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方案，既是对于逆全球化的批评性回应，更是对于全球化的积极推进，目标在于搭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合作平台，以经济互通促进政治互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推进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笔者认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国内事务与当代世界的国际事务已经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其能否成功及其成效如何，一方面在于是否能够自觉有效地把国内发展提升到国际水平，另一方面在于能否自觉有效地把国际事务融入国内发展。为此必须科学合理地统筹世界和中国两个大局并推动全球治理格局和中国国家治理均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从国际方面看，既要能够主动适应全球治理变局及其多维挑战，更要能够引领全球治理变局走向健康方向；从国内来看，既要依托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要能够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和高水平的“内外兼修”，并真诚谋求“合作共赢”，我们才有可能在二者的有序有机结合上既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作出更加积极有效的贡献。

一、多维探析合理定位“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实践中有了很大进展，在国际上也得到了相当多国家的积极认同。但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来看，也还存在一些简单化的理解，甚至存在着一些误解与质疑。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单历史类比，认为“一带一路”就是古代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简单再现与现代翻版，实施“一带一路”仅仅是要重建历史上的国际贸易路线。由此国内的相关地域和省市县乡努力寻找和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强化各自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以确立在“一带一路”中的现实地位。而相关国家和地区也致力于唤起历史记忆，寻找古代丝绸之路在各地域各国度的痕迹，并以此作为自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依据。简单化的历史类比忽略“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创新内涵，极大降低了“一带一路”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其二，狭隘功利追求，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扩大对外投资，向海外转移国内产能，传统企业在海外的规模扩展，或经济利益的分割。一些中国企业希望借船出海到相关国家谋求发展，甚至希望从国家大项目中分得杯羹。而一些域外国家和企业则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一个大的经济援助计划，甚至将其看作二战以后美国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期盼获得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狭隘的功利追求有可能扭曲各方对“一带一路”的价值期盼，有可能把“一带一路”建设引向歧途！

其三，偏狭政治猜测，认为“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目的是依托于经济国际化加强和展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如上所述，一些人不仅将“一带一路”看作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新马歇尔计划”，而且认为它与当年美国在二战后为振兴欧洲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一样，既有经济援助，更有政治目的，是中国展示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重要方面。有的人甚至将其与美国日本等12国曾经签署的“TPP”（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联系起来，看作一种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组织，由此而产生出对于“一带一路”的很多负面理解与非议。这些偏狭的政治猜测有意抹杀“一带一路”的正面意义和积极价值，导致一些国家存在不应有的抵触情绪和抵制态度。

应当看到，以上理解尤其误解与质疑有的是出于认识论方面的原因，涉及观察和理解“一带一路”的视角与方法问题，存在着认识的片面性与全面性的差异，有的是价值论方面的原因，涉及不同的单位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价值定位方面的差异，有的则是由于“一带一路”作为由中国提出的新发展构想，本身所具有的新颖性、创新性和复杂性，需要更加全面深入的说明与定位。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全新构想与重要方略，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的关键时期以自己的力量推进全球化的积极努力，其目的在于促进全球化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新发展。只有立足于这样的思想高度才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应各种简单化理解、误解与质疑，对“一带一路”做出全面正确理解与科学合理定位。

 （一）时代定位：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复兴现代中华文化，推进人类新文明构建

“一带一路”是一个拥有浪漫名称与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倡议，因此对其开展历史类比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是不能仅仅做简单化的历史类比，而应全面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根基与丰富时代内涵。

首先，确认“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其深厚的中华古代优秀历史文化基础，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首次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从那以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和相关史实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普遍认同。丝绸之路包含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开放之路和繁荣之路，促进了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之间的交汇与融合，形成了“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文化。正是立足于如此悠久厚重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更加坚实的历史基础，更加富于历史感和文化依托。

其次，超越近代以来的世界分化与文化隔离。今天来谈“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丝绸之路的后续中止、世界的近代分化和各国之间的文化隔离。在世界文明的近代发展中，世界各国之间陷入战争，中华民族遭遇巨大苦难，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还被打上“东亚病夫”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重要贡献。国外一些人却又开始唱衰中国，质疑中国的和平崛起，甚至宣传“中国威胁论”等。在这种背景下，倡导“一带一路”，就是要将古代丝路文明活化，使之融入并塑造当代中华文明，向世界传输中华文明进步的成果，表达中华民族的友善、智慧与热情，扩展相关国家与民族的共同利益与文化融通，吸引他们超越近代以来的分化与对峙，寻求与创造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之路。

