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隆 薛凡：从“文化湿地”看多元文化的调和共融之美

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及其先民在中华文明的长期浸润下，在多元中铸就整体、在整体中百花齐放，激荡出“多元”与“一体”相互依存的潮流与趋势，在数千年间运行出奇妙的对立与统一，始终使各民族的多元与共性互为归属，又使各民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辩证统一。各民族成员基于自然、社会环境内生形成了互嵌共生、杂居相处、错综复杂、聚居为邻的族际关系。学界通常用“文化孤岛”来形容地理与空间上被其他民族相对包围隔离，文化与结构上与现代文明颇为迥异、与主流社会差异鲜明的高度聚居、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部落群体。从民族风情、分布特点、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诸维度审视立体互嵌的各民族散杂居状态下的文化空间，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可操作性抓手探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文化现象的内蕴价值。相较于“文化孤岛”，“文化湿地”更能够从微观层面观察多元主体共参与的生计互补和文化交融样态，从宏观层面思考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共同体性，并进一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理和凝合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文化孤岛”

孤岛，《现代汉语词典》意为：1.远离大陆和其他岛屿的岛；2.比喻陷于敌人包围的地区。地理学和生物学上都用来形容孤立的地区。岛屿性（Insularity）是生物地理所具备的普遍特征。“文化孤岛”是文化的孤岛性特质，指主流文化的范围内，与此文化截然不同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等借助“文化孤岛”概念来形容某一群体在某一地域因与主流文化群体隔离居住而形成的定居点，其特点是社区内人口少、文化异于周边，如同一个孤处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小岛。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某个小区域的居民和周围大环境下的居民在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西方的黑人、亚裔等少数族裔社区；我国西南地区的安顺屯堡、锦屏隆里、宣威可渡、冕宁宏模、来宾武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汉族村落。“文化孤岛”不仅指地理位置上隔离于主流群体, 更指文化心理上与主流群体的差异和隔阂。从社会结构视角分析，“文化孤岛”内部长期存在强烈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情感认同，文化生态链系统自洽、完整、平衡，内部群体通过祖先崇拜、家谱家训、特色民俗活动等颇具仪式感的族群认同符号凸现、构筑并强化自身的“自识”和外界对其的“他识”，从而共享同频、共生融入、共情融合；“文化孤岛”外部边界感清晰且明显，边界内外区域形成一道明显的地理、文化、社交等方面的分割线，产生文化与审美的明显差异。在地理上的隔绝是“文化孤岛”形成的基础, 内部强烈的认同感是其形成的核心要素, 特定的历史背景、独特的地域文化则是其必备条件。

“文化孤岛”现象生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中，在和自然、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地理边界上的隔离封锁、民族文化上的闭塞孤立、民族关系上的主客对立成为“文化孤岛”概念的应有之义。从我国散居状态下的生产生活状态和彼此浸润、相互交融的现实状况出发，“文化孤岛”概念的分析思路距离事实越来越远。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几千年史不绝书的向心运动影响下，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远古时代的盘古、嫦娥、盘瓠、伏羲、女娲、西王母和夸父等神话形象，就曾分别是黄帝、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级团的代表神灵，经过长时段的时空交集，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神话的共有形象。军事方面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衣食住行方面的秋千、胡萝卜、胡琴、烧饼等都促进了古代各民族的交流互鉴。从经济上看，各民族之间生计方式优势互补、生活资料互通有无、生产发展补充依赖，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嵌共生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资源、信息、知识的开发、共享、整合。在新疆阿勒泰红墩，哈萨克牧民与汉族农民在居住、生态、资源利用上相互嵌入，各自的农耕和放牧产业满足彼此耕畜、坐骑、役畜、肉乳和皮毛衣料的需要，内部族群间的分工、合作与交换形成了微型的“经济共同体”；各族群成员休戚与共的生活空间，构筑了不以族群边界进行区分的“生活共同体”。从文化上看，各民族并非孤立、封闭的自我发展的文化，各民族之间的边缘也是模糊的、有弹性的，正是这种模糊和弹性带来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可能性，成为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互动比比皆是。贵州安顺屯堡人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汉文化特质，但是仍然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遵守其风俗习惯，建筑文化融汇江南水乡建筑形式与贵州高原喀斯特环境，服饰文化融合了江南、北方和云贵高原服饰长处，祭祀时的祭文中借用少数民族风情来表达敬颂之情，充分表现出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借鉴。相较于“文化孤岛”，笔者更愿意使用“文化湿地”这个概念，因为湿地的边界性比较模糊，更能反映出不同民族散居状态下相互浸润的文化界限。

