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利丰：金融资源错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研究

技术进步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现实中，技术并非独立于生产要素，而通常以提高要素生产率和配置效率方式与资本和劳动要素耦合发展。［1］但对于转型发展的中国而言，由于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并不高，政府长期通过行政手段对资本价格进行管制，导致资本价格扭曲及错配现象，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资本要素价格的扭曲不仅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据阿斯芒鲁（Acemoglu）的定义，如果技术进步使资本劳动的边际产出比上升（下降），则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劳动）；如果技术进步不影响资本劳动产出比，则技术进步是中性的。［3］一般而言，一国技术进步的提升主要源于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途径，在资本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会刺激企业密集使用资本要素，以低成本优势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较少有压力和动力学习先进技术、进行技术研发［4］，最终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不仅对我国长远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影响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5］。

一、文献综述

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干预区域内银行的动机，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区域内银行的信贷资源来弥补弱化的财政功能［6］，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金融资源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实行有差别的配置，导致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凸现［7］。金融资源错配不仅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配置，同时它与技术、创新等要素相结合，对经济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8］黑斯和克利鲁（Hsieh&Klenow）认为资源错配不仅影响技术进步，而且使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极大的损失。如果中国和印度的资源配置达到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和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分别提升30%～50%和40%～60%。［9］戴静等人认为，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国有经济比重的创新产出，进而拖累了地区的创新产出。［10］米德甘和徐（Midrigan&Xu）的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扭曲了超过40%的企业进入和技术采用的决策，造成一国总量生产率下降的比例大约在5%。［11］汪伟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具有异质性，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金融要素价格扭曲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7］白俊红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对创新生产率的损失具有正向影响，如果消除了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中国的创新生产率将提升20.55%。［12］刘任重等人也认为，金融资源配置不当不仅会降低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阻碍企业的技术进步，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3］

在要素市场发生扭曲的条件下，整个要素市场的价格会发生相对变化，要素相对价格改变会诱使企业使用相对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从而引起要素市场相对投入的变化，而要素相对投入的变化对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14］。阿斯芒鲁（Acemoglu）也将要素投入变化作为影响技术进步偏向的重要因素，认为要素相对投入的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偏向具有显著性影响。［3］技术进步偏向是资源要素配置特征的一种表现。［14］事实上，现有文献已经验证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戴天仕等人通过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研究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而且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速度越来越快。［15］尽管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劳动力存在异质性的背景下，我国的技术进步偏向技能劳动力［16］。对此，张莉等人认为，我国的技术进步偏向技能劳动力应归结为资本偏向。这是由于，我国大量引进发达国家技能偏向型技术往往体现在资本和设备当中，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加依赖于先进设备的使用，对技术的回报也应包含在资本的回报中。［17］对于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原因，易信等人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国有经济比例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是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主因。［18］邓明认为，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了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19］陈欢等人认为国际贸易是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主要因素。［20］尹今格等人认为，国内研发、出口和FDI使得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21］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分析了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原因，但却忽视了金融要素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由于我国金融资源在配置时存在政治性主从次序、地区信贷配额制度、利率管制等制度上的因素，从而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着人为扭曲。［22］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长期通过金融抑制政策来压低资本价格，资本要素价格的抑制使整个要素市场发生相对价格的扭曲，而要素市场相对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本要素相对投入的变化，资本要素相对投入的变化使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现有文献在研究技术进步与金融要素之间的关系时，或分析金融要素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或研究金融错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鲜有文献将金融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拓展到技术进步偏向的层面，因而存在着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笔者的主要观点是，金融资源错配导致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并经由这一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二、金融资源错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以财政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向中央集中，在经济建设指标仍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目标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通过直接行政干预、影响银行决策、逃废银行债务等方式竞争金融资源、缓解预算约束。尤其是在银行系统实施“条块管理、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对辖区内银行拥有人事任命权，从而可以直接干预国有银行贷款的数量和方向［23］。在银行体系实施垂直化管理改革后，地方政府通过参股或控股城市商业银行，以商业银行资金作为国有银行资金的替代或补充，强化对金融部门的干预［23］。地方政府利用其控制的金融资源，通过干预信贷扶持国有企业，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卢峰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经济部门，不到20%的金融资源流向了非国有经济部门，而非国有经济部门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在70%以上。［24］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优势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天然联系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源流向国有企业的比例越大，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就越强［25］，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的动机越强烈［26］。

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金融资源，影响各类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行为。［18］当长周期、高风险的自主创新无法满足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要求时，为了追求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将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技术引进部门（主要是国有经济部门），鼓励其引进境外先进技术。［27］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行业，其技术引进水平越高，金融错配下的低成本资金强化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引进倾向。［28］与发达国家经济的技术变迁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近40年的宏观经济运行始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即地方政府在企业技术引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代表着未来技术进步的方向，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技术自主创新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我国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在技术引进收益大于自主创新收益的预期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达成共识［29］，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也愿意向收益确定性的技术引进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从而加快我国追赶发达国家技术前沿的步伐。既然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技术变迁模式以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为主，那么这样的技术进步路径也就体现着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特征。［27］

