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地位日益提升——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诸如下游江浙一带早期的农业文明——河姆渡文化及稍后的良渚文化，中游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的湖北龙山文化，以及中游偏西直达上游川东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围绕长江流域文明演进以及国人对长江流域的认识进程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江流域的文明生发绝不晚于黄河流域，为什么原来单一推崇黄河文明？

冯天瑜：原来单一推崇黄河文明的认识，与中国近代考古学起步阶段的考察重点不无关系。中国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于20世纪初展开，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印证，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才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为8000年前到7000年前左右。随后又从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湖南省道县发现了万余年前的人工驯育稻谷。它们都早于黄河流域的粟作产生在八九千年以前的一般说法，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久远，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结合长江流域文明演进的历程，谈谈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如何逐步提升的。

冯天瑜：进入青铜时代，长江流域的文明仍保持先进的水平，可以与黄河流域比肩。距今4500年到3000年的长江上游古蜀三星堆文明，以其神圣、神奇、神秘的神灵崇拜形象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流域三四千年前就水平极高的青铜文明，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器塑像，其人物造型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带都有很大差别，可能受到了中亚、西亚文明的影响，展示了长江流域在青铜时代初期就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堪称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的秦汉魏晋，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大格局来看，此阶段的长江流域文明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显然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历史的主要舞台仍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至淮河流域。不过，从三国时期长江流域的吴、蜀得以与黄河流域的曹魏势力鼎足而立来看，此阶段的长江文明仍然在进步之中，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不遑多让。

随着两晋之际和中唐以后的“中州士女避乱江左”，文明中心逐渐南迁，长江流域再度进入其文明发展的繁盛期。至两宋及其后，南方的人口、经济、文化全面超过北方，完成了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但出于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考虑，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置在北方。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贯通南北的运河得以开掘，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长江流域无疑是东南财赋的主要输出地。

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地位日益提升，近代尤甚。除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之外，也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推进线路相关。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仅入海口的上海被列为通商口岸。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被迫增开的10个商埠中，长江流域就有4个：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开放口岸已从沿海各地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商业基地，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张之洞督鄂，在武汉开启近代工业建设，武汉的对外贸易迅速超越天津、广州，直逼沪上。著名的汉阳铁厂，在1915年本溪湖煤铁公司炼铁之前，是中国唯一一家采用新法炼铁的钢铁企业，此后在持续出产优质钢铁的同时，还为促进新式冶金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贡献，这些都推进了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人们对于长江径流干道和源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历来人们“长江观”的发展和演进。

冯天瑜：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大抵是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在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有续论“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古人对于长江主流才有了初步认识，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直到明代万历五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的说法。遗憾地是，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到此为止，古人所谓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停留在对长江上游主干道的判定，而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江源的工作，是从康熙年间开启的。康熙多次派专门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末年，还组织学者采用近代测量技术制作《皇舆全览图》，绘出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游水系大致方位。乾隆年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的描述更为详尽，认为布曲为正源，当曲和沱沱河为支流。清末和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突破。

从1969年起，兰州军区测绘部队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开始对江源地区实施1:10万地形图测绘工作。1976年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称长江水利委员会）派遣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详尽考察和研究，证实长江源头有三条较大河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当曲，并于1978年1月13日由新华社公布沱沱河为长江正源。但1978年夏的第二次考察，证明之前的测量数据有误。为此，长办水文局自1980年开始重新量算，直至1987年，才正式确认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考察仪器装备的改进，江源地区考察频次和规模骤增，人们对长江三源的了解日益深入，将长度和水量皆占优的当曲作为长江正源的呼声渐高。人们现在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