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 王欣欣：武昌首义“第一枪”新探

摘要：武昌首义是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首义“第一枪”到底由谁打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是，如果考虑到武昌首义当时特定的混乱兵变背景，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具备太多偶然性，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因此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第一枪”，即对武昌首义的发生发展起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的先驱者群体，包括武昌首义第一策划者、第一试爆者、第一扭打者、第一点火者、第一具体组织者、第一总指挥乃至军政府第一都督，他们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都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都和“第一枪”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揭开这场革命熊熊烈火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由谁打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主流观点认为是工程八营的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冯天瑜先生认为是工程八营的基层士兵程定国（正瀛），也有人认为是金兆龙或者吕中秋等人，更有人认为不应该叫“第一枪”，应该叫“第一把火”，是炮兵营的李鹏升首先点燃草料库的，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仓促之间由恐慌引起的兵变，具体是谁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的，是一个历史之谜。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过于强调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如果联系到当时特定的混乱兵变背景，谁实际开的第一枪具备太多的偶然性，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思维应该跳出“第一枪”的狭隘框架，从一个更有意义的广义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即对武昌首义的发生发展起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的先驱者群体，如武昌首义第一策划者、第一试爆者、第一扭打者、第一点火者、第一具体组织者、第一总指挥者乃至军政府第一任都督，他们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都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都和“第一枪”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基于这种考虑，下面对相关人物及其贡献进行具体的介绍。

一、第一策划者：蒋翊武

1910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岭南向两湖地区转移，湖北的革命党人对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北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推进革命的过程中因为发展理念、革命方略、门户畛域以及领袖个性等因素经常发生争执和矛盾，为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协作，在中部同盟会的斡旋下，两大革命组织决定联合。1911年9月，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蒋翊武主动邀请共进会会长孙武等人召开联合会议，决定建立起义联合指挥部，由蒋翊武担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并筹划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后因南湖兵变和中秋起义的消息泄露，指挥部决定起义延迟三天，于10月9日晚发动。

“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全面起义是中部同盟会的既定方针。为联络武汉周边革命组织，蒋翊武经常奔波于鄂、湘各地。10月9日，蒋翊武从宜昌赶回武昌，在指挥部的高层会议中通报了各地情况，并就起义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协调。得知汉口宝善里出事的消息后，蒋翊武当机立断发布了作战命令：“一、今夜十二时举义，凡步、马、工、辎等军，闻中和门外炮声进攻；二、工程八营，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为目的；三、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四、本军均以白布系左臂为标志。”并让人抄写了二十多份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达，通知当夜举事。这个作战命令为革命党人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行动路线图，后来在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下，各营队按此命令夺取了楚望台军械库，攻占了总督署，最终掌控了武昌城，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可见，蒋翊武于武昌首义“起义前下达的计划和命令起了领导作用”。对此，龚霞初曾这样评价蒋翊武在武昌起义时的贡献：“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之才。”历史研究者亦视他为“武昌首义第一人”。

尽管因为清兵对武昌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的搜捕，蒋翊武没能亲身参与10月10日晚的革命行动，但这不妨碍他对武昌首义整个进程的领导。他在避难途中听闻起义成功的消息后，12日就赶回了武昌，被推举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黄兴来汉担任总司令后，他积极配合黄兴，共同指挥作战，常常战斗在最前线；黄兴被迫去沪后，蒋翊武又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担任战时总司令，运筹帷幄，令清兵不能越雷池半步，使武昌危而复安。

蒋翊武在革命风暴酝酿之时，改组成立文学社，创办《大江报》，动员新军加入革命组织，宣传反清思想，为革命风暴的到来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革命发动之初，成立联合指挥部，精心部署，辗转周边约同起义，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革命举事险遭流产之时，当机立断，一呼百应，使武昌起义得以顺利展开；在革命成果遭受压迫进入危机之时，慷慨受命，统筹全局，又使武昌危而复安，可谓功勋卓著。蒋翊武也是孙中山唯一授封的“开国元勋”。1921年，孙中山督师桂林，为其专门建立了纪念碑，亲题“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十二字于其上，并命胡汉民为他撰写碑文：“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因此，笔者以为首义策划第一人理应归他。