（二）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

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我国技术进步全面偏向资本的市场安排。［18］我国要素市场系统性扭曲主要体现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被全面行政低估，而在各种要素价格扭曲中，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对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具有深远性的影响。［18］在资本要素价格被低估的背景下，企业会密集使用大量廉价资本，以低成本优势弥补技术不足，或者更多地引进密集使用资金的物化技术进步形态，即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和生产设备。［14］具体在生产过程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企业对资本的投入远远大于对劳动力的投入，进而使生产过程中出现资本持续替代劳动和行业资本密集度不断高升的现象［30］，最终使企业的技术进步朝向资本密集方向发展。

就要素市场扭曲而言，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不仅使国有经济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而且使非国有经济一些行业也倾向选择偏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从国有企业自身来看，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其能享受到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及资源支持，尤其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支持。在地方政府的授权下，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大量廉价的信贷资源。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无法获得合法的企业所有权，从而无法实现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剩余索取权，进而对技术创新产生了负向激励，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将资本投入到自主创新领域的动力。［31］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而言，与自主研发的高风险性和研发一旦成功可能产生的“创新租”而言，技术引进的成本与收益更具有确定性。［27］因此，资本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越高，国有企业享受的廉价资本就越多，对外源性创新资源的路径依赖就越强，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就越低，从而技术进步就越偏向于资本。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普遍呈现资本偏向，在资本要素价格扭曲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不可避免地使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偏向型。白雪洁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成正比，即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行业，其技术进步越偏向于资本。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大力扶持导致国有经济比非国有经济（外资经济部门除外）在资本要素和使用成本方面更具优势。［14］

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在资金配置时存在严重的金融所有制歧视，金融资源大量投向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而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却难以获得融资。非国有经济部门为满足维持运营和进行扩张的需要，具有与外商合作寻求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动机。此时，FDI的流入为难以从国有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支持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成为国内低效金融体系的有效补救和替代。［22］同时，FDI的流入不仅带来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还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间接导致我国非国有经济的一些行业选择偏向于资本的技术进步。［21］

三、金融资源错配与技术进步偏向的宏观经济影响效应

（一）金融资源错配、技术进步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

我国的企业结构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并存的新二元经济结构［32］，在这种结构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着二元的金融市场和两种融资成本［33］：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将掌控的金融资源投放到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分配结构中。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采取低成本控制居民部门的金融剩余，并通过严苛的金融准入限制、利率管制、高准备金率、贷款规模控制以及信贷倾斜政策扶植国有企业，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34］通过对金融资源的干预，地方政府不但可以为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更多的资金，而且还可以让国有企业充当政府的“第二财政”来弥补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以满足政府机构运行过程中的非经常开支。［35］另一方面，出于政治上和金融风险的考虑，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的商业银行贷款政策和纪律约束，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受到严格限制。在正规信贷受到约束的条件下，非国有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高息融资，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约是银行贷款利率的3倍［36］，过高的融资成本严重制约着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尽管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资本回报率远远低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相对融资规模远比非国有企业具有优势。［37］

金融资源错配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由于金融资源错配的存在，存款利率被严重人为压低，作为存款者的穷人获得非常低的利息收入，这种低廉的资本价格被用于补贴国有企业。［38］此时，获得大量廉价资本补贴的国有企业选择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一旦国有企业选择资本偏向型技术，就会加速以资本替代劳动，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诱致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地位愈加强化而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在于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技术。因而，金融资源错配加速了居民财富分配向富人集中的趋势，最终使居民的财富向作为企业家的富人倾斜。［38］同时，我国在技术选择方面呈现出“资本偏向”的逆资源禀赋趋势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使劳动力工资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进一步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状况。［39］

（二）金融资源错配、技术进步偏向与工业产能过剩

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整个银行业大约70%的金融资源。在以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国有资金垄断及国有金融服务于国有企业的问题一直存在。［2］在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之前，政府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将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只有在国有企业资金需求全部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获得剩余的外部融资。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金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融资约束的政治因素虽然有所淡化［40］，但基于共同的国有产权纽带，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者形成体制内的共生关系［41］。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仍存在着“父爱主义”的关怀，当国有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地方政府往往会伸出“援助之手”，并通过行政上的利率管制或以政府信用为地方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为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配置大量廉价的信贷资源。［34］在资本要素价格被扭曲的情况下，以利润最大化为驱动机制的国有企业，有强烈动机采取偏向资本的技术引进和技术研发，实现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18］同时，信贷资源配置扭曲对国有企业扩张产能产生“激励效应”，即国有企业获取的低成本银行信贷资金越多，其产能扩张成本越低，产能扩张规模也就越大。当市场需求没有相应增长时，累积产能无法释放，势必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产能过剩风险。［42］金融资源配置扭曲是我国产能过剩的内在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着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设置的高退出壁垒，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43］当国有企业出现产能过剩、业绩下滑迹象，甚至濒临破产倒闭时，为避免大规模不良贷款的涌现，商业银行仍会向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追加贷款；而地方政府为实现短期经济绩效，通常也会干预银行行为，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继续为这些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提供优惠贷款。［42］产能过剩的存在不仅挤占了高效率非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而且会使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最终转嫁给中央政府。

