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章开沅口述自传》（12/32）：中原大学受训

干部与学员

处在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教职员大致分成四个部，作为四个学院的雏形。但学生则没有分到各个部里面去，而是统一招收，统一教学，教学内容完全相同。

教学的单位是队。每个队有队长一人、辅导员二到三人。队长一般都是老区来的，有点革命资历。我被编在第20队。第20队的队长是牟政，来自胶东半岛，高中毕业就参加了革命。担任我们队长的时候，才28岁，是所有队长里最年轻的一个。我们队有两男一女三个辅导员。两位男辅导员中，一个姓李，是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年龄比较大，一副忠厚老实的长者样子，另一个是河南大学学生，在宝丰接受了培训，刚刚留校的。女辅导员叫汤颖，江苏人，年龄与我们相仿。她是小鬼闹革命，新四军文工团员，后来当干部了。我们队就是在他们几位的领导下开展学习和生活的。

每个队有100多名学生。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每个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组20多人，组长和副组长就从学生中产生。我担任过一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学生里面也有自治会，还有生活部、民运部和宣传部等。罗卓荦担任过生活部的部长。宣传部有时候要出去宣讲。我参加了宣传部，不过没有出去宣讲过，而是负责墙报。出去宣讲的主要是民运部的人，王元圣参加了民运部，我曾看他们到校外去做过宣讲。

每个队的学习期限，一般都是四个月。每个队的学习内容虽然相同，但由于入校时间不同，因此进度并不一样。最早的几个队是在宝丰组织好了的，他们毕业就比我们早一些。在开封招的学生中，我们那一批又算是比较早的了。学习的课程有四门，我记得其中的三门是中共介绍、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都围绕着思想改造展开。因此，与其说是大学学习，不如说是思想改造。教学的方式，是先上课学理论，然后分小组讨论，以加强效果。参加了宣传部、民运部等组织的同学，还可以学以致用，立即运用到实践中去。

学员的来源很复杂。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有工人，也有农民。有公职人员，也有国军军人。有小手工业者，也有自由职业者。甚至还有国民党特务。当然，有男生，也有女生。有的在投奔革命之后，志同道合，成为恋人；也有的是成双的恋人一起来投奔革命，结果到了革命阵营之后，又被第三者拆散了。有的学生年龄可能比队长、辅导员还大些，因此发生过学生追求辅导员的事情。我之所以知道学生中曾经有人是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就与此有关。

汤颖人品很好，又活泼开朗，歌声很美。她本有一个恋人，就像大哥一样，把她带到解放区。她的恋人是一个老党员，曾被捕过，后来脱党了。这样一来，情况就很复杂，使他的党籍迟迟不能恢复，因为他有一段经历没法说清楚。这也影响到他们的婚姻，迟迟不能成家。队里有一个学员，原名我不知道，投奔解放区时化名李平——当时为了不给在白区的家人添麻烦，很多投奔革命的人都改名换姓。李平看上了辅导员，展开攻势，但做得很难看，缺乏基本的涵养。有一次，竟然泼皮耍赖，躺在汤颖床上不起来。后来又发现，他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这样一来，大家就越发瞧不起他了。（不过，就是这种人，中共后来也还是用了，结业之后，将他分到公安部门，专门干反间谍、反特务的工作，也算是量才适用了。南下进城的时候，我还在武汉街头看到过他，穿着便装。他也看到了我们，向我们努一努嘴，示意我们不要和他打招呼，以免把他在敌特面前暴露了。）

土炕与窝头

受训期间，生活非常艰苦，睡的是冷土炕，吃的是硬窝头。

中原大学在宝丰已经招生，迁到开封之后，这些学员很快就把河南大学的宿舍住满了。我们在报名之后不能立即受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宿舍问题无法解决。最后是利用了贡院。贡院本是科举时代开科举士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但在清末废除科举之后，贡院也就多被闲置。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封的贡院曾经被改作马棚。年久失修，屋顶都挡不住风雨了。开封解放后，贡院被重新修缮了一下，由军马的宿舍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宿舍。

宿舍是长方形的，面积颇大。宽的两面都是墙，长的两面，一面有窗户，一面是墙。在窗户对面的墙下，用土坯砖砌了一排炕，那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了。由于条件有限，炕是冷的。炕上铺了一点席子，盖的则是一条两斤半重的棉被。隆冬时节，每个屋子里生一个火炉，用一根铁管把煤气导出去，上面烧点开水，就算是“供暖”了。隆冬冷炕，虽然屋子里睡了很多人，还是非常冷。如果夜晚下雪，第二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被子上的雪花，那是因为屋顶铺得不严实。