二、第一试爆者：孙武

武昌南湖炮队失事后，清方加强了警戒，革命形势空前严峻，“欲举事，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孙武作为参谋长，深知局势紧迫，便立即布置起事。10月9日，孙武“谋以爆弹从武昌某帽店楼上抛入总督府后院炸瑞澂卧室”，不料在制作过程中，发生爆炸，这一声爆炸，立马引起了俄国巡捕的搜索，他们将房间内起义所用的文书、印信、文告、旗帜以及最重要的革命党人名册等全部搜走，并将在场的刘同等人带离，幸亏孙武从混乱中逃脱。俄国巡捕发觉革命党人准备起事，赶忙把相关人员及文件资料等移交湖广总督瑞瀓。

10月10日，瑞瀓向清政府电奏此事：“昨夜七点钟，据侦探报称，本夜（10月10日）十二钟该匪准定在武昌为变，并探知该匪藏匿各地。正饬防拿，复据江汉关道齐耀珊电称，于汉口俄租界宝兴里（按：为宝善里之误），查获匪巢并拿获要匪刘耀璋一名，起获伪印、伪示、伪照会等件，及银行支簿、伪用钞票，并查有制造炸药形迹，当派荆襄水师巡防队往提来署审讯。”当日参与宝善里活动的刘燮卿（即刘炳）、邓玉麟、黄玉山、李六如、李作栋等人后来也撰文记述过此事。刘燮卿在《刘炳事略》中说：“十八日，武在总机关楼上制炸弹，失慎，药陡爆烈。”《邓玉麟革命小史》中有：“十八日下午四时，孙武因制炸弹硫酸过分爆发，伤面部甚剧。震动邻居，机关败露。”《黄玉山事略》记载：“至十七日，宝善里总机关事泄，孙君因炸受伤……玉山以孙君为主动首领，不可疏于保卫，即护来家调治。”

孙武这一爆，引来了清政府的全城戒严和大搜捕，也造成了武昌城内革命前夕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整个武昌城就像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从底层士兵到各级军官都在兴奋、惶恐和死亡降临的气氛下煎熬，这直接诱发了革命党人的仓促暴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孙武这意外一爆点燃了武昌革命的烈火，第一试爆者归孙武乃是实至名归。1912年孙中山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说：“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 1941年，国民政府又为孙武和刘公发布褒扬令：“先烈刘公、孙武，早岁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联络，备历艰险。辛亥武昌首义，共谋发动，得力尤多。”

三、第一个向清兵扔炸弹者：杨洪胜

中秋起事的计划泄露后，清政府便开始严加防范，为避免革命党人起事，“铁忠亟请于瑞瀓，下令各军队除旗籍兵丁外，所有枪弹悉予没收库存”，令众士兵手中皆持空枪。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向众士兵输送弹药就成了革命党重中之重的任务。因杨洪胜“忠勇诚朴，极为同志所倚重”，再加上他从军时间较长，各标营均有熟人，便于联络，指挥部便指定他执行这一任务。李白贞曾回忆说，“我一天可制五十枚炸弹，逐日由杨洪胜同志分运武昌各标营，以供发难之需”。

汉口宝善里失事后，邓玉麟于当天傍晚向熊秉坤传达了蒋翊武的作战命令，并商量了起事计划：“汉口炸弹失慎，孙武受伤入院医治。清吏恐慌，大肆搜捕。我等决定今日起事，炮队先行发动……发难后各营需要子弹，此点甚为重要。少数子弹、炸药，由杨洪胜随后送来，作为响应之用。”随后，邓玉麟“偕杨洪胜通知工程营同志，复至山后胭脂巷胡祖舜、潘善伯所搬运炸弹”，二人将所需子弹、炸药“运至十五协附近杨洪胜家中，嘱其伺隙运至营内，分授诸同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杨洪胜事先嘱托熊秉坤做好一切接应准备，“少顷，我便送枪子、炸弹来，惟恐二门卫兵搜查，必须派人照料方妥。”

