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谭崇台：千嶂沉云驱旧事,呕心沥血赋新辞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给风雨如晦的中国大陆带来了微弱却终将照亮前程的光芒。这一年,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被改写,谭崇台正是其中之一。这年秋天, 年近花甲的谭先生在历经了长达20年的学术 “流放” 岁月后, 终于迎来了属于中国、属于经济学、属于自已的学术春天! 虽然青春时光早已流逝, 但那願对经济学的执着与热爱之心却依然同年轻时一样苍劲有力地搏动着, 在之后的岁月里于中国经济学领域中翻卷出气象万千!

1980至1981年,谭崇台先生再渡重洋,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学者先后到美国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内华达大学讲学。回望36年前历经九死一生初次登上这片美洲大陆的情景, 谭先生感慨万千。 在内达华大学讲学期间, 一位电台记者对着两隻斑白的谭先生不解地发问: “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 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 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 谭先生质朴的回答中隐隐透着当年力排众议一心回国的坚定: “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 但是, 我是中国人, 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 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 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而他那願笃定热忱的爱国、报国、强国之心也依旧如初。因此,当他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产生于20 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时, 便以一个经济学家敏観的学术洞察力, 洞悉到这门学科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建设的特别意义。 于是, 把发展经济学介绍给自己的祖国, 成为他的一种强烈愿望; 把发展经济学作为自已永恒的研究方向, 成为他不懈的学术追求。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间期间,谭先生收集、 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发展经济学文献。 回国后, 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迅速在中国大陆 面世。 1981年,谭崇台在«经济研究资料»发表了国内第一 篇发展经济学研究论文。此后三十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开拓耕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发展经济学 “第一人” 。 以至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说, 他们那一代人正是读着谭先生的教材和著作来学习和了解发展经济学的。

回国后, 谭崇台先生自此踏上一条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的学术研究之路。 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第一个重大的学术贡献,是在国内最早阐述了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在1982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指社会财富或总产出的增长。衡量经济 增长通用尺度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或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经济发展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 如投人产出结构的变化, 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 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 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等等。 两相比较, 经济增长内涵较狭, 经济发展内涵较广 。 他说, 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 而经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量化, 但更偏于是一个质量概念。但两者又是互相促进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 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发展。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 谭先生还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认为发展应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收人分配不平等的下降、贫困的减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教育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现在看来,谭崇台先生的这一思想与当今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惊人一致, 不得不感叹他在经济学上超凡的智慧和深邃的眼光。而他自已却笑着解释,当年确实提出要注意“科学地发展”,“不过没有上升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 。

1981年,谭崇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mia, Berkeley)期间，与著名经济学家阿德尔曼(IrmaAdelman)教授合影

1982年结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mia, Berkeley)访问研究工作时,著名经济学家阿德尔曼(IrmaAdelman,右二)教授组织了一场欢送 Party。左一为著考 发展经济学家PranabBardha

美国之行也让谭崇台先生深切地感受到, 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停滞导致中国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 。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早日结東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 不仅是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政策难题, 也是摆在经济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苏联范式”在中国已不合时宜,培养出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青年才俊投先生1983年合作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一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 。 这为当时处于苏联范式束缚之下的中国学子打开了一扇新的经济学之窗。质疑的提出、思维的碰撞、激烈的争论, 一场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在中国大陆各大高校悄然拉开序幕, 一个属于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就此开端。

1981年访问美国内华达大学，谭先生与刘涤源系主任合影

1982年,访美归来的谭崇台教授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发展经济学文献,自此拉开了发展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

1985年,是中国经济学界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学界迎来了谭崇台先生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发展经济学»,这门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年轻学科,就此被正式引人这个古老的国度。这本«发展经济学»,从构思到面世,整整耗时五年,字里行间都是谭先生多年苦心探索的智慧结晶,而力透纸背的是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经世济民之心。 书中的开创性贡献更成为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人的集体精神财富一即谭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两面观”主张: 由于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曾经被看作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说”,得到的不是学习、借鉴,而是抵制、否定。 谭崇台先生认为这种认识过于片面。 一方面,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问题为分析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总体上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比如, 结构主义思路重视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 以动态的观点从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 提出结构改革的主张, 指出发展过程具有失衡的特点, 不能任其自流; 新古典主义思路则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作出了细致的实证研究, 得出了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结论,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社会效益、 开发人力资源、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另一 方面, 又要看到发展经济学还带有殖民经济学的痕迹, 新古典主义的纯抽象发展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有很大距离, 也不切合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际情况。 尤其, 中国是一个还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大国, 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其特有的贴切性。因此,谭先生主张应当对发展经济学坚持两面观:既不能全盘肯定而无所取舍地接受它, 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对之不居一顾。