（三）金融资源错配、技术进步偏向与产业结构失衡

我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企业“二元”（国有—民营）结构特征制约着企业的技术模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44］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的激励下，为了扩大财力和提高地方政绩，地方政府对发展第二产业的热情普遍远超过第三产业。［45］为了刺激第二产业的投资与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将实际利率压低，使内部回报率较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项目实现正的净现值，在实际利率较低的情形下，社会资金需求旺盛，信贷资金供不应求，此时政府采取信贷配给政策将稀缺的资金配置到优先发展工业的国有经济部门［46］，通过扶持国有经济部门的方式间接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从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了负影响。可见，金融资源错配为国有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必要支持，导致第二产业的相对扩大与第三产业的相对萎缩，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自然转型。［47］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渐衰退，劳动力工资的不断攀升，金融资源错配将进一步扩大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激发国有企业主动采用先进技术来替代劳动，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因此，金融资源错配强化了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14］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要素禀赋仍为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并不匹配，这种技术进步方向使国有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导致国有企业集中表现为“低效率”和巨大的宏观效率损失，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程度也将提高。［44］随着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外溢性”逐步下降［44］，国有企业自身的“低效率”所产生的信贷所有制歧视和融资约束，挤占了本应用于非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建设资金，从而限制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进一步上升［48］。

因此，金融资源错配不仅影响技术进步偏向，而且对产业结构失衡也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好扭曲了国有企业的正常企业行为，引致国有企业选择与我国要素禀赋不匹配的技术进步方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好挤出富有效率的非国有资本，在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主导产业、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式［49］，这必然导致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产业结构低级和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直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50］。

四、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对策建议

（一）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资本定价和劳资议价的动态化调整机制

金融资源错配的根源在于我国资本的市场化程度发展滞后，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使资本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市场利率无法根据资本市场供求状态进行灵活调整。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国有企业更易获得大量廉价的资本，导致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而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会拉大劳动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劳动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对我国经济的持续与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因而，要大力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资本定价机制，逐渐弱化政府对资本要素价格的行政定价职能，使资本配置功能向市场转移，真正让市场决定资本要素的价格，减少资本价格扭曲。［2］畅通资本的流动机制，使资本要素根据供求关系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自由流动［51］，防止因贷款利率偏低造成国有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和资本使用过度，或非国有企业由于资金短缺从而发展动力不足。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可能诱致企业热衷于通过资本运作和规模扩张牟取短期暴利，而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自主研发水平的提升。从长远来看，这将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14］因而，要构建资本定价和劳资议价的动态化调整机制，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通过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措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本与劳动议价能力的平衡，抑制资本收入份额的过度上升。［51］

（二）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减少金融资源错配对产能过剩的推波助澜

我国的金融结构是国有大银行在银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而中小银行发展滞后。在这种金融体制下，国有大银行倾向于将低成本资金优先配置给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受到严格限制，由于信贷资源配置上的歧视，非国有企业陷入生存困境。这种信贷资源配置方式不仅扭曲了信贷市场的要素价格信号，助推了国有企业信贷和投资规模的扩张，而且破坏了非国有企业消化国有企业产能的共生机制，强化了当前的产能过剩。［42］

因此，要破除当前我国存在的金融资源错配的局面，减少金融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助推作用，关键是要打破以国有大银行为垄断的局面，大力发展为非国有企业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放开和放宽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尤其要注意消除隐形门槛，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通过构建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减少金融资源配置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52］；另一方面，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可适当放宽发行主体准入、发行条件的限制，增加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公司债券等的品种及规模［53］。

（三）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金融服务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投资过度，而第一、第三产业投资不足。因此，要大力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矫正过往模式下的金融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围绕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的要求，要不断降低“僵尸企业”特别是“两高一剩”行业对信贷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支持这些行业的产业升级和并购重组［54］；另一方面，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关键性产业，如互联网、通信网络、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行业领域采取集中信贷资源扶持，助推这些新兴产业加速迈进“中高端”，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经济转型方向一致，实现信贷资源由低效行业向高效行业转移，信贷配置同产业升级的方向一致，最终实现银行信贷配置结构的优化［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