杨洪胜将子弹装在菜篮子里，上面铺以青菜作伪装，先将子弹由胭脂巷运至家中，再分批次运往工程营。10月9日晚，杨洪胜第一次送子弹到工程营时，正值熊秉坤在门卫处值班，得以顺利交接。据熊秉坤回忆，杨洪胜“密交枪弹两盒于熊秉坤”，“同志见了子弹，极为兴奋，几有抢夺之势”。但杨洪胜第二次送子弹时，值日官司令黄坤荣亲自督查。杨洪胜受到盘问，无法掩饰，只好转身逃跑，被巡警一路紧追，他慌乱中扔出炸弹，没想到反而炸伤了自己，被捕至总督衙门。熊秉坤在其文中对此有具体描述：“杨洪胜敲门，内卫兵即应声曰：‘谁？’答以杨。值日官见情形可疑，复问：‘会谁？’曰‘会左队’。接问左队者谁？杨见内面声不好，挟伴疾走。黄觉，令兵士急拿之，杨等已飞飏其家。不一时，巡警各兵至杨家捕捉。杨见事急，连掷数弹，自炸其手，皮破血流，痛不能支。”

杨洪胜被逮捕后，与彭楚藩、刘复基同日受审，在被提审时，尽管他血渍满面，但神情自若，面对清方的威逼恫吓，不卑不亢，“其余已获在讯之匪，一俟研鞫得实”，唯杨洪胜“甘心从逆”，“酷刑用尽，不吐同党一人”，表现出革命者的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为了恐吓革命党，10月10日晨，杨洪胜与彭楚藩、刘复基三人被清廷斩首，头颅被悬挂在城门外。谁知这种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吓退革命党，反而造成了武昌城内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并导致了革命党人的仓促起事。

杨洪胜在被捕前以身涉险为各军营输送弹药；在被捕时奋起反击，是武昌首义前第一个直接向清兵扔炸弹的革命党人；在被捕后表现出革命党人的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他的斩首不但没有吓退革命党人，反而催发了革命党的迅速行动，直接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因此说他是第一炸是实至名归的。辛亥革命后，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革命先驱被称为“彭刘杨三烈士”，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纪念，蔡济民的悼词“抛掷头颅，共和赐得，为国捐躯，为民流血，常山睢阳，同兹壮烈”高度肯定了三烈士的历史壮举，胡石庵的《三烈士赞》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更是高度颂扬：“龟山茫茫，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兮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呜呼！三烈士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

四、第一扭打者：金兆龙

清政府在查获俄租界革命机关后，一直惶恐不安，对新军士兵严加看管起来，下令“不与武器，将兵器一一收藏于楚望台军械库”，并特别交代各队官注意，“各目兵不得擅动武器”。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烈士牺牲的消息传来后，熊秉坤“闻之无可如何，急给三排子弹于龙，令枪毙本队队长罗子清、二排排长陶启胜、三排排长李忠孝”，并对其交代：“今晚起义，不定钟点，但听外间枪声，则群起而攻之。”

10月10日晚，众士兵正屏息以待时，武昌首义突然之间就发动起来了，最早应该是金兆龙与二排排长陶启胜的生死搏斗。参与工程八营起事的正目（班长）朱思武详述当晚起义的情形：“适有该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巡查各处，窥见同志金君（名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吼而起，以掌披金额，曰：‘尔谋反耶？’金大怒，狂叫曰：‘反! 反! 即反矣! ’即以手叉陶颈，推卧床上。众同志闻声哗起。”黎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夜晚七点钟，工程第八营后队的一个排长巡查营房，与该排士兵程正瀛及该排副目金兆龙发生冲突，排长被猛击倒地。”曹亚伯在其书中对此事也有相关文字记载：“是晚七时工程营后队排长陶启胜查有该排士兵程正瀛枪内装有子弹，又查有该排副目金兆龙亦擦枪装弹，遂传喻金兆龙为何如此。金兆龙曰准备不测。陶启胜大怒，谓尔辈岂有此理，预备谋反，这还了得，立命左右与我绑之。金兆龙曰今日之事乃我为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谁也不能绑我。”于是金兆龙与陶启胜等人扭打起来。在二人扭打之时，程定国趁乱打响了第一枪，熊秉坤在楼下听到枪响之后，连忙赶去，现场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当即向天连开三枪，呼号起义，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随即行动起来。

