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仕波：“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与引导对策

随着英国脱欧成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个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后真相”（Post-Truth）成为《牛津词典》2016年的十大新词，意为“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此后，以“后真相”为前缀的词组搭配不断出现，如“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新闻”等，“后真相”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思潮与观念。当前，“后真相”现象在网络空间中时有目睹，其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影响非常大，致使“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论更加复杂多样，这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

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特点

伴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网络舆论呈现出新的特点，如舆论场域上的反相共生性、内容上的真假同构性和评判上的情理倒序性。

1.技术赋权：舆论场域上的反相共生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越来越大，人们在网上可以自由表达的公共舆论场域的样态更加多样纷呈，舆论涉及的内容与信息更加丰富多元，微信、微博等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舆论平台和场域。网络空间成为信息的集散地、舆情的发酵池与各种思想交锋的主阵地，呈现出鲜明的反相共生性。一方面，舆论场域具有开放性与自由性。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拿起麦克风随意地在话语广场上说出自己的想法，看似喧嚣的信息闹市却是一个原子式的机械团结。网民是孤立的、封闭的个体，在话语广场上只管喊出自己的心声，而不顾及他者的感受，个体与个体之间缺乏真正的沟通、认同。人越是处在流动性强的、人员庞杂的公共场所中，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就越强烈，就越需要归属感，不断寻找价值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集体的依归。人类的这种心理特点与情结致使网络中各种“共同体”的出现，各种“圈群”应运而生，尤其在微信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方面，舆论场域具有自囿性与排外性。这在微信、微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人们基于血缘、文化、习俗、职业、爱好等因素构建了形色各异的“圈”与“群”，每个“圈”与“群”可以说都是一个或一类共同体，如血缘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合作共同体等。“圈”与“群”中的“过滤气泡”与“回音壁”效应特别明显，同一种声音、价值观在圈内或群内不断地传播、强化、动员，促使圈内的成员对其产生依附感、轻信感与认同感，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将更加自我封闭与固化，形成“信息茧房”，而拒绝与其他圈群进行沟通与交流，这就很容易导致极端思想的蔓延。不同的舆论场域是封闭的、孤立的甚至是对抗的，网民会根据自身的考虑进入不同的圈群。

2.利益驱动：内容上的真假同构性

网络空间是个万花筒，其中充斥着各种谣言、八卦、谎言等无稽之谈，并且通过夸张的标题、耸人的话语、煽动的词汇、戏谑的态度呈现于众。一些网民为了炒作、吸睛与谋取利益，不惜成为“标题党”、“戏精”，譬如在微信中打着各种幌子来营销自己的商品。尤其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所谓的公知、“网络大V”打着还原“真相”的幌子，以研究的名义，有意歪曲与篡改党史国史，在网上肆意散布政治谣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内，一些错误思潮和观点不时出现，有的人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国际上，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部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1] 欲蹭热度上头条者有之，欲涨“粉丝”赚流量者有之，欲吸睛捞钱者有之，欲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者有之。不管是普通的网民，还是所谓的公知，他们故意散播不实信息都是利益心在作祟，其中既有普通的经济利益纠缠，又有特殊的政治企图裹挟，质而言之，网络空间成为多元群体的利益角力场与争夺地。

正是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后真相”时代网上的舆论呈现出第三种事实：亦真亦假，抑或半真半假，“即信息内容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不完全客观也不完全虚构，是一种情绪化的现实”。[2] 这类第三种事实是主观有意地建构与制造出来的舆论假象，具有鲜明的真假同构性。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发布者根据自身的利益、情绪擅自对客观事实进行消解、隐匿、重建，让信息似真似假、似有似无，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真假互渗并融为一体，让信息的接收者“乱花渐欲迷人眼”。舆论内容上的真假同构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第一种，以假幻真、形真意假，通过虚假的形式隐藏真实的意图。第二种，以假渗真，亦真亦假，真假并现，具有并列性。通过亦真亦假的信息吸引网友的关注与点赞，干扰他们的判断力。

3.证实偏差：评判上的情理倒序性

“后真相”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感、个人信念优先，理智与事实真相滞后，在判断上呈现情理倒序性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在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犬儒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使用“道德绑架”、“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的“键盘侠”时有耳闻，给客观事实“添油加醋”、“涂脂抹粉”、“改头换面”的“戏精”屡见不绝，“后真相”现象俯拾即是、样态百生。网络中，情绪任性的宣泄者众多，理智的判断者较少，情感裹挟着理智作判断，理智被情感拖着走。造成上述独特镜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证实偏差的自囿。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证实偏差是指当人确立了某一个信念或观念时，在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寻找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的倾向。人们会主动选择支持自身信念、爱好、偏见的信息，而主动忽略与自身信念相悖的信息。这样，个人的情感、信念、偏见致使理智迷昏地跟着前者走，思维定势与情感锚定的效应干预、干涉理智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这为网民在判断上的情理倒序性奠定了心理基础。其二，网络上修辞术的泛起。修辞术是指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一般运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如政治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未来的事情）、诉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过去的事情）和典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当下的事情）”。[3] 当前，一些深谙修辞术的网民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主动迎合并肆意在网上卖弄其修辞术，不讲逻辑，不讲事实，而诉诸感情的宣泄、煽情的话语与大胆的谎言，特别是使用一些在情感上打动人或情绪上激动人的比喻、暗喻或者象征等手法，刻意制造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同情感的舆论事件、舆论新闻，以便误导民众。有学者认为:“修辞术之路意味着公共领域将被煽动、蛊惑、宣传和炒作所左右，更煽、更装、更廉价的意见将胜出，将成功地引导并且代表大众走向错误。”[4] 网上诸多舆论信息就是修辞术衍生的产品，部分人利用它在网络空间中混淆视听、攫取不当利益，这是造成“后真相”现象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后真相”时代给网络舆论引导带来的挑战