我们的家当，除了那床两斤半重的被子，还有一个铝制的洗脸盆，倒是很厚重。说是洗脸盆，其实洗脸是它，洗脚是它，洗澡是它，洗衣服还是它，绝对“多功能”。那时候，“洗”也是一个奢侈行为。中原大学那一片还没有自来水，用的都是井水，碱性的，不好喝，也没有那么多水让我们放开喝放开用。早上洗脸的时候，每个人发一点热水。多大一点？就是一个小瓦钵，一钵子水。因为水少，洗脸盆早上都不用上班，毛巾也不必担心被水浸泡。领了那一钵子水，喝一小口到嘴里，脖子一仰，“咕咕咕咕”，吐掉，漱口仪式结束。用手把剩下的水往脸上抹一抹，用毛巾稍微擦一擦，洗脸仪式结束。

开水除了喝，还有一个重要功能：烫虱子。卫生条件不好，虱子很多，与它们的战斗也要费点心思。烫虱子时，洗脸盆必须上岗。洗衣服时，它也要上岗。由于井水不够，我们经常用弹坑里的水洗衣服。开封打过仗，留下很多大弹坑。下雨之后，弹坑里会有积水。弹坑里的水也是碱性的，可以去脏。用弹坑的水洗得差不多了之后，再用干净一点的井水清洗一下。洗澡时，洗脸盆也要上岗。不过，对它而言，这方面的任务不会太重。由于缺水，加上平常学习很忙，不到休息日，是不可能洗澡的。

休息日里，要与虱子作斗争，要洗衣服，要洗澡，要做室内清洁，杂事也不少。忙完了，可以到外面逛一逛，或者会一会朋友。有一回食堂改善伙食，为我们做了一些绿豆丸子，还有一点花卷。我多了一个心眼，把属于我的那一份都留了下来，没有舍得当场吃掉。因为我得知，熟识的几位金女大同学刚到中原大学，我想用这难得的好东西招待她们，表示欢迎。见面之后，我们请她们吃绿豆丸子，并得意地说：“这个是好吃的东西，我们吃了的，好香。”她们一尝，皱起了眉头：“你们才来几天，就装老革命了？”其实，我哪是装呢，相对于平时的伙食，绿豆丸子真的是奢侈品了。她们才从南京过来，解放区的绿豆丸子当然无法刺激她们的味蕾。不过，很快，她们就被同化了，知道绿豆丸子确实是好东西了。

我们平常所吃的，是用已经霉变的高粱做出来的窝窝头。个儿很大，颜色发黑，硬度相当高，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的窝窝头冷了之后，可以打得死人。有人还给它取了个具有开封特色的名字：铁塔。味道呢，堪称五味俱全：又苦又涩，还夹杂点霉味和酒糟味。为什么吃得这么差？原来，共产党为了不增加新区（当时河南才解放，属于新区）人民的负担，发动民工，利用手推小车，千里送军粮。结果，在出发地好好的粮食，在千里运送的过程中，经不起风雨的侵蚀，送到各单位食堂时，早已悄悄变质，做出来的窝头又黑又硬，哪有营养？

长期吃这种窝头，没有什么菜，更不要说油水，对人的考验还是很大的。大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大解困难。并且，解出来的和吃进去的差不多，又黑又硬。讲这些事情，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为了增加一点历史感，我还要再提一下我们的“厕所”。露天的，顶多有个小坑。拉在那里，一滩一滩，真难看。

生活条件如此，很多人都有点打退堂鼓，我们也后悔当时不该离开许昌：“要在许昌，好歹有个干部身份，待遇要好一点。”我也曾经动摇过。时值严冬，我就是那双大头皮靴，没有棉鞋，没有毛袜，脚被冻坏了，严重时连鞋子都穿不进去。那个时候，真有点动摇。

一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老干部看到了我们的情绪，开导我们说：“你别看现在苦，将来回忆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幸福。”我们虽然没有顶撞他，但确实很难理解，这么苦，怎么会是幸福？我把他这句话在心里放了几十年，现在想一想，他说的还是没有错。回过头去看那一段生活，虽仍能理解那时的艰难，但并不觉得痛苦。那时确实是冲着民主和自由投奔解放区的。为了民主和自由，艰苦奋斗过一段，与贫苦大众过一样的生活，还是很值得的。

一份好墙报

我的“光荣史”上，有一件小事，于我的人生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件小事，就是我主持办的一份墙报。

在一次小组讨论上，第20队（不是我在的那个小组）一个来自中央政治大学的叫做黄贲的同学发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分成五种形态，这是不是一种教条或者图谱呢？他的发言在小组内引发了讨论，也引起队上领导的重视。牟政找到我，对我讲：“学员中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需要作一些引导。你从中学起就办墙报，能否就此事办一期？最好不要用批判的方式，而是用讨论的方式，引导大家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章以短小精干为主。”

关于“图谱”的问题，我在金大上学时已有所了解，知道国内在社会性质大论战期间，就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存在图谱问题，而在国际上，托派在论争中也指责马克思理论存在图谱公式。因此，对于黄贲同学的思想源头，我还能把握得住。于是，我接受了办墙报的任务。

