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 等: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进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阐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意义重大。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贯彻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新精神,使其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优势。

一、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意义

《决定》将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列,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深化发展,又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方向指引。

1.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作出新贡献

分配制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分配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分配是社会再生产中起着承上启下关键作用的重要环节,而且在于分配关系是反映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背后的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他们对未来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是其涉及较多和较成熟的思想。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思想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分配方式对生产方式具有反作用,社会产品的分配取决于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关系性质的原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分配问题的阐述,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强调收入分配应“更合理、更有序”,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与完善按要素分配体制机制相结合;二是鼓励勤劳守法致富,取缔非法收入;三是提出要协调过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结构比例、拓宽劳动性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四是提出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收入增长、劳动报酬提高同步。在此基础上,《决定》将基本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理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

2.有利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界罕见的“两大奇迹”,有力证明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但环顾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国内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三方面的内在变革。

《决定》将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其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保证劳动者收入与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贡献之间的公正,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劳动活动和劳动成果的衡量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有利于激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二,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财产权进行保护,有利于营造“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环境,提高各产权主体投入社会生产的积极性,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其三,建立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要素所有者各得其所,又更好地发挥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指导性作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将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的需求开始由温饱型、低层次的硬需求向发展型、高层次的软需求转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中,不断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充分提高广大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推动劳动要素质量的提升并持续创造价值,有利于为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3.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挥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作用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是通过加强和完善初次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引导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利于在稳定增收的基础上,促进更多的人凭借各种生产要素获取更多的收入回报。二是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有利于低收入者实现向中等收入者的过渡。三是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严格规避分配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保证更多的人拥有平等竞争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有助于切实保障和促进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1978—2018年,我国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38.3%上升至76.2%,消费越来越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日益呈现出消费型社会的特征。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转为居民消费能力。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与其他收入群体相比,既有消费意愿又有消费能力,且消费文化理念较先进,必将成为消费主力,引领稳定的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另外,通过“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以及减税降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措施,在提高消费品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的同时,实现增收与保障结合,从而充实现行消费群体、释放消费潜力。尤其是在城乡消费依然存在明显差距的背景下,通过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保持消费市场超大规模的可持续性作用。

4.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把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更好地实现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有力保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变化。但是,我国居民收入在城乡、区域和行业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的问题依然突出。《决定》将分配制度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发挥基本经济制度规范人、鼓舞人、感召人的作用,促进社会平等和正义,减少社会不稳定性因素。

分配制度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安排,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保证共同富裕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前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分配方式实现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的模式转变;分配原则实现了从平均分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再到“初次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模式的转变;分配思路经历了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富与共享的转变。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以“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决定》把分配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制度安排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直接体现。

把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厘清了收入分配的改革思路。邓小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者是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在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经济基础,不断发展和壮大生产力,在推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调节分配。《决定》使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一方面,要坚持和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创造和积累更多财富,为合理分配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要健全分配制度体系,发挥市场、政府、社会和个人的作用,推动三次分配的有效协同,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二、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现实进路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分配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应重视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进路,使其既体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优势,又彰显社会主义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1.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机制

《决定》将分配制度以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体现了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意味着新时代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中加以审视和推进。

第一,《决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拓展,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弊端的基础上构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一是规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性质;二是依据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分别制定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个原则;三是明确了社会经济体制是以计划调节为核心。可见,马克思以所有制性质为支点,构建了所有制、分配制、经济体制三者协同的经济制度体系。

第二,我国四十多年的分配制度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中不断推进的。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呈现出深刻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演变为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发展为按劳分配为主体下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日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始终是连在一起的。1978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分别增长11.9%、10.3%;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1978年至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高到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4617元。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目前我国97%的商品和服务已由市场定价。

第三,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整体性,要求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机制。当今中国最大的理论课题,莫过于将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占主体的分配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模式,就是对这一理论课题的回应。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其形成有其客观必然性,这是由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决定的、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决定的、是由同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可以取得不同的收入决定的。新时代,完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机制,就是既努力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即坚持多劳多得、保护乃至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又要认真落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构建更加完善的按生产要素分配体制机制。

