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谭崇台：多情查理河边，年年犹忆三人行

1943年的中国，时局动乱，政治腐败，国土沦丧。这一年谭崇台从武汉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任何后台也拉不到任何关系的白衣书生，尽管成绩出类拔萃，想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是难于登天。起初，学校把他们一批没有着落的学生统派到资源委员会。不久之后，他又被派到湖南一个矿场当会计，随后又被介绍到重庆直接管辖的税局做职员。沉沦下僚，每日琐琐屑屑，谭崇台既不堪于汲汲营营，只能听凭指派，任宝贵的光阴从身边匆匆流走，无限苦闷，无比彷徨。但脑海里奔腾着的鸿鹄之志，血液里激荡着的求索精神，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终于使他决定不能如此再沉沦下去。于是，当他得悉教育部将举行1944年公开选拔留学生考试，选取300人官费留美，他当即下决心报名参加竞争。当时财经类的招生名额有五十个，经过短暂的准备和从容不迫的应试，最终他以第五名的成绩题名上榜，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威斯康星等六所名校递交了留学申请，均获得了录取通知，最终他选择了世界第一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这一去，他不仅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教育，还收获了终生的深厚友谊。当时位居榜首的陈观烈先生，毕业于中北大学经济系，第四名陈文蔚先生，则是谭崇台在武大经济系的同班同学。这二位都将成为他此后砥砺而行、共同奋斗的好战友、好伙伴。

少年时代萌发的走出盆地、外出求学的愿望终于实现。然而赴美之路却是险象环生，步步惊心。1944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最高潮，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进入全面反击阶段，全民皆兵，四面都是战场，到处都有火线。为了避开战火、谭崇台一行人只能先从重庆飞抵昆明，傍晚乘美军运输机在夜色掩映下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接着他们借道孟买乘军舰经澳大利亚、新西兰抵达美国西海岸，登陆洛杉矶，历时42天，辗转大半个地球。谈起那段旅程，谭先生至今心有余悸：“那时候就是命悬一线。”他回忆道，仅仅1942到1945年间，飞经“驼峰航线”的美军运输机撞山或被击落的就高达514架，他们乘坐的“本森将军”号军舰在返航途中也被日潜艇击沉。登陆之后，还被迫接受全裸检查、打手印等等歧视性待遇。那一刻的屈辱深深地触动了谭崇台先生，如果说一路以来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亲身感触到战争的残酷、生命的可贵，而那一刻，脆弱的生命却能迸发出为个人、为民族、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抗争奋斗的勇气和决心。积贫积弱的祖国，水深火热的人民，令他在迈出国门，登抵彼岸的一霎清楚地感知到肩膀上沉重的使命。或许从那时起，爱国、报国和强国就成为了他此生不渝的灵魂和信仰。

有几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在洛杉矶登陆打出租车时，一位衣着朴素的先生过来礼貌地问谭崇台他们：“能挤得下吗？”同行路上，这位先生一再对他们表示感谢。直到他下了车，出租车司机告诉谭崇台，刚才的那位先生是这里的“Big Shot（政界头面人）”。这件事让谭崇台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民主国家所倡导的“人人平等”的精神，而那位政要为人低调朴实的作风也深刻地留存于他记忆之中。从加州横穿美国大陆到达波士顿，一行人终于来到马萨诸塞州查理河畔的哈佛大学。

哈佛的大门没有想象中那样高大气派，就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小铁门，谭崇台不确定地问身边的行人:“Where is Harvard(哈佛大学在哪里)?”

“It's right here(就在这儿)。”他得到了肯定而自豪的答复。在学术圣地哈佛大学，一段不平凡的求学生涯就这样平凡地开始了。

1945年，谭崇台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哈佛校园留影

当天晚上，背井离乡的一群人因为没有预订旅馆，正愁无处落脚。餐厅的侍者友善的对这一群东方面孔说“Do you know Doctor Hu(你们认识胡博士吗)?”听侍者的语气，似乎认识这位胡博士，就有地方住了。谭崇台顾不得许多，连忙回答认识。果然顺利地住了下来。后来谭崇台一行去拜访了那位胡先生。这位中国前辈风度翩翩，谈吐非凡，可谭崇台就是想不起他究竟是谁。过了许久，他才猛然醒悟过来，那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吗！“幸亏我当时没有问，先生，您尊姓大名啊？”多年之后，谭崇台想起这次与大师面对面的宝贵经历，还会为自己的冒失莽撞失笑不已。

除了这些小趣事，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并不轻松。哈佛大学对学生的考察制度之严远近闻名。学生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完成四个学年课程的学习，并且要求学生的三门基础课程和一门专业课的考试成绩必须保持在B+(相当于80分)以上。每一个哈佛研究生都会面临三道关卡：第一关，基础和专业课的成绩必须保持在B+以上，这道关卡会淘汰一批人。第二关“通考”，即综合考试，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四位世界知名教授轮番提问，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英语作出回答。后来谭先生回忆道：“那次‘通考’历时两个多钟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关，如果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还要参加论文答辩，虽然这是最后一关，但仍有一些学生在这一关遭遇淘汰。因此，在哈佛大学读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时刻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一刻都不能放松。

尽管在哈佛的求学生活紧张而繁重，谭崇台仍觉得那是一段无比珍贵的经历。1947年的哈佛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可谓“巨星云翼”：熊彼特、里昂惕夫、汉森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齐聚于此，传道授业。年轻的谭崇台在这所科学殿堂里接受了最为严格的经济学训练，也接触到世界上经法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这不仅奠定了他一生良好的学术功底，扩展了他的眼界，更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同时，这些世界一流学者严谨认真、开放自由、兼容并包和幽默风趣的治学、为人风格对年轻的谭崇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后，许多谭崇台教过的学生都反映他讲课思路清晰、严谨认真、语言精练、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这些或许正是那些经济学大家的风格在他身上的一种折射。

春荣冬雪，一年四季的变换在哈佛大学校园古典欧式建筑的映衬下演绎出中世纪固有的别样风情。然而眼前美丽的校园却使得谭崇台愈发怀念万里之外的祖国、思念母校武大。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母校的荣耀让谭崇台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他对武大的思念与日俱增。幸而还有一同从祖国远赴重洋求学的同胞好友。曾经在政府选拔官费留学考试中一同名列前茅的陈观烈、陈文蔚和谭崇台是当时哈佛大学里最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年龄相仿、专业相同、经历相似、性情相投，很快便成为挚交好友，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离。一年后，陈文蔚转到芝加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美任教，一直供职于俄亥俄州的玛瑞塔学院；陈观烈于1946年底回国，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首任院长，终生执教于复旦大学。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三人天南地北，难得重聚，然而深厚的情谊却不因地理的悬隔而消弭，反如美酒佳酿，历久弥醇。时至今日，他们三人当年在查理河边芳草地上月夜漫步，一腔书生意气纵古论今畅谈天下的情景，还常常爬上谭老的心头，真真切切地浮现在他的眼前。20世纪80年代，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们都已两鬓斑白，谭先生还赋诗一首赠与陈观烈和陈文蔚两位先生。“多情查理河边月，年年犹忆三人行”，便是他对当年深挚友谊绵绵不尽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