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张培刚:老牛奋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 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时的张培刚才得以在学术上重新施展才华，并在华中工学院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现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记得，张培刚为了弥补他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们在知识上的空缺，专门请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当时英文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又找到国外学者，恳请他们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中文来讲。”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张培刚说自己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此时的张培刚，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远离学术研究很多年了。因此，每当节假日，前来拜年问候的人往往找不到他。张培刚省掉了节假日、寒暑假，别人热闹时他却把自己关在招待所里，找个僻静处奋笔疾书。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才上床睡觉，早上八点半就坐到书桌前，中午稍事休息便一直书写到傍晚，似乎要把过去失去的时光给补回来。他说：“我现在深深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来使用。” “自古人生谁不老，奋力求真总是春”，这是张培刚自勉诗中的两句。因为生于牛年，他还常以老牛自喻，“老牛奋蹄”也成为他的一句格言——他开始马不停蹄地著书施教。1981年，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张培刚担任所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同年4月至6月，张培刚赴美国新泽西州参加“中美经济合作”学术讨论会。会后他从东部到西部访问考察了哈佛、麻省理工、伊利诺瓦、哥伦比亚、贝克利加州大学等11所著名大学。

1983年，张培刚积劳成疾，疾病迫使他在医院接受治疗达一年半之久。当时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病榻上的他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 翻译成中文版出版。1984年暑假期间，武汉酷热似火炉，张培刚仍在书堆里坚持写作。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回忆说：“当时我路过武汉去看张老师，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髙髙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陪在边上的谭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就这样，只要病情许可，张培刚就伏在床上、桌上审阅和修订中文稿。前前后后他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做了三次审订，终将中文稿交付原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积压达40年之久的《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终于在1984年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了。这时张培刚已经71岁了。“这是一本读了就觉得欠下作者许多的书。”周其仁说。周其仁后来撰文感叹：我相信这世间确有其人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他在文章中经常会引用到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早在1945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也就是说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全球化过程之中和与工业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他认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张培刚先生早就已经做出了理论铺垫。他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遗憾。

张培刚逝世后，胡鞍钢在以《张培刚——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探索者》为题目撰写的追悼文中，他这样说：“建国之初，中国领导人所遇到的最大瓶颈，即关于中国工业化理论的系统知识严重的缺乏，既没有大规模的根据地工业化实践，除了东北根据地，也没有专门、专业、职业的经济学家的系统理论研究。就如同茫茫沧海、滔滔巨浪之中的一艘巨轮，也只能借助现成的，又比较成功的苏联航海图发动中国工业化。形象地讲，用别人的图，开自己的船。作为舵手的船长并不晓得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的航海图，不仅是最近的航线，也是最小成本的航程。这一切只能是在几十年之后才被历史所检验，被历史所证明。”他还说，“此时的张培刚是中国工业化理论‘第一人’。在我看来，他才是真正的‘人才难得’，是最有价值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不只是‘雪中送炭’，更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学者原创的‘航海图’。”同时，胡鞍钢无不可惜地说，最重要的是张培刚毅然回国，报效祖国，为新中国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软知识（我也称为“精神原子弹”）是全国性公共知识，在中国的创新成本更低，规模效益更大，影响更长久，甚至还会成为全球性公共知识，造福于人类。这一切是从难以计算的机会成本评价的，也是从历史角度评价的。他认为，“如果按照张培刚的理论思路创新的话，中国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工业化就会更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热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再版，也让张 培刚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张培刚”这三个字逐渐见诸报端。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逐渐为众人所知。1987年，在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社科图书展上，由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现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对其非常重视，要求中心内部人手一本。不久，华中工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函：“华中工学院办公室：我们最近读了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感到张培刚的研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决策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想把有关的课题交给张培刚研究，并给他提供一些支援。”

以此为代表，一时间，各种邀约如雪片般飞来。面对鹊起的声誉，张培刚只是继续地埋首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每天晚饭后是张培刚的休闲时光。他要看一会儿电视，关注国内、国际上的新闻，然后就是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阅读和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打扰。他喜欢阅读髙等数学和数量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特别注重知识更新，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能阅读英、法、德语的资料，还常常温习、回忆归国后学会的俄语。

1987年，华中工学院主办“中美经济合作”学术研讨会，张培刚担任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当年7月，就湖北战略将叫什么战略的问题，湖北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专门开会进行讨论，张培刚的“牛肚子理论”成为了 “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之一。

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路，且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1988年10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在青岛召开，张培刚在会上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同时，他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上发表了这次报告的内容，他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提出：新型发展经济学应拓宽研究范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从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根据这一设想，他率众多青年学子，完成著作《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1988年，华工老校长朱九思为给张培刚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便在该校经济学院为他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给他七八个编制和一笔经费。张培刚领到经费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直想买而买不成的一套由台湾央行翻译的战后经济学名著书系列。以前一直苦于钱不够，这下一口气买了一套半。一个全套放在华工的图书馆，供全校师生借阅，另外半套精选，放在了经济学院的小图书室。

虽然有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但长期以来横亘在张培刚心头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甚至经济学院，乃至华中理工大学的问题。当时的整个中国髙校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髙校的待遇微薄，留不住人，辛苦培养的人才或从政或从商，髙校学术建设无从谈起。20世纪90年代初，华工还没有博士点，张培刚与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决定用谭崇台的博士点共同培养博士生，目的是为华工经济中心培养几位青年博士教师，作为华工申请博士点的梯队。

1998年，经过多年的艰苦拼搏，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获批。85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 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在此之前，虽然张培刚的个人学术威望很髙，但是没有接棒的梯队，华科又是以工科为主的学校，所以经济学科方面的博士点就比较晚。张培刚总是调侃地说在中国85岁才当博导是史无前例，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但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推动这件事。他说：“姜太公去钓鱼还说明他凡心不死，我却鱼都不钓。我就是这个性格，不刻意去追求这些事情。接着，张培刚又带领一批又一批老师积极奋斗、努力建设，使经济学科迅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率先将西方经济学专业建设成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

 与经济学家赫尔维茨教授(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交流

在张培刚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由社会各界和他的众多学生们共同资助成立了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并设立了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了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吴敬链、刘遵义、帕金斯等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该奖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奖项，逐渐产生国际影响。“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培刚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教书育人，注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桃李满天 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遍布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1946年回国后，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董辅扔、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80 年代以来，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培养了徐滇庆、张燕生、张军扩、胡和立、李佐军等一批知名中青年学者，以及一大批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

 张培刚给青年学生讲课

他解放前两度回国，报效祖国。当他有机会选择金钱、地位、荣誉时，他都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爱国与求真始终是他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张培刚常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要在学术上也争气，早日摆脱落后，真正实现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张培刚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不墨守成规，提倡勇于创新、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更新；在生活上，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宽厚待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下都能乐观面对。面对一生的坎坷，他的总结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张培刚的一生，爱国不甘为人后，求知立志作人先，穷而弥坚，不堕青云之志。始终以一颗赤子爱国之心，执着追求他的学术，追寻他的经世济民梦想。尽管道路坎坷，他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不后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大师一生，虽历经坎坷，却依旧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