2.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制度是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根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制度安排的作用,其内容和形式直接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公平正义和国家长治久安。

第一,坚持多劳多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由这一时期的经济及道德和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即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价值创造”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决定分配理论构成了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和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生产活动日渐成为多元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的协同化产物,价值分配随之多元。特别是,这些生产要素中资本、信息、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资本性收入快速且大幅度增长,与劳动性收入形成愈来愈大的落差,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为此,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落实“以劳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多劳多得,并通过劳动补偿的方式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第二,健全市场评价各生产要素贡献、按贡献定报酬的机制。在收入分配实践中,倘若只实行按劳分配,就无法调动本来就稀缺的非劳动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进而阻碍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必然选择。《决定》提出了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其一,健全劳动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既要坚持劳有所得、得其应得,又要激发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与劳动联系紧密的“软”要素所有者投入要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劳动者能真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其二,健全资本和土地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应完善公共资源占有收益分配机制;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其三,健全技术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要贯彻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构建体现人力资本价值的薪酬制度,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评价、转化与分配的市场化机制。其四,健全管理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尽快建立薪酬市场化评价和分配体系,以激发企业家才干、适应和匹配国企领导人分类管理和选任方式;建立根据经营绩效、风险与责任挂钩薪酬的制度。此外,随着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时代的到来,健全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势在必行。

3.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再分配是政府对生产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改革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三大类措施,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弥补初次分配弊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建立缩小收入差距的税收调节体系,推进税制改革尤为必要。一方面,逐步减少间接税比重。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三大间接税分别为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各级税务机关应推进各项减税降费工作,以“实”办法、“硬”措施,提高减税降费的实效性。另一方面,扩大直接税比重,逐步由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过渡。在整体税制结构上,确立税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不断推进并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暴利税、存量财产征税等多个领域的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执法监督和问责机制,避免造成税款流失。适当提高起征点,真正发挥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功能,有利于实现再分配的公平。

第二,完善与分配制度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合力且合理调节不同分配主体的分配关系。其一,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政府作为重要责任主体应建立健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适度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助力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三大制度,改变因区域、城乡、年龄、性别、职业差别导致的社会资源占有不均衡现象。注重应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完善社会保障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效率性。鉴于农村贫困问题突出,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应加快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二,加大对“老少边穷” 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缩小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步提高贫困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在吃、住、行、学、医等民生领域短板严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有效的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能够推进不同分配主体的相对均衡性,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中央财政应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加大转移支付,以确保基本民生、保运转。

4.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道德力量、因公民个体自愿捐赠形成的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形式多样,包括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这缓解了贫困群体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心理落差,使其渐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助于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第一,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一,健全和完善慈善事业法律法规体系。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密集出台,使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入一个依法治理的时代。其二,完善慈善捐赠税收政策。对于用于公益事业的捐献,应该免税,以鼓励更多类似公益作为。健全慈善捐赠监管体制,主要包括财务监督和审计、相关问责机制、组织自律制度等,增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其三,建设慈善文化。借助网络等新媒体引起人们对弱势群体、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帮扶,吸收当代西方团队精神、现代财富观、博爱精神和志愿精神等优秀慈善文化精神,克服中国传统慈善观念中自私性、封闭性和狭隘性的恻隐之心,增强慈善意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慈善文化。

第二,强调分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调节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过高收入者的结构比例,鼓励勤劳致富与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并举、保护合法收入与取缔非法收入协同。一方面,抓实抓细抓落实“调高、扩中、保低”政策,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正确的激励导向,扩大社会资本,推动全社会形成以勤劳致富、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良好风尚。此外,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遏制非市场因素性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提高收入分配的法治化水平:改革预算管理,清整各行政事业收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规避权力寻租行为;完善公务员薪酬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收入。

总之,《决定》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体系分成三次分配,既兼顾了我国现阶段所有制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现实要求,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三次分配的构建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遵循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是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基本分配制度;再分配具有扬优抑弊的功效,是调节分配差距、保障社会各阶层整体效益的保障制度;第三次分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指明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现实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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