二、“文化湿地”的整体呈现

湿地是陆地与水体的过渡地带，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地球多功能、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数万年前，人类文明在江河、湖泊等水源旁悄然萌芽并发展至今。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开展调查时第一次使用了“湿地”(wetland)的概念，认识到湿地的巨大价值，1971年2月2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即《国际湿地公约》）在伊朗拉姆萨签署，希冀通过地方、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推动湿地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湿地公约》将“湿地”定义为“天然或者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水域。”湿地通常分为自然和人工两大类型。自然湿地包括沼泽、湿原、滩涂、泥炭地等水域地带，以及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浅海区、河流、湖泊等；人工湿地主要有水稻田、水库、池塘等。全世界湿地的总面积约为800多万平方千米，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我国湿地面积约56.35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位。

自然湿地的主要特征在于自然万物的相互浸润。第一，物种彼此浸润。湿地同时兼具数量庞大的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形成了其他任何单一生态系统都无法比拟的天然基因库。其独特的水文、土壤和气候为地球20%的生物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既是鸟类的理想家园，又是两栖动物生活的乐土，还是植物群落、野生动物、鱼类的良好栖息地。第二，水系彼此浸润。湿地与河流、湖泊、地下水融汇，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补给地下水和维持水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工农业生产输水、储水和供水，为多余降水吸收、储存和释放。第三，碳循环彼此浸润。湿地和大气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湿地丰富的植物、藻类和细菌群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将其转换成氧气和有机物，形成湿地碳循环。湿地环境、湿地植物、湿地微生物，使有机碳逐渐被埋藏在湿地深层土壤，形成有机质沉积物，亦称为固碳。固碳作用巨大，通过物理过滤、生物吸收、化学分解等方法沉淀、降解、转化空气粉尘、工业污水、重金属废水等有毒有害物质，完成对空气、水资源的净化，从而改善环境状况。

人类起源于森林和湿地，经过逐水草而居、沿河流耕种、建湖泊城市等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始终得益于湿地的润养。《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的都是湿地。从自然“湿地”相互浸润的特性出发，“文化湿地”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人文的相互浸润。相较于“文化孤岛”，面对与周边文化差异隔阂的杂居民族时，“文化湿地”尊重欣赏而非批判贬低、紧密联系而非封闭隔离、共生互补而非斗争对立、边界模糊而非清晰明显。“文化湿地”结构体现为互嵌共生的多元文化样态，内容展现为多元文化的调和共融之美，目标表现为加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核心呈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湿地”以开放、尊重、包容、和谐共生的态度看待、应对宏观与微观情境之差异性和多样性，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交融互鉴、优势互补、凝聚共生、和谐发展。“文化湿地”是中国各民族互嵌现状常态化的人文生态，是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关系的基本形态与运作逻辑，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三、“文化湿地”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根源于数千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生成的深厚文化认同土壤，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宏观视域下，全中国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和“文化湿地”，是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各民族互嵌共生的现实样态来说，中观和微观的民族活动空间是“文化湿地”的重要空间场域，包括各民族走廊、省际结合部多民族聚居区、城市传统民族街区走向互嵌式社区、新产业工人厂区等等。从现实出发深入挖掘“文化湿地”的时代价值，品味自然和文化相结合的独特韵味。

1.真实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和壮大起来，相互浸润成“文化湿地”的过程。中华民族形成初期的民族构成，是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中华民族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政权有分有合，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基本趋势。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等，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历史；胡服骑射、昭君出塞、北魏孝文帝改革等，都是各民族共有的历史佳话。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伴随着多次民族迁移流动和民族大融合的推进，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相互浸润，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2.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浸润的集大成者，正因为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才有了今天中华文化的历久弥新；正因为各民族文化的交相辉映，才有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底蕴。各民族文化相互浸润，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要推进“五个认同”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识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3.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现实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容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命运共同体。“文化湿地”的相互浸润特性更有效激活中华民族整体性、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在大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强调各民族内在联系，促进共同体特征的增强，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思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可行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围绕“两个共同”目标坚持完善民族政策，大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改进民族工作方式方法，妥善处理好民族多样性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建设，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