网络舆情对党和人民有着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5] 在“后真相”时代，许多网民在网络空间中遵循“情感优先于事实”的逻辑参与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呈现“后真相”特征，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加剧民众的心态失衡，恶化网络舆论生态

“后真相”现象不是在单一思潮与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在网民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受到民粹主义、犬儒主义、反智主义等思潮的诱导催生而成的。在网络空间，犬儒主义者怀疑一切的他者，用各种冷嘲热讽的话语来戏谑、嘲讽主流价值观；民粹主义者打着维护草根民众利益的幌子，煽动网民反权威反精英，鼓动网民“仇富仇官仇专家”；反智主义者否定追求客观性与真相的可能性。在“后真相”现象的不断强化和影响下，网民的心态极易受到扭曲与失衡。情绪躁动和任性宣泄是其首要的表现。“后真相”强调的是“情感优先，事实滞后”，所以，“后真相”的制造者抓住网民的“痒点”、“痛点”、“泪点”，运用煽动技术，“以泪掩过，以悲遮羞，以拐弯抹角层层叠叠的形容词和情感充沛的惊叹号遮掩逻辑的苍白”。[6] 为此，网民的情绪极易被他们煽动与激起而“利令智昏”与“情令智昏”，甚至会成为“网络暴民”、“网络群氓”。此外，“后真相”现象容易促使网民产生信任心理的异化，“信任不应该信任的，即无原则信任，结果将造成信任的功能性失调；不信任应该信任的，即强迫性不信任，结果将阻碍信任关系的互动”。[7] 信任的错位、越位和乱位是网民心态失衡的重要表现，如有些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有些网民“不信事实，信谣言”。在网络空间，当情感被毫无节制地煽动，情绪被任性地宣泄，信任对象与内容被不断地异化，那么，诸多充满戾气、暴虐、丑恶和失态等负能量的语言与行为就会在网络空间甚嚣尘上，势必会破坏网络舆论生态。

2.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提高，舆情安全漏洞可能频出

当前，随着“后真相”浪潮来袭，网络舆论信息中的假新闻不断增多，它们掺杂于海量的信息之中，短时间内难以核实它的真实性。同时，舆论背后的观念更加具有多元性，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网络中纠缠共生，而每种思潮背后代表的都是部分群体的利益，可以说这也是多元利益的交锋与碰撞。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愈益模糊，线上与线下更加交织重叠，谎言与真相更加真假难辨，舆论场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概而言之，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的难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舆情变化速度更快。在“后真相”时代，人人手握麦克风，网民争相在网络中发表意见，网络舆论被不停地更替与迭新，这给网络舆情的监管带来巨大的挑战。二是舆论监管的宽度更大。网络空间是一个自由而辽阔的信息广场，进入这个信息广场的道路有很多，进入网络的端口也非常之多，因此舆情监管非常不易。三是舆论信息的真假辨识度更难。一些所谓的“网络大V”、“公知”为了谋取利益，有意把普通事件炒作成敏感的政治事件，煽动民众的情绪，还有部分网民或者有意而为之，或者无心之过地制谣传谣，特别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网络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在浩瀚的网络中甄别信息的真伪犹如大海捞针，这对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是要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干扰和破坏，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旋涡。”[8] 面对如此的网络舆论境遇，网络舆情治理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舆情安全的漏洞就很有可能频出。

3.消解网民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在网络空间，各种利益在纠缠，各种思潮在角力，互联网俨然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当前，“后真相”现象在网络上时有所见，特别是政治谣言与披着娱乐外衣的意识形态渗透，其危害性不容小觑。首先，“后真相”现象的泛起侵蚀、挤占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空间与资源。政治谣言等后真相现象具有极强的吸睛功能与煽情效应，当它们充斥于网络中并与主流价值观混杂在一起，它反而更容易吸引人和占据传播优势，从而干扰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蚕食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与作用空间。其次，“后真相”现象强调“情感优先，事实滞后”，其与主流价值观的精神实质是相悖的。“后真相”倚重情感宣泄，轻视事实探究，网民的理智被情感拖着走，质而言之，这是在错误的认知方式下而产生的另类“真相”。“后真相”现象势必会影响网民追求事实、追求真理的激情，而怀疑甚至否定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可能性与价值意蕴。最后，“后真相”现象中的意识形态渗透危害党和人民。“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9] 其中，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之一。他们不断利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片面解读中国社会制度与现实问题，妖魔化的有之，污名化的亦有之，其最终目的就是煽动群众对党与政府的不满，企图搞乱人心。