1985年, 参加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会议期间,与密西报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经济学教授合影

1985年参加中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会议,谭崇合(右二)与著名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 等一起讨论

1987年,年近古稀的谭崇台先生开启了他学术春天的又一个时代 。 这一年,他开坛讲学,广免天下英才, 努力将其培养成“先博后专”的发展经济学博士, 成为中国第一位招收发展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此后26 年的岁月里,近70名英年才俊从路加山谭崇台先生门下走出, 成为研究中国经济、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栋梁。 1989年,在谭先生及其门下博士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发展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问世一这本1989 年版的«发展经济学»是谭崇台先生根据多年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 正式确立了1985年初版中初步提出的独特发展经济学体系: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学派和基本理论、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证研究等。 不仅如此, 后人耳熟能详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名词概念最早都出自此书,如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剩余劳动、人口流动、刘易斯拐点、托达罗模型、贫困陷阱、增长极、起飞、主导产业、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库兹涅茨曲线、两缺口模型、进口替代、出口鼓励等等。 该书以其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全面系统而深人的论述而经年不衰, 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称赞道: “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 。”

1989年,谭崇台先生应哈佛大学之邀三度访美,他的妻子也相伴随行。天有不测风云。 国际反华势力借天安门事件煽风点火, 美国修改移民政策: 中国留学生和留外人员可无限期滞留。 在此中国国内形势不明、 国际局势紧张之际, 一些朋友均想以高薪优待留住他, 更有朋友直截了当地问: “你曾经荒废了几十年时间, 这时候回去不怕又和30年前一样?” 相似的一幕, 相似的问题,得到的仍然是相同的答案。谭先生谢绝了朋友的善意挽留, 脸上的微笑一如42年前那样坚定无悔。

1989年秋天,谭崇台以访问学者身份回到母校哈佛大学

1989年秋夭,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期间,参观华盛顿白官

早在80年代初, 在打算系统地将西方经济学介绍到中国之前, 谭崇台先生就考虑梳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以把握这一学科的发展规律和未来的动态发展方向 。 然而他在大量阅读后发现: 目前流行的经济学说史一般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 这样做有其合理性,然而仅以批评为目的来写学说史会妨碍后人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而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线索研究经济学说史更符合经济学的基本使命, 也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时代经济学家们的思想脉搏。为此,谭先生在1982年发表一篇题为«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 的论文, 呼吁学界注重研究经济学家们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 “写出一部经济发展思想史”。在1984 年的一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讨会上, 与会者对他的这一观点产生了强烈反响和极大兴趣, 认为这是个重大的理论创新。1993年,历经十载,由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正式出版,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书中,谭先生尤为重视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思想的研究, 他悉心研究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重农学派的观点以及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思想,得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要结论。譬如,他认为,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限于劳动价值论, 他还是经济增长分析的第一人,他的巨著«国富论»自始至终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线的,尤其是他主张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的源泉; 主张从动态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状况和前景; 主张开发人力资源, 发展教育, 提高人口素质; 主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这些观点都与现代发展理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并且对现代发展理论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又如, 他认为, 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和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 确立了 “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 的重要思想, 这不仅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而且同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主张一起,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关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在1848-1945年间经济发展思想从主流经济思想中消失, 即所谓一百年的“静止的插曲”,谭先生也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 他认为, 即使在这一百年间, 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比如马歇尔对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研究,熊彼特对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周期的研究, 李斯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后进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 克拉克对经济增长条件和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等, 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都有显著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研究和制度创新研究的雏形。不同于许多人认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与发展经济学无关的看法, 谭先生认为凯恩斯对于国民收人的总量均衡分析可以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总供求平衡问题, 凯恩斯对于政府进行宏观干预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论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计划、 发展战略提供了工具和手段,这些对经济发展理论显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