最后，创造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带一路”倡议还具有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那就是为当代人类文明注入更多的中华文化优秀内涵，为创造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可能。“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于中华古代优秀文明，巧妙而又合理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旗帜，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注入新时代文明的丰富内涵，重新塑造中国的时代形象，既使中华古代优秀文明得以彰显和活化，获得了丰富的时代意义，更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促进其内容的更新与形态的演变，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二）经济定位：统筹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现代经济体系，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国际交往的主线。“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有其重要而丰厚的经济内涵，这也是其吸引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各个国家和企业对于“一带一路”有经济和利益方面的考虑和追求都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但却不应当有片面的利益诉求和过度的功利追求。

首先，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新常态，自觉将中国经济纳入到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改善与经济质量的根本性提升。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有效统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巨大市场，全面配置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种重要资源，统筹运用对内引资和对外投资两种重要渠道，同时加强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双向互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与升级，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地区，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地带。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可以也应当积极扩大向西部的开发开放，促进西部地区大发展，努力把我国广大西部地区从改革开放的末梢地带变成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的前沿地带，助推东中西部地区在更高的程度与水平上梯次联动并进，通过加快解决西部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积极推动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充分的问题。

其次，通过“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共创共享发展机遇，改善我国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古代丝绸之路经济本身就是互通有无的经济，以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为纽带，带动相关国家和地域之间的商品贸易与经济发展。今天的“一带一路”同样要带动甚或引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与14个国家陆地接壤，还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国内发展。从总体上看，周边国家与我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加强交流、合作符合彼此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促进共同发展，为国内发展创造稳定、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

最后，通过“一带一路”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以“中国方案”和“中国动力”创造新兴经济带，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创造包容性全球经济新体系。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正发生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在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当时全球经济的巨大伤害，其深层次影响还在延续和扩散，世界经济发展仍然非常缓慢，复苏乏力。面对着全球经济发展困境，各国不得不自寻出路，导致世界发展方式分化，产生出新的利益与模式冲突。原有的国际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遭遇多种挑战，正在酝酿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发展从局部到全球都面临严峻挑战。同时，由于现有国际合作的碎片化、分立性与排他性，世界缺少足够的手段和力量把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一带一路”建设以亚洲和欧洲国家为重点，以陆地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东边连接具有巨大实力和潜能的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高度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贯穿亚洲和欧洲大陆，带动非洲大陆，涉及世界60多个各种类型的国家，涵盖44亿人口，其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有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活力最强的新兴经济带。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我们可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进资源高效配置，推动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促进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将极大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消解各种形式的“逆全球化”思想与行动，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三）政治定位：以经济融通促进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直接地看是经济商业和贸易问题，更深层地看是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问题。通过“共商、共建和共享”，我们不仅应当也可以努力实现经济融通，还应当致力于增强世界各国的政治互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通过平等协商增强政治互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各国之间在思想体系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要达到真正的政治互信则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在增加，有的国家甚至强化了“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等不同的声音。世界的动荡与转型需要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呼唤，也是对其的挑战。“一带一路”建设直接看来是一种项目建设与经济交往，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种规范交往和制度协调。正是由此，“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公开透明、自愿参与，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我们尤其要重视和培育开放协调共赢的区域合作精神，强化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结纽带，增强不同制度之间的政治互信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在更高的意义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许还可以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一种全新的制度与道路选择，为解决各国问题乃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次，通过经济互惠促进民心相通。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中国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很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有所淡化。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很多外国投资者首选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则借用海外资本发展了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海外市场，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成为主旋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是中国积极地走向相关国家，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原则，积极构建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模式、多元合作平台，切实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与他们分享中国发展的福祉，增强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另一方面，通过新丝路文化和新丝路精神的构建，张扬中华丝路文化所崇尚的筚路蓝缕、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谊尚义、团结友爱、合作共赢等核心价值，努力使之国际化、世界化、全球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此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人民的民心相通。