我做了一个总体设计，还煞有其事地设计了一个刊头。主体内容也都由我自己撰写。按照牟政的要求，不点名，不扣帽子，只讨论学理。为了让各个层次的同学都能够看懂，我还配了一些通俗的名词解释。我也邀请几个同学写了几篇短小的课堂讨论体会。内容定下来之后，找了几个书法比较好的同学帮忙抄写，贴上去，就算完成任务。

出乎意料的是，墙报贴出去之后，在队里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家读罢，觉得挺有收获。同学们说，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小组讨论能引发出这么多思路，还牵扯到国际国内那么大的背景。队领导一看，也很高兴，马上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不久之后，校领导亲自带着各个队的干部，还有学生代表，排着队来看我办的墙报。

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之后，办过一份叫做《改造》的杂志。有关领导还要我就如何办墙报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字，刊登在这一杂志上。可见那一期墙报给他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的留校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事隔40多年以后，当时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李光灿同志还到处对人说：“我一生只碰到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邢贲思，一个是章开沅。”他自己的学术地位，在中大仅次于范文澜、潘梓年。

《改造》第一卷第九期刊头

墙报工作总结

无缘战场

参加革命，我本有一股直接投身战场的豪情。我有过青年军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觉得在这方面还有优势。即使不能冲锋陷阵，也希望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骑马挎枪，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

那时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先后展开，前线捷报频传，令我心痒手痒，跃跃欲试。1949年元旦的关键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原大学有四个队提前结业，正式参军奔赴前线。在寒风呼号中，平时极为文静的潘梓年副校长，在全校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挥拳呼号，我深受感染，热血澎湃，恨不得立即结业，投身到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去。

动员大会之后不久，副教务长梁维直作政治报告，其间突然提问：“你们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渡过长江，奔赴战场！”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我脱口而出。我很为自己勇敢表达了心愿而高兴，满以为会得到肯定与支持。

不料梁老师却微微一笑，道：“你们一心只想打仗，但是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后你们不一定都要上前线。”

我一听，心凉了一截。莫不是我的那份墙报使校领导认识到了我的“理论水平”，而无视我受过的军事训练，不让我上前线？

果然，1949年4月，到了第20队结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很多同学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不久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而我却被宣布留校工作，与王元圣学长一道，搬进了设在一个小四合院中的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是中原大学的教学中心，具体负责的是副主任李光灿，他在延安时代已经崭露头角。

刚留校工作之际，我很有些情绪，千辛万苦投奔革命，结果还是成天啃书本。我的喜怒都写在脸上，李光灿很快就察觉了。他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开沅，马上全国就解放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已经不是打仗，而是将来的建设。建设新型大学，我们中原大学的人还要起骨干作用。为建设新中国正规人民大学而奋斗，这本身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我只能调适心态，进入新的角色。

进入政治研究室之后，就不再是学生，而是干部身份。吃住的条件都变好了一些。工作和居住都在政治研究室所在的那个小四合院，一个房间只住两三个人，条件比贡院宿舍要好多了。吃的方面，也不用每天都啃“铁塔”了，高粱面里总会加一些绿豆粉，口感要好一些。菜也比学员时期要精致一点。炊事员是一个红军老战士，经历过长征，对革命忠心耿耿。他的忠诚就表现在用最差的东西尽量做出好一点的食物来，让大家能多吃一点，增加一点营养。这位炊事员也是我敬佩的好老师。

为了将来建设新型大学，中原大学四个部都从学员中物色人才。我还在一部当学生时，四部即曾经想把我“挖”过去。四部偏重于文艺，主任是崔嵬。当时有一部电影《民主青年进行曲》，写的是华北青年投奔革命的故事。崔嵬想组织写续集，反应京沪地区青年投奔革命的情形。大概崔嵬也看了我的那份墙报，觉得我还能写点东西，而我自己本身就是京沪来的民主青年，因此他要我执笔，同时将我调入四部，但因一部不放人而无果。由于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很快就解放了，《民主青年进行曲》续集的写作也就无疾而终。

就我所知，四部也留用了很多优秀人才，郑小瑛就是其中之一。郑小瑛本来也不是学音乐的，她在金女大学的是生物。不过她父亲是一个洋行高级职员，家境很好，从小就会弹钢琴，有音乐天赋，这在中原大学就非常难得了。因此，她很快被崔嵬看中，结业后就留在四部。最妙的是，郑小瑛投奔革命，是与“金男大”的一位女生一起来的，她们关系非常好，情同姐妹。崔嵬看中了郑小瑛，要进四部，那位姐妹根本不适合从事文艺工作，但两个人又实在不愿意分开，没有办法，崔嵬只好“兼收并蓄”，把两个都招入四部。后来郑小瑛成长为大师级著名指挥，而那位姐妹则始终从事编剧工作。

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