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谭崇台：江山信美非吾土，不如归国倾全力

1947年初，在哈佛大学鼎盛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来到了华盛顿“远东委员会”，参加了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项目的直接负责人顺应昌是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侄子，他对谭崇台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他的提携之下，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谭崇台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分量十足的论文，后陆续发表在国内《观察》第四、五卷和《经济评论》第三卷上。在华盛顿这个研究机构，谭崇台得心应手，待遇优厚。然而，祖国的贫弱、种族的差异，还是令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饱受歧视，思念故国家园之情与日俱增。“去找房子，人家明明有空房出租，开门一看是黄种人，就把门关了，种族歧视很厉害。”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段时日，谭先生仍不免忿忿不平，但他清楚地知道，这些歧视背后的根本缘由，还是国力的差距。“中国是穷国，人家根本瞧你不起。”饱含沧桑的一句话，从谭先生口中道出了当年无数海外学子的尴尬境遇。更何况，在对战后日本赔偿的问题上，由于立场差异以及美国政府与日本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谭崇台为代表的中国利益方始终难以与美方政府达成一致。失望之下，他内心真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倾全力。为此，27岁的谭崇台婉拒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并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来到了“从未谋面”的珞珈山，在母校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教生涯。

1948年，谭崇台在华盛顿远东委员会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我当时就是想回来，也没有跟劝我留下的人说什么大道理。”“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我是中国人。我们那代人总想报效国家，为国家做点事情，尽管当时国家还有很多问题，但不能不爱她。”多年以后面对媒体的采访，先生平简朴实的言辞中流露出的拳拳赤子心，依然让人动容不已。

终于回归故土，见到了曾经魂牵梦萦的珞珈山东湖水。然而动乱的时势却让谭崇台的生活遭遇危机。经历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战争，祖国满面疮痍，百废待兴。1948年的“国统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谭先生月薪是9000多万法币。但在市场上只能买到6瓶酱油，何其可笑。谭崇台夫妇带着两个铺盖卷落户武汉，除此之外，别无长物。甫一落地就陷人了经济困境。但是，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也不曾留恋过美国的高薪厚禄，优渥生活。这时候，儿子谭力文呱呱坠地，让年轻的夫妇俩不由得又喜又优——他们拮据得连孩子的抚养费也支付不起。万般无奈之下，初为人父的谭崇台拾起了典当家资的营生，干干净净的一个教书匠，到汉口花楼街去卖旧西服。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件20块银元，没想到竟很管用。毕竟是经验不足，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商人们看出他的拮据，就不肯买账了，拼命往下压价。早上带一点衣服出门，谭夫人总会抱着孩子在门口等他。可他的旧衣服常常是原封不动地拿回来了，这不禁让他感到愧对妻儿家庭。幸而，昔日同窗好友、复旦大学陈观烈教授雪中送炭，他们才得以勉强渡过难关。

然而，艰辛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有过一丝怨言和后悔，他全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当时的武汉大学几乎云集了国内最顶尖的学者，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仅在经济学领域，就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校长周鲠生先生又网罗了一大批新晋学术精英，如张培刚先生、韩徳培先生、吴于廑先生、吴纪先先生等。在这一批人的鼎力协行、精诚合作推动之下，学校的学术氛气和研究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正因为有这许多知名学者在武汉大学的辛勤耕耘，锐意进取，后来的武汉大学经济学得以在中国学界开宗立派，以“珞珈学派”闻名全国。当时的武大经济系，聚集起了如此一批年纪最轻、知识最新，并且阵容强大、学科完备的师资队伍，学术水平也随之而跃居全国前列。经这批“少壮派”和其他中老年学者们共同的努力，国立武汉大学在复员武昌之后，得以迅速回到正轨上来，继续书写30年代时所创造的跻身“民国五大名校”之一的辉煌历史。

除了尽心教学与科研外，谭崇台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武汉解放前夕，谭崇台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先后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经济系副主任等职务。数十年间，他始终勤勉不辍，两袖清风，不负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使命。

然而，不曾想风云突变，1957年“反右”运动中，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到外语系教英语。对于一个事业至上的人来说，没有比剥夺从事自己所爱事业的权利更痛苦的了。从1957年开始，他失去了经济学教学与发表科研成果的权利，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没能发表一篇论文！最可惜的是，他曾在1957年撰写了一部长达20多万字并且颇含新意的专著——《列宁论帝国主义》。北京一家出版社收稿后已发了清样，但后来却未能出版，以致几经沧桑，最终遗失一空，多年心血就此毁于一旦，让他欲哭无泪，心痛不已。尽管如此，谭崇台并没有因此灰心。怀揣着一颗教师的良知和责任，他又一心扑在英语上，把他全部的情感投注到教学中去，投注到学生中去。

所幸的是，少年时期便形成的内敛性格和天性中的超然物外，使谭崇台在十年内乱中未受太大牵连。他后来惋惜地回忆：“这是历史特定的产物，受此委屈的绝不止我一个，对过去没什么太多评论，只是痛心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谭先生淡泊名利、执著学术的精神，从中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他二十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稀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