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

这本《寄父家书》，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我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三十七年。是我父亲收集整合的。开头的一封，写于1955年7月28日，之前肯定写过，只是丢失了，我也没印象了；结尾的一封，写于1991年12月6日，之后肯定接着写到他去世那年，只是从1992年起，年已80的他，已没有精力一封封地整理信件了！

1997年，85岁的父亲把我给他的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华中师大。收到时，因为太厚，我事情又多，没时间看，所以一直没有打开。10多年之后，在2014年1月，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的王泽龙教授打来电话，说他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合写一本《我的1977》，要我也写点什么，收入这本书。我没有日记。少年时代写过两三年，但从青年中年时代起不写了。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岁月里，日记往往招惹麻烦，很容易被“创造性”地利用，使之成为某种需要的证据。怎么办？要写回忆文字，光凭脑子之所记，无法写得准确。正在感到为难，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那捆信也许有用。果不其然，我从中查找到了有关记载，写成了散文《1977漫忆》，收入了王泽龙、汪国胜主编《我的1977》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

我是2014年1月5日上午8点半打开这捆信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最上面放着父亲1997年10月3日写的一些话。全录如下。

义儿：

漱谷病现如何？（福义按注：漱谷指我的妻子谭漱谷）

9月份钱已收。

仁哥事已落实，但未知第一个月薪收到否，收多少。（福义按注：仁哥指我的哥哥邢福仁）

这里是你给我的信（1955年至1991年），编号是1-16号，是当时一份份钉上，为了放置时的方便，顺手写上摘要，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很好，耳聋得快，尤其是左耳，但右耳还能听广播，电视还能视，其他部分还好。家中一切如常，请勿念。

祝健康进步！

又，漱谷理解能力怎样？比如你对她说我写信来问她的病情，她能理解么？

父亲1997．10. 3

翻看这捆纸质很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作为背景材料，我先说说几点情况。

第一，这本小书，主要收入我给父亲的信。也穿插进了我的妻子谭漱谷、我的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写给他的几封，并且穿插进了我请父亲代转的、写给叔父与哥哥等人的几封。凡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一律未收。一来，是因为搬过几次家，他的信丢失得所剩甚少，剩下的又残缺不全，将其收入，反而不相照应；二来，是因为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没有余力整理信件并将其敲打到电脑上面。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那么，“赶路”便是主流压力。我给父亲的信，主要述说的便是在这一主流压力下我之所思所写所为。

第二，我1935年5月30日（实指阴历，阳历应为当年的6月30日），出生于海南岛南部偏西的黄流乡，乳名金耀。三四岁就在祖父的引导下阅读旧小说。尽管海南南部总体上相对落后，但较为繁荣的黄流不乏读书人。日军1939年占领黄流，不久后设立小学。祖父不让我上日本人的学，要我在家自己看书，并且到处借书来读。1945年，由于我总是害病，祖父病重自知将要离世之时，特别留下遗嘱：“不要让阿耀再看书。”直到父亲回来，才给我开禁。1952年，我17岁，以崖县初级中学毕业的学历，考取设立在海口的广东琼台师范学校2年制专师班（当时海南属广东省），10月初到琼师报到。其时，交通不便，从黄流到海口十分艰难。我到琼师之后，因无路费，没有回过黄流。1954年秋季，我琼师毕业。本以为会分配当小学教师，不想学校给了我考师范大学的机会。我犹豫了。母亲去世，父亲被捕，没有经济来源，再读大学能支撑得下去吗？矛盾的结果，决定报考为时最短的班级。于是，报考华中师院中文系2年制专修科，录取了。1954年9月，从海口到武汉，进入华中师院。我从小就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懂得“立志”之重要。很自然地，到琼台师范读图音体专师班时，“立志”要成为画家；到华中师院中文系读中文专修科时，“立志”要成为作家。直到留校担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确定了自己将终生跟这一专业打交道，便“立志”成为汉语语法学家。我的妻子谭漱谷，比我大三岁，湖南一师毕业，是我读中文专修科时的同学。她业务基础比我好，为人温柔真诚。我把她当姐姐，什么话都跟她掏心掏肺地说。跟她在一起，我感到温暖，感到安全。我们于1957年结婚。50多年，我们没有吵过架。1997年，妻子中风瘫痪，卧床16年，于2012年离世，享年80岁。我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孔亮在美国，女儿孔昭在上海，都各有自己的事业。

第三，父亲邢诒河，1912年出生，2001年去世，享年90岁。1936年，24岁的他，在我哥三岁、我一岁的时候，离开黄流去广州，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断了音信。1945年，家里接到他的一封信，知道他在南京汤恩伯的部下当少校参谋（后提升中校）。收到他1945年第一封信的时候，日夜盼信的祖父邢谷超去世才十多天！1948年，父亲回了黄流，跟家人相聚。我的母亲周炳爱，1912年生；跟父亲见面不久，于1949年因难产去世，年仅37岁。同年，父亲应聘进入设立在黄流的崖县初级中学当教师（当时黄流属崖县，后来才划归乐东县），后担任教导主任。同年，他续弦，继母为骆日江，1919生（2005年去世）。这是一个极好的人，我叫她“阿娘”。1950年，她生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邢述礼。1951年．镇反运动期间，父亲被逮捕。判刑10年，送到黑龙江的黑河去劳改。主要搞测量制图之类的事情。1961年，刑满释放，留场服务，搞同样的事。1971年春季，年到花甲的他，返回家乡黄流。他乘火车南下，经过武昌时，停留一天，住到车站旁边的旅店里。不巧，我到湖北省英山县搞开门办学去了。我妻子在武汉市九中教书，带了儿女到旅店去看了他。他回黄流之后，表现不错。1979年初，被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后来，黄流镇成立了海南诗社黄流分社，他当选社长兼社刊《流韵》报主编。县里开政协会议，他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这本小书中我给他的信件，应该分为两个时段，以1971年春季为分界线。前一时段，信是寄往黑河的；后一时段，信是寄往黄流的。由于我事情多而杂，后一时段我往家乡写信，一般都寄给父亲，请他把我的情况转告三叔父、大哥等亲人。