最后，通过合作共赢加强文明互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存在着政治制度的差异，也存在着民族文化与文化形态的差异，还有不同宗教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由此，“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尤其重视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强调文明的共存与互鉴。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正是在以上全方位努力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将通过经济融通、政治互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构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二、顺应并引领全球治理变局，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其国际背景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应对全球治理变局中生发出来的，相应地，“一带一路”建设也必须清晰认识当代世界治理格局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方面应当科学认识和自觉有效顺应全球治理变局，另一方面应当努力引领全球治理变局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一）深刻认识全球治理格局的当代特点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是在按照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和世界规则开展活动，遵循WTO 的规则改变自己，在既成的世界体系中发展自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努力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今天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外交格局等都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治理格局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势，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出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和平仍然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但局部战争不断，战争管控仍然乏力，战争威胁并未消除。二战以后的世界在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的大格局，但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局部战争却一直没有中断。就战争的形式而言，随着高科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新时期的战争展示出全新形态，巨大战争机器随时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无情力量。与此同时，人类的安全威胁不仅在传统领域仍然非常严峻和突出，也日益广泛地渗透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且借助于信息化网络化新兴传媒而拓展，形成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广泛存在、内在交织、恶性互动的复杂局面。战争管控仍然时刻挑动着人类的脆弱神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敏感领域和严重问题。

其二，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仍然是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并由此而继续成为世界各国自觉彰显的普遍主题，但对何谓各国最佳的发展道路，何谓各自有效的发展方式和治理模式，则在不同国家和制度之间形成不同的看法与选择。近年来，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力，继续推进，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经济下行，因此导致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趋向保守，甚至保守主义之风日渐盛行。从总体上看，当前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但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将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内在相关性往往以负面的方式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值得警惕。

其三，与经济一体化形成悖反运动的是，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确和紧迫，使得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对于空间隔离的急速消除，又引发或者扩大了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生态追求方面的价值差异。不少国家的地方保护主义再度抬头，领土、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需求日趋加紧，地缘政治关系变得空前敏感与复杂，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在当前全球政治治理格局中，一方面是联合国等常设机构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各种新兴的全球性与区域性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不断涌现。各种形式的新型国际组织一定程度上削弱着全球治理中原有大国的力量，彰显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方向，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发展。

其四，民族文化多样化继续发展，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冲突加剧，各种形式的极端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广泛兴起，作为人类文明毒瘤的恐怖主义全球蔓延，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安全，挑战着人性和人类文明底线。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信息化一方面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缩小了不同国度的空间隔离和民族文化差异。一些民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发展，另一些则受到挤压甚至侵略，由此带来了一些民族的生存危机感。各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自我保全与自我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紧迫问题。

其五，高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信息化网络化迅速扩展，不仅加快推动着产业变革，改变着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正在造就一种真正立足于高新科技和信息化的全球分工体系。各国都应当也必须依托于自己的高新科技和信息化水平，重新定位本国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体系中的位置，并根据这种定位选择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治理体系。

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要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复杂多变的世界。充分认识并自觉应对全球治理变局，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和取得实效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既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思想指导，也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价值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当代人类更好认识自我和处置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原则，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价值导向。

人类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认识由来已久。西方古代人的“诺亚方舟”传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等，都反映了当时人们所具有的共同体意识。1972年以来围绕罗马俱乐部发出的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警报，以及后来引发的“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讨论，人们关注着地球生态生物圈对于人类发展的可承载能力，“地球村”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说法集中反映着由此而产生的地球生存与危机意识。

应该看到，由中国发起并努力推进的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阐发和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思想上来看，这意味着对于全球化所造就的当代世界格局的一种高度清醒的认识。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正促进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原初的以家庭和种族为单位，经过以民族和国度为单位，形成以国度、民族、宗教等元素复杂交织的格局，正在转向以人类整体为单位的新的视角。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全新阶段。自觉认识和科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

第二，从实践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础性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当代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着深刻的变迁，人类未来走向何方已经成为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将作为一种富于建设性的积极价值取向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三，从中国未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中国领导人提出和阐释，表明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与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展示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应有的时代担当，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的理论背景，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基石，使中国有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建构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积极应对并努力引领全球治理变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构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和重要途径。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变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当也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变局，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为此我们提出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继续维护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保护和扩大中国的发展空间。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是一个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体系。我们要继续学习和跟进世界现代化，努力开拓中国在既有世界格局中的发展空间，尽最大可能又快又好地发展中国。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既有这种责任和义务，也有相应的权利和力量。