1985年, 参加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会议期间,与密西报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经济学教授合影

1986年,谭崇台先生(右二)在夏威夷参加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会议

进人90年代, 年届八句的谭崇台先生仍然保持着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高度敏感和密切追踪。他注意到, 80年代之后,西方发展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演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开始复兴并逐渐取代结构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显学”: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批评结构主义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殊性。 他们认为,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基础、 社会背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是经济发展的道路本身应该是相同的, 发达国家的今天即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因此,他们主张以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并提出了一系列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矫正价格” 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并以此修正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从片面强调工业转向重视农业, 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形成, 转向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从片面强调计划转向重视市场;从片面强调封闭性的进口替代转向开放的出口鼓励。与此同时, 在实践上,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下, 改变经济发展战略, 注重市场机制,使国民经济逐渐焕发活力,出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其中,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绩效尤为突出,被称为“东亚奇迹”。因此,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地位遭到种种请难。 更有偏激的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 “在经历了兴起后一个显著的增长期之后, 20世纪80年代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夹击下, 转人了收益递减时期, 难以出现新的思想, 该领域再也不能充足地再生产其自身”,因而“已近衰亡”,从而“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在内的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 。 为了正确评价和对待发展经济学, 谭先生试图通过对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观点、 新理论的研究, 回答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存亡问题。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又一重大成果一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在1999年面世 。 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全面归纳整理的高层次学术著作。 在书中, 谭崇台先生在国内开创性地提出把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思想概括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将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出现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这看似不相关的三个突出发展, 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潮为主线穿连起来 , 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进行了全面而又客观的评价与概括。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概括极其新颖而又中肯贴切。此外,谭先生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古典主义思路复兴的评价也是精辟人里,极具说服力:在充分肯定了新古典主义观点与政策积极意义的同时, 也客观地指出它的缺陷与政策失误。

2003年11月,谭崇合教授(左一)与来武汉大学参加校庆11o周年活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亲切交谈

 2004年6月,昆明,谭崇台在“发展经济学与西部大开发” 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上讲话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 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短缺现象逐渐减轻, 但直到20 世纪90年代初还未完全消失,进人21世纪后,国民经济总体上迅速富足起来,丰裕终于代替了短缺。 但是, 中国在丰裕中也出现了新的贫困现象, 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甚至发表了“中国经济将在2008年崩溃”的悲观言论。谭崇台先生并不赞成这两种观点。 2002年, 谭先生第一次指出并剖析这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丰裕中贫困”同题。他根据我国国情,借用凯恩斯“丰裕中贫困”的说法,把现存的贫困现象分为四类: 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二是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三是失业总是难以解决,四是环境汚染和生态破坏。而当前中国出现“丰裕中贫困”是暂时的,同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具有本质上差异 。 与这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丰裕相伴的是有效需求不足、 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存在、 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严重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贫困现象。只有重视并消除这些贫困现象,经济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富裕。为此,谭先生提出了自已的观点和建议: 中国扩大内需的途径, 不仅是强调剌激消费需求, 而且应当把目光转向投资需求; 民间投资很重要, 在民间投资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下, 政府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兴办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 但是必须同时依靠稳健的货币政策来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等。 他还中肯地评价道: 我国的这些贫困现象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区别, 它们只是在一个时期中出现而非永远存在,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的贫困具有发展中国家结构上的特点, 不只是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 而且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相对贫困; 许多贫困是历史的遗留问题, 这些贫困是我国从生产力低下、 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转为丰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情况, 政府应当出面采取必要的手段而不是听之任之。2003年,谭先生发表«扩大需求重在何处»一文进一 步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忧虑。对于消费需求不足的同题,他根据凯恩斯关于消费倾向是稳定的观点得出结论: 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寡, 在大多数居民收人水平没有提高的条件下, 呼吁提高消费率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他非常重视投资需求对经济的贡献, 认为投资在宏观经济中起双重作用:其一,投资的急剧变动将对总需求进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其二,投资导致资本积累,通过建造房屋和设备,使社会的潜在产出得以增加,长期经济增长得到拉动。因此,投资发挥着影响产出和收人的双重作用。基于这些认识,他提出扩大需求,重在提高人们的收人,根本途径应当是:调整结构、发展生产、扩大投资和提高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