第四，我家乡的亲人，在我父亲回乡之后，主要可分三支。①一支是父亲、阿娘和弟弟述礼。述礼生于1950年，其妻陈月桂，生于1953年。他们有子女4个：孔英，孔雄，孔光，孔潇(女)。②一支是哥哥邢福仁，生于1933年，去世于2013年，享年80岁；大嫂蔡小姑，生于1933年，去世于1983年，享年50岁。他们有子女5个：孔峰 ，孔凤(女)，孔勇，孔辉，孔鸾(女)。孔峰已有了儿子曾刚，并且有了孙子维维。③一支是叔父邢诒江，生于1918年，去世于2002年；三叔母陈引舅，生于1929年，去世于2005年。他们有子女6个：月桂（女），关桃（女），四珠（女），述评，铁完（女），五珠（女）。述评在广东省读过美专，任教于海口实验中学，现已成为相当活跃的画家。述评的妻子为洪云，儿子孔根在西安读过美专，也有可能走绘画的路。让我长期遗憾的是，在我当助教以后的相当多年头中，家乡亲人都有经济困难，需要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收入有限。60年代中后期，稿费完全没有了，每月25日前后，都要向高庆赐老师借15元钱，下月一拿到工资便立即还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我没提借钱这件事。但我总是写出我的收入情况，以及给家乡哪个亲人寄了多少钱。这是为了表明，我在尽力，但距亲人的盼望很远，实在惭愧！

第五，关于“赶路”，这里要特别点明，从我的信上看，父亲和所有亲人大概都会以为，我是领导信任，得到重用，顺风顺水，一马平川。其实，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我当助教的20余年时间中，教师里头，“政治挂帅”有突出表现者，被赞为“红专”；专心于读书写作者，被判为“白专”。1957年反右之后，我被认定为“白专”典型，成了异类，不管做了多少事，讲了多少课，学生如何反映，学界有何评价，都得按规定时间接受批判。批判会上，教研室全体成员人人发言，轮流训教。有的人，言辞特别厉害。有一次，其中一位声色俱厉地说：“都像你这样，国家要变色，党要变修。你要成反革命，你要坐牢！”每到开批判会的日子，我便心惊胆战，特别紧张。这“白专”帽子，直到1978年由助教破格提升副教授之后，才摘了下来。在那20余年里，写文章，不敢坐在外人容易看到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属于下等货色，有很大的自卑感，出门散步，远远看到熟人，便绕道行走。在家书中，我绝口不提这方面的压力。因为，我害怕万一不慎被人看到，又加上一条：“对现实不满”！ 我在这里点明这一点，是想让读者也知道，“赶路”五味俱全，不仅仅是个甜字。

第六，讲讲我的老师高庆赐教授（1910-1978）。高先生是河北省遵化县人，师从罗常培先生，学问渊博，古今贯通，讲课特别具有吸引力。1955年，他给我们班级讲了将近一年的现代汉语语法，对我来说是接受了启蒙。1956年9月，我留校当助教，领导指定他做我和几个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但没有机会接触，因为他当时是学校副教务长，事情很多，特别是，他在1967年的反右斗争中成了“右派”，被劳动改造去了。跟他接触较多，面对面地谈话，应从60年代中期算起。1972年，我和他合写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组编”；此书1976年由加贺美加富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再后来，由于我和他都住在华中村，来往就多了起来。“文革”期间，我经济状况不佳，常常跟他借钱。1976年，我写成了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大加赞赏。他说：“福义啊，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我知道，先生这是在鼓励我，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这就是，若不是40多岁就开始了坎坷的人生，他会怎么样呢？1978年，他到北京治病，在病房里还时时念叨，答应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写作的《古代汉语知识六讲》还有二讲未写。病重之时，提出遗愿，希望让我代为续完。中文系总支杨书记，带着我赶到北京，先生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本书于1979年7月出版，末尾出版社有个“出版后记”：“《古代汉语知识六讲》是高庆赐教授的遗著。其中‘第五讲虚词用法’、‘第六讲特殊结构’，高先生因病重委托邢福义副教授协助整理。”我感到荣幸。做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听到古代汉语课（本科班才有这门课）。我把高先生的手写讲稿认真读了一遍，摘录出了、整理成了第五、第六讲。我后来提出“普方古”三角研究，并且写点靠近国学的文章，跟整理过高先生的讲稿不无关系。

这本《寄父家书》，主要记录一个学子从青年到中年的步履留痕。中华水土，养育了中华文化、中华科技、中华风骨。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人有充分的冲劲和自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毛泽东的诗句，果敢刚毅，气势磅礴，代表中国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