第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以项目带动，与各国交往，分区域突破，在世界总体复杂格局中逐步开拓于我国更加有利的新发展领域和新发展空间。当代中国的发展仅仅靠跟随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建设要逐步实现由“点”到“线”到“面”到“体”到“系统”的拓展、深化、提升，通过扩大增量来改变和完善世界现有格局，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促进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持续全面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良性健康合作共赢，构建新的跨国度合作发展道路，回应世界各国对于当前人类发展道路的疑惑，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比较优势，为那些既想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与民族对于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争取对于全球发展未来战略的更多话语权、主导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积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方向。

三、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构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独特方式，承载着特殊的国家使命和国际责任，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将国内发展提升到国际水平，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投身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当代发展。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的制度建设、企业治理和国民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也必然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深度认识“一带一路”所承载的特殊使命

首先应当明确，“一带一路”建设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从追随世界现代化到实现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转变。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某些领域已经做到了与发达国家同歌同行，一些领域已经开始有所超越。从根本上说，中国已经进入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一个新时代。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中国道路的重要而又独特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不仅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好自身的内部发展问题，也有可能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一种更有魅力的中国方案。

（二）深度认识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所承载的内部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体系迅速多样化，其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都已经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这种多样化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选择空间，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鲜活、丰富、多彩，但它也带来了中国社会在区域、行业、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给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很多新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我国在发展方面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同步解决以下问题：既要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经济规模，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又要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使之更加健康合理，还要尽力降低资源消耗，节约能源，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很明显，这种低能耗、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对我们的治国理政提出了很高要求，也对“一带一路”的全面实施提出了巨大挑战，要求我们更加自觉主动地贯彻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加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健康发展。

（三）着力提升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承载如此重要的使命，“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既依托于并呼唤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为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施展空间和发展机遇。由此我们至少应该在三个层面同时着力：

第一，在思想理念上，要大力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思想品格和战略定位。“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大设计，也是面向世界的全球战略举措，其最大特点在于将国际建设和国内建设集于一身，将国际发展与国内发展融为一体，实现内外良性健康互动。而能否实现这样的集合与融汇，既取决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科学认知与准确评估，也取决于对国内发展方向的全面认识与准确把握。由此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和有机地统筹国际事务和国内发展两个大局，既以对国际发展战略态势的科学预见来谋划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确定中国社会发展未来方向，并将其具体化到“一带一路”的实施计划和建设项目中，使之具有足够的国际需要和国际意义，又能依据中国未来长远需求设计中国在一定时期走出去的方向与路径，并将其转化为“一带一路”项目，有效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力量和中国特色，影响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外兼修”，我们既能够自觉有效地把国内发展提升到国际水平，为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能够自觉有效地把国际事务融入国内发展，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内涵。

第二，在价值取向上，要努力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品位与文化品格。“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势能战略。势能传输的特点是从高到低，从强到弱，从大到小，从新到旧，等等。中国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是否真正具有比相关沿线国家地区和民众更高的品位与势能，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归根到底要由一个一个的企业和单位来具体实施，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运作水平决定着所在项目的进程。我们应当科学遴选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单位，使他们真正成为“一带一路”中的中国代表，发挥出良好的示范作用，切实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价值品位和文化品格。

第三，在体制机制上，要努力提高“一带一路”管理运行的制度体系和规范品格。要努力探索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依托和实施体系。为此必须努力把全球治理与中国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自觉将全球治理与全球善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国际依托和发展方向，将国家治理提升到全球治理内在组成部分的高度，另一方面以现代化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参与全球治理，展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要通过加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与国际法律法规的对接和协调，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能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准入体系、监控体系、激励机制和淘汰机制等，更好地发挥和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优势和制度优势。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时代性、全局性的工程，其最大创新和最大特点正在于上述特殊的“双向兼顾”、“内外双修”及其所达到的“同频共振”与“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应当能够自觉应对中国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继续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双向需求与双重挑战，科学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双向目标与双重价值，切实依托于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激励与双重支撑，同步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变局的双向建设与双重建构，在有效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