三、“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的引导策略

面对“后真相”时代的时空境遇，我们应积极探索网络舆论引导策略。建构引导策略的逻辑进路为“认知矫正- 利益关切- 监管到位”，应从认知方式、利益获取与舆论监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优化网络舆论引导的效果。

1.认知矫正：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舆论是把双刃剑，舆论能凝心聚力，鼓舞人心，也能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关键要看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网络舆论的内容异常庞杂，舆情的发酵非常迅猛，特别是在“后真相”时代，诸多假新闻不但不被网民所批判反而受到他们的追捧，假新闻成为部分人的牟利工具，沉溺于浏览假新闻成为一些网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遭遇如此的网络舆论境遇，我们必须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引导舆论走向，主动构建网络舆论阵地，让主流价值观在网络场域蔚然成风，才能做到“顶得住、打得赢”。首先，主动构筑具有亲和力、吸引力与影响力的网络舆论阵地。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主流媒体在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自媒体转向、融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10] 为此，我们需要建立网民信任、喜爱、愿进愿听的舆论场域，在官网官微等的外观设计上要提高“颜值”，尽量做到形美音良，具有美感；在言语的表达上提高“言值”，使语言更加接地气和有魅力；在思想深刻度方面要提高“研值”，使舆论内容具有思想的穿透力与说服力。其次，积极探索网络动员、舆论传播的机制，扩大主流价值观的辐射范围。舆论阵地建设还需要考虑如何能守住阵地与扩大阵地，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思想在网络舆论场域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使科学与真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最后，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此外，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有力的批判和驳斥，对肆意流窜于网络空间的谣言、谎言等不实舆论进行揭穿与遏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增强主流价值观的说服力、影响力，不断地引导网民匡正自身的认知。

2.利益关切：构建利益共享与沟通的平台和渠道

“后真相”现象得以产生的因素形态各异，诸如网络技术的推动、人们信息接收方式的改变等，不管是情绪的对抗与任性，还是政治谎言的制造，究其本质，其最核心的驱动力是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表达、追逐与博弈。舆论虽然发生在网络空间，但其根源是在现实生活中，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为此，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既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分配、共享与共建等问题，也要注重在网络空间对网民的引导与关照。首先，关照民众的利益。网络中的诸多言论都与现实的利益获得状况纠缠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就是要求让人民群众从国家改革发展中获益，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助力。我们应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让他们在参与劳动、参与国家建设与改革中过上幸福生活。其次，畅通利益的表达渠道。若官方的主流渠道未能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那么，他们就会寻求各种“旁门左道”去表达利益，甚至会出现不听“真理”而听“谣言”的现象。党与政府部门要构建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运用官网官微等网络平台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搭建良好的平台，为构建和谐的群众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构建利益保障机制。对合法利益要给予充分保障，对不合法的利益要坚决打击，起到追美祛丑的示范引领作用。我们知道，当正当获取利益不被推崇，而不正当获得利益反而被追捧与追随，那么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网络空间形成一种坏风气，形成一种不正确的利益观。对网民利益的关切是进行网络舆论引导的基础性工作，对网络舆论引导有着重要的托底作用。

3.监管到位：完善信息发布与审核的治理体系

在假新闻盛行的“后真相”时代，对信息进行核查与检验的工作变得愈加重要与必要。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纷纷建立了相应的信息核查网站，成立了相应的信息核查部门。我国当前主要以国家的行政力量来监管，如中央网信办、宣传部等，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协助信息核查的完成，以便激浊扬清。舆情监管包含“舆情预判-舆论源头审核- 事后核查”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利用大数据与计算机智能算法对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进行监测与预判，做到防患于未然。其次，完善信息发布的审核机制，在源头上对信息的真假进行把关和审核，如要求实名制认证微信、微博等。最后，对发布出来的信息，选择其中影响重大的信息进行再次审核，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在事后审核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信息核查机制的构建主要有以下三种主体：首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充分发挥党在舆论监管与指导上的“把关人”作用。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究其根本是关乎党与国家命运的工作，为此，应充分发挥党与国家的主导作用，利用行政资源的优势，协调党政部门、社会组织等进行信息核查方面的合作，增强合作的力度。一方面，党政机关部门对政治性、原则性等问题不能含糊，要旗帜鲜明、敢抓敢管，对出现偏差和错误的要严肃批评、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党政机关要承担起组织、协调信息核查的各项工作事务，发挥好勤务员的作用，从而推进信息核查工作。其次，通过立法等途径，引导大型门户网站、自媒体平台等网络平台的运营者加强媒体自律，自觉承担净化舆论的社会责任，谁负责的平台，谁就要对其平台发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最后，充分发挥民间人士的信息优势，迅速、及时地对网络舆论信息进行核查与反应。综上所述，舆论引导要全方位、全过程地对舆论信息进行监控与管理，不断地完善监管体系，从而更好地净化网络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