可见，武昌首义第一枪之前应该有第一打，金兆龙是10月10日晚上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和清兵进行生死对垒的，是他率先发难，从而点燃了武昌首义的熊熊烈火。“护枪拼打扭成团，首义民军怒火燃。敢死冲锋攻督署，天明一笑凯旋还。”这是后人对于金兆龙当夜英雄事迹的高度概括。

五、第一开枪者：程正瀛

程正瀛，字定国，工程营正兵，共进会会员。10月10日晚，金兆龙约他和陈振武、钟士杰商讨起义之事，并“各给子弹三颗”，告知他们闻枪声即群起而攻之。当晚七时左右，陶启胜带人巡营时发现金兆龙正在擦拭手枪，二人发生口角，随后扭打起来，这时，程定国听到金兆龙呼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便立即开枪打伤了陶启胜，此乃武昌首义当晚革命士兵打响的第一枪。

熊秉坤在1912年和1913年的多篇回忆文章中对此事均有详细描述。1912年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一文中回忆到：“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正当一、二、三排士兵蜂拥下楼之际，工八营营长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向上射击，口称‘不用呶噪！’声未几，程定国一枪中右队官及司务长。营主见枪毙两人，正跑走时，忽又一枪毙之。于是全营震动。”

1913年熊秉坤以“鄂步兵五旅长前工兵八营革军大队长”的名义，向湖北革命实录馆呈交了《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以及《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对金兆龙、程正瀛、汤启发等人的事迹进行了清晰的介绍。《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命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一文里有金兆龙与排长陶启胜扭打，程正瀛赶来的详细记述：“（金兆龙）随即着黄军服，左手束白布为号，将子弹贯入枪中，坐以待之。而本排排长陶启胜觉其意，带领护军佩刀来棚诘问，欲遂杀龙。龙力与之斗，大呼同志。五棚正兵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一文，对程正瀛开的第一枪也有具体的记载：“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启）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君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随至右队，枪毙右队队长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即呼集同志，一同出发，占领楚望台子弹库。”《十团二营八连一排排长汤启发》一文也认为是程正瀛开的第一枪：“本后队六棚正目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句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

工程营八营士兵周全胜的回忆文也可作为佐证：“十九日晚，约起义，诸同志多以筹划作耳旁语。晚七点钟，有后队排长陶起胜觉之，将捕金兆龙，陈（程）登（正）瀛恐事败，立枪毙陶起胜。”著名革命党人蔡寄鸥也在《鄂州血史》中记载：“程正瀛上好了枪，连忙赶上向陶（启胜）放了一枪，陶负伤逃走”。因此冯天瑜先生认为，是程定国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打响武昌首义的第一枪。2005年，程正瀛故居重新修建后，白雉山撰写了大门楹联：“首义史长垂，革新华夏原三楚；千秋功不朽，射落皇冠第一枪。”

程定国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后，他的后续表现也可圈可点，熊秉坤的早期回忆也没有抹杀他的功劳，“后当同熊秉坤等率队到楚望台集合。各部会攻清督署时，他率领同志赴督署近旁放火，又往各处赶杀零星敌人不已。第五混成协成立，熊命瀛为队长。敢死队成立，公举瀛为一排排长。汉口三道桥之战，徐兆斌中弹阵亡，举瀛为副队长。汉阳之战，奉命死守汤家山，一连五日，敌屡来攻，昼夜不下火线。汉阳失守，护卫黄（兴）总司令回武昌。后黎元洪奔葛店，他也是护从的一个。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任工程四营管带，九月二十日，调任工程五营营长。”

以上史料说明，如果仅仅从工程八营起事这方面考虑，打响辛亥革命首义第一枪的确实是程定国。也正是他这一声枪响，使革命党人从彷徨慌乱之中清醒过来，明白举事之机，不可错失，继而引发全营参与，打跑清兵长官，前往楚望台夺取军械库。他这一枪是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是结束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第一枪，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枪，他这一枪为中国历史掀开了一个新篇章。但这个人不知珍惜荣誉，在“二次革命”后，投靠了袁世凯，1916年被革命党人捕获处死，沉入长江，其事迹也就逐渐被人遗忘了，“发难之功，不复为人道及”。这也基本符合革命叙事的逻辑。

