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人物]朱祖延:三十年守望汉语言

在辞书编纂的冷板凳上，他一坐就是半辈子，倾心浇灌出汉语史奇葩。

皇皇巨著，千古盛事。近日，《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工作会议在湖北大学举行，一位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走上台发言：“编纂10多年了，我们得加紧进度，争取将字典早日编印出来。”

《中华大典》共22个典，全书将达七亿字，其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该大典自1992年开始编纂，是我国历史上继宋《太平御览》、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又一大巨著。这位发言的老人今年83岁，他是《语言文字典》的主编，湖大古籍研究所退休博导朱祖延教授。

2月22日下午，记者在湖大见到了朱老。在他家，客厅改成了书房，两面墙是两个巨大的书架，上面堆放着各种典籍。伴着满堂书香，朱老回忆起他的传奇人生……

师从名家 擅长文言文写作 

朱祖延是江苏扬州人，生于1922年，1943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中文专业，师从乔大壮先生。

乔大壮与齐白石并称“南齐北乔”，以“诗、书、印”闻名文坛。当时学校是全古文教学，乔老师每教完一首诗，都会捋捋白胡子，赞不绝口。那种沉醉其中的痴迷，让朱祖延深受感染，也由此对钻研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闲时便常吟诗作赋。直到现在，朱祖延但凡有所思所感，都会提笔写诗，各种诗集已有不少。

1947年毕业后，朱祖延来到武汉任中学语文教师，1956年进入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湖北大学前身）工作。1960年，38岁的朱祖延作为我国最早一批访问学者，前往埃及开罗大学教中文，他使用流利的英语教授汉语，还能用阿拉伯语和学生聊天。

1963年回国后，因为特殊的出国经历和语言专长，朱祖延被教育部委任编写英文版《汉语读本》，那是他编的第一部书。

朱祖延的古文功底深厚，擅用文言写作，湖北大学古籍所同事遇到的生僻古体字，只有他才认得出。朱祖延说，平时一看到好的词汇和句子，他便会摘录下来。已经出版的词典上，他也会做各种记号，包括添加的条目和所在的页码，以备再版。他早年主编了一本200多万字的《引用语大词典》，现经过多年积累补充，即将扩印为300万字。

十四年编一书 《尔雅诂林》成奇观

国的地位极不相称。1975年，周总理提出，要改变“大国小字典”的状况，组织专家编写《汉语大字典》，朱祖延被任命为副主编。

从此，朱祖延便在辞书编纂的冷板凳上，一坐就三十年。他连续主编了《汉语成语大词典》、《尔雅诂林》等七部大型辞书，还先后编纂了《引用语词典》与《引用语大词典》，结束了我国长期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

在这些辞书中，《尔雅诂林》倾注了老人最多的心血。《尔雅》和《说文》在我国古汉语史上有“双璧”之称，是最早的两部语言工具书。《尔雅》涉及到先秦人文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是一部古老的百科全书。朱祖延主编的《尔雅诂林》，堪称历代研究《尔雅》著作的集大成者，共有六大卷，一千多万字，汇百家众注于一体，与上世纪初的《说文诂林》被学术界称作汉语史上两大奇观，曾获国家古籍类图书出版金奖。

为编纂《尔雅诂林》，朱祖延领着20多位学者整整奋战了十四年。为收集两千年来关于“尔雅”的资料，他们4年中跑遍了全国各大图书馆，收集研究专著144种，选择其中的140种做成了10万多张的资料卡片，这些卡片装满了60多个大纸箱。这期间，他们每年经费只有一万元，访遍全国上百家图书馆，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车只能坐硬席车厢，住在最简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时甚至住大澡堂。每到夏天，工作室没有空调，温度摄氏40多度还不能开电扇，一阵微风都会将满桌纸片飞散……

抗癌二十年 手持放大镜找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小的《新华字典》是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具书，与泱泱大

编纂古籍的工程劳心劳力，往往是以十年为单位，才能出些成果。朱祖延的几位弟子便皆因劳累早逝，而他本人也患有眼疾，并与癌症足足斗争了二十年。

1984年，正当《汉语大词典》进入审定的关键时刻，朱老就因肾结石病倒了。紧接着，一连串不幸相继袭来———刚做完肾结石手术，他又被确诊为直肠癌；多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导致了他眼底出血，凝固的血液封闭了视网膜，左眼近似失明。当时，正逢《汉语大字典》和《成语大词典》需要定稿，朱祖延怕延误工作，坚决不肯上手术台。后来，在家人的再三请求下，他接受了手术，幸而手术十分成功。

1984年至1986年，这位花甲老人接连三次开刀，然而每次术后不久，他依然会步履蹒跚地赶来古籍所上班，那场景让人感动至深。

虽然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用眼，但老人依旧每天拿着放大镜，一句句地端详着满纸的蝇头小楷。上千万字的《尔雅诂林》，他一字一句地审读，然后才在书稿袋上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名字。《汉语成语辞海》收录了2.5万条成语，仅他一人就从典籍中爬梳新词近千条……他的一名学生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坚毅的朱老师堪有左丘之风。

朱祖延却说：“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捡来的。所以现在我就放手来做事，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老骥仍伏枥 心忧缺少后来人

与记者交谈中，朱祖延不时起身，熟悉地从书架各处取来不同资料，供我们翻看。两块砖头厚的大部头，老人一只手一本，动作十分轻巧。“和辞书打了半生交道，手劲早就练出来了，尽管年纪大了，仍然搬得动大部头，否则就没法工作了。”说罢，老人笑了，笑声中透着乐观与坚强，这大概就是他能够战胜病魔，老而弥坚的原因。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完成。”朱祖延说，《语言文字典》已经编了十年，进展不尽如人意，症结在于愿做的人还“不能”，能做的人却“不为”。世事浮躁，能耐得住寂寞的人越来越少。

几位接班弟子的早逝，造成他最不愿看见的事实———古籍研究所里，40岁到60岁的主力队伍出现“断层”。而朱祖延，以83岁高龄，还不得不主持大局，为古籍所里年轻人的待遇四处奔走呼号。

为培养后继人材，朱祖延送古籍所的年轻人出去读博士，希望他们能学好本事，早日成为国家古籍文献事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