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鄂：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1月20日，他赶到广州与女儿团聚，得以远离疫区中心，一切安好。

在羊城静待的这段日子，回想武汉封城之前当地的疏忽轻怠，他依然后怕。现在，武汉人民还在跟病毒作斗争，学校体育馆已经被征用为方舱医院。

本来2月17日就开学，但“新冠”切断了师生面对面交流的可能。现在，学校正利用这个机会，大规模地做线上教学的尝试，老师们戏称自己为“主播”。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倒逼式改革，大家对此意见也很不一致。

他接到的最新通知是，不得从外地返汉，所以还得在广州等待一段时间。

刘川鄂，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著有《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从现代到当代》等。

口述 | 刘川鄂

实录 | 陈小曦

读品：您是在什么时候对疫情开始警觉的？

刘川鄂：跟广大武汉市民一样，应该是在看到官方发布的消息——1月1号发现不明肺炎，并关闭华南市场的报道。但之后都是“不传人”“有限人传人”和“可防可控”的说法，所以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特别放在心上。

1月11号到15号，我还以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身份列席了湖北省政协的会议。会议期间有多次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但不明肺炎从头至尾没有作为话题。我们讨论组有中西医名医和应急专家都没有涉及此事，那我们人文学科的代表更关注不到啦。

所以后来爆发那么大的传染，造成那样被动的局面，内心里想，还是有很多值得反省和检讨的地方。我们的体制机制，本来应该做得更好。尤其是对不明原因的流行病，一开始宁可管得过一点，也就不可能给它蔓延的机会。宁过勿松！

读品：听说这个春节您是在外地过的，请谈谈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

刘川鄂：我所在的大学1月13日就放寒假了，因为还有一些杂事，我就还在武汉忙碌着。年底每天都有很多应酬，偶尔也有人提到不明肺炎的事情，但大家也都是一笑而过，没有任何防范。一般人怎么可能懂得传染病是怎么回事呢？

15日下午省政协会议结束，我当天晚上就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住院检查诸多慢性病。同济医院一床难求，我已经约了一个月了，想着这几天自己稍微闲一点，临近春节医院也可能要稍微空一点。但不明肺炎外面传闻已久，这个时候住院是否合适？临入住时心里面也有一点疙瘩。帮忙联系的是医院的熟人，他认为没事，我想肯定应该没事。但比我晚几天，有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去同济看牙病就被传染了，不治而逝，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当时我是在综合楼住院检查，自费住的单间，检查也不拥堵，基本不用排队，自始至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而且那几天天气比较凉，我又好咳嗽，那个时候就戴了口罩，所以整个过程自我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让我暗自庆幸。

17日上午离开医院，18日接到女儿信息——我升级做了外公，又忙了两天杂事，20日一早就出发到广州女儿家了，下高铁打的直奔医院去看我的外孙。我还抱了他几分钟。后来官方宣布了疫情，想到自己是从武汉过来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和负罪感。之后孩子就去了月子中心养护一个月，我现在隔离了几个周期了，肯定没事啦。外孙满月后回到家里，我看他抱他也理直气壮啦。

我到广州后的第3天（1月23日）武汉就封城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事情严重了。刚到广州的那两天，我还在书店购书、超市购物、街边散步，还戴着口罩在书店里面拍了几张照。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人的行踪没有秘密，所以没过多久就收到当地政府的短信提示。按照要求，我就报告了自己的行踪，后来警察和社区就上门了，他们很负责，也很客气。我在广州一切安好。接到的最新通知是，不得从外地返汉，所以还得在广州等待一段时间。

有的有武汉经历或湖北经历的人在外地隐瞒而造成了传染，给家人、邻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痛苦，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疫区，有不洁之感，怕被歧视；传言的歧视太多，心里有阴影；此外，有的地区处理方式过于粗暴，使当事人产生害怕的心理，因此能瞒则瞒。如果态度更友好一点，方法更柔和一点，处理方式更得当一点，给他们心理上安慰而不是歧视，平等相待而不是恶言恶语，有的情况可能会避免。

读品：待在武汉的亲友是否安好？

刘川鄂：我父母、弟妹、侄子等亲人约20人都还在武汉留守。每年春节我们都是一大家子在一起过，亲情之乐欢快热闹。但这次因为封城封小区，4个小家庭组合各过各的，互不串门，一切安好。听说我所住的小区有10来例确诊，有一位已经病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武汉市某著名中学的校长，退休几年了，年前跟太太去欧洲旅游，正月初返程，在上海一落地就被全体隔离起来，一个一个检查。他不幸中招，到医院去治疗了10余天，政府全部免费，马上就可以出院了，但还要自费隔离两个星期。我们一起参加两会的有位前市长染病去世了。想想一两千人在一个大会堂，连续四五天坐在一起开会，也有点后怕。听说有两位大名鼎鼎正值盛年的医生，在上呼吸机的时候哀求医院的主任朋友和钟南山院士：救救我。这是我心里最大的梗。

