那篇文章有什么错，但还是觉得此事给华师带来了麻烦，深感对不起学校。为了表达我的歉疚，我把后续的稿费上交给了学校。对我而言，能够出版此书，就是得了很大的安慰了。

04 重返白塔寺

由中华书局出版《武昌起义》一事，我还得到了一点感悟：“三不”的处罚，不会延续一辈子。我是学校的教师，总有一天，是要允许我教学的。现在不允许我教学也没有大关系，因为“四清”期间，师生大部分都下去参加运动了，大家都不能从事教学。现在不允许发文章，但出版社都可以找些借口“灵活处理”一下，将来总会允许我发表的吧。想到这里，我决定不再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还是要做点事情。于是，重拾起书本，认真研读，边读边做卡片，积累一些资料，为将来的研究做点功课。

我被调回华师接受批判之后，东老一直密切关注我。虽然他自己的处境也不好，但为了让我不致真的变成一个废人，还是找了个机会拉我一把，于1966年初把我再次借调到身边。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1966年要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委员，廖承志任秘书长，东老和其他几个人任副秘书长。东老就是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的。

这次就住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的一座小楼里。楼下是会议室，楼上给我留一间大房作卧室兼办公室，政协秘书处指定一位老资格科长协助我处理杂务。食堂就在楼下，生活很方便。

由于住在这里，我对政协文史委加深了一点认识。原来，正式职员虽然统战对象多一点，但文化素质还挺高。有一些人，是正儿八经北大毕业的，或西南联大毕业的，中文外文都很好。我也有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史专员，如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人，都有机会一睹尊颜。郑洞国和杜聿明都有大将风范，只是郑洞国似乎有点喜欢爆粗口，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不属于被释放的战犯，因此显得更神气一些。沈醉显得很活跃，能说会道，但感觉有点爱吹牛。

我被安排的日常工作，是协助廖承志处理“人民来信”。非常重要的才转给他，不是特别重要，但自己觉得应该回信的，就以廖承志的名义简单回复一下，一般的就不作处理。记得“四大寇”之一的尤列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用奇门遁甲之术分析世界大势，提出一些战略上的建议，读来颇荒唐，也很有趣。这封信我就没有转给廖承志，但考虑到是尤列的儿子，我还是回了一封信。

平日所做，无非是这些打杂的工作。比较正经一点的事情，是帮秘书长、副秘书长们做再版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的终审工作。另外，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送到东老那里之后，他也交给我一并审读。

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是本来有机会接触李根源的私人文献，却没有来得及读一读。李根源在1965年去世，我借调期间，有他收藏和著述的两箱子书籍以及一部分手稿被送到我这里来。我本来准备好好看一看的，但还没有来得及开箱清点登记，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因此，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宝贝，我一直不清楚。

文革的最初阶段，华师的领导尚允许我继续留在北京。不久之后，工作组进入学校，我就被叫回。接到通知之后，我只好匆匆离开政协，回到华师。我原以为还有机会再回去的，因此连最起码的交接工作都没有做，李根源的文献就那么摆在我的房里，没有用完的饭票也还扔在那里，连换洗衣物都没有带，就那么只身离开了。

没想到，这一走，就与全国政协文史委这些老朋友最后诀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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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彭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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