读品：每天有大量信息冲击，您的情绪如何？

刘川鄂：每天心里面都是堵着的，几乎每天都流了眼泪。为那些感动我的医护人员和爱心人士的故事，也为那些无辜的受难者。

读品：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您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有何建议？

刘川鄂：因为不知道何以为此、何以至此，所以没法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建立了很多研究机构，出台了很多应急机制，权威机构也早就声称完全可以避免SARS之类流行病的再次复发，但依然造成了今天这个状况。明明可能遏制的小范围的疫情蔓延全球，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政府部门需要反思，媒体需要反思，专家需要反思。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性的反思，我们将陷入悲剧的死循环。

还有个人表达的空间。就像李文亮医生所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放任权力、滥用权力的结果，就是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去训诫有专业知识的医生。汇报者、决策者、实施者都有责任。他们高高在上，所以不会去想8个互不相干的医生，在私下不同场合发布同样的信息，显现了多大的事实可能性。

读品：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包括各地乡村小区封闭式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刘川鄂：我对人类文明的灾难史，不大有研究。更不懂传染病学和应急管理学，所以不能对这个问题随便发言。封城封市在人类文明史上肯定是很少见的，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厉的封锁。虽然有专家对是否封城有不同看法，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疫情得到了遏制，说明这个决策是对的。

读品：隔离不隔爱，各地都在积聚精干力量驰援武汉，很多公益组织和个人向疫区捐钱捐物。但也看到一些武汉人遭到不友好的对待。刘川鄂：这是一个我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400万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中国历史，过去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饥饿史。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国人封闭落后、狭隘自私的心理。靠天吃饭，精耕细作，所以要讨好，要算计，要防范，没有安全感。而所谓热情好客、克己待人，通常是在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之下的。没有安全感，就会形成一种心态：有好处赶紧占，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首先要自保，甚至过度防范。在保家保民的正当旗号之下，做法更是极端。中国文化讲做人、讲人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血缘亲疏划分的。为什么我们关于亲戚的称谓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见面就问贵姓、哪里人，喜欢攀家门、攀同乡？就是要划分各种各样的亲疏等级。我们缺乏一种普世的人道精神。灾疫面前，翻脸无情。那些“硬核”防疫标语，就是一种亲疏等级的体现，随时可以把不相干的人挡在门外。以邻为壑，多么好的一个词啊，里面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中国！

读品：作为文科教授，您比较关注疫情中的哪些方面？刘川鄂：我更关注灾难中的世道人心。学者都有各自领域的专业性，不能随便对什么问题都发言，不过可以有很多看法。但肯定只是“我以为”，而不能当作绝对真理，尤其是自己学科无关联的话题。比如诊断的标准为什么变来变去，中医西医的优劣，防控的等级等等，我是不敢随便发言的。但是事关个人和时代命运前途的问题，每一个当事人、当代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大家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每个人掌握的材料不一样，所处的立场不一样，可能影响发挥、影响表达，不过这没有关系，有一些看法，哪怕是有一些不当的看法，都是很正常的。人文学者应该关注的是：这样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它有没有可能避免，至少不会这么严重？应急的体制机制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各界人士怎样记录和描述灾难？国民性的缺点如何纠正？人文学者在灾难面前有没有失职？是否应该再次弘扬启蒙的价值？

读品：疫情中一些作家选择发声，比如方方、池莉、李修文等。您对此怎么看？刘川鄂：因为他们身在疫区，就在现场，他们无法冷静，无法超然物外。方方直、池莉细、李修文婉转，各有特点。我历来敬重方方，嫉恶如仇、爽直泼辣、有理有据、敢于直言，是我认识的最会“吵架”的作家，没有之一。掌握材料、条分缕析、直捣痛处，没人是她的对手。气场、知识与力量都在她那儿。在她大年初五的日记中，还提到了我的一句话——“川鄂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每天凌晨，千万人痴等着看她的日记，了解疫区的消息，这成了疫情期间的特别节目。我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她的这些日记，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很多作家此时无法动笔，他们需要安静思考，慢慢沉淀，不去做即时的表达。我理解、尊重。轻率的表达是作家的失职。灾难文学必须有与灾难相匹配的尊严，不要轻易地鸡血上身而损耗了艺术本身的尺度和尊严，《鼠疫》也好，《云中记》也好，就是例证。

读品：疫情中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文学可以做些什么？刘川鄂：这个世界中为什么有作家这个职业，就是因为他们要以形象和情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这样一场灾难，对于作家的判断力、认知能力、表达能力都是考验。在灾难面前，他们需要记录、需要思考的主题是：何以为此，何以至此？有的作家在现场发声，有的作家在静默观察。战争和灾难中，人性善恶更会有极致表现，这是作家观察世道人心的最佳舞台，伟大的作家总是能够从时代和人性两个方面，书写出历史人文的深度和人性的丰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