六、第一具体组织者：熊秉坤

宝善里爆炸案发生后，起义计划泄露，清政府得知革命党人“意图大举”，便开始严加防范，“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破武汉秘密机关”，再加上名册暴露，巡捕“按图索骥”，身列名册之人，惶恐不安，不在名册内者也恐受牵连，人人自危。而瑞澂又将士兵武器没收，藏于楚望台军械库，“独信任工程营，调令戍守”。因此，邓玉麟传信给熊秉坤，并分给其子弹二十发，命他当晚听到南湖炮响后，组织士兵攻占楚望台。然而“是日晚九时半熄灯就寝，竟夕以待，不闻炮声，实深诧异”。10月10日，在听闻彭刘杨三人被害的消息后，熊氏便秘密约集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的同志，提出要立即举事，他指出：“革命机关皆已破坏，事急矣，如不急谋举义，吾等之头，明日即不在颈上。”并强调工程八营要当革命先锋，“因军械所为我营所守，如各营响应，亦必先到军械所领取子弹，如我营不先动，别营必不敢有所举动”。在熊秉坤的激情号召下，第二十九标的蔡济民同意举事，熊氏便与其约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旅）西营门，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军械所会合”。

当晚，熊秉坤正值班巡查时，忽然听到楼上二排传来打斗之声，“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熊秉坤看此情形，当即朝天鸣枪三声，“下楼吹哨笛集合队伍”，号召革命党人趁势起事。稍作整顿之后，熊秉坤率众士兵出营，前往楚望台军械所。进驻楚望台后，熊氏以革命党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布了命令：规定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起义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以清督署为最大作战目标。

熊秉坤作为工程八营革命党人的总代表，在起义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宣传革命，动员新军，在其领导下，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占全营的十分之四，使武昌起义有了良好的士兵基础。而他作为武昌起义当晚的组织、发动者，能够在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以一腔革命热血感染士兵，组织工程八营以比较完整的建制投入军事行动，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这对于武昌首义的成功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具体指挥者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其特殊身份和贡献，按照革命党的逻辑，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枪也未尝不可。

1913年，袁世凯曾授予熊秉坤勋五位章，在勋五位证书上有这样的评价：“盖闻时逢走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对熊秉坤的称赞虽寥寥数语，但字字点睛。“袁氏授勋，固不足以荣熊”，但这样高度的评价却是熊秉坤所独有的。袁世凯的授勋依据来自当时黎元洪的呈报，黎之呈报又出自当时军务部和稽勋局的报告，可见熊秉坤作为辛亥革命革命党首先发难第一人，在当时就是众所公认的。

“熊一枪”说法的流行还得力于孙中山对他的褒奖和肯定。1914年7月，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中，孙中山介绍他给众人说：“他就是打响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 1919年10月，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国庆特刊题词，首句如下：“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后来，又在《孙文学说》之《建国方略之一》中说：“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孙中山有“国父”的身份，自然一言九鼎，再加上革命元勋居正等人也力倡“熊秉坤第一枪”说，“熊一枪”便成了史学界比较正统的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熊一枪”还是存在争论的，但大家都肯定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熊秉坤虽并未打响第一枪，但他打响的枪声才是真正的发难信号，再加上他的独特身份和贡献，说他是武昌首义第一枪未尝不可。特别是程定国后来叛变革命，按照“晚节不保，不足为训”的革命叙事逻辑，说是熊秉坤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更具有正面意义。也有学者将工程八营发难之事整体视为起义的“第一枪”，而熊秉坤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组织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那么理应将他视为辛亥首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这个角度来理解“第一枪”比“狭义”的第一枪更富有革命的象征性。

七、第一点火者：李鹏升

武昌城内熊秉坤带领的工程八营发起进攻时，城外塘角的旧恺字营房的第二十一旅混成协的辎重、工程、炮队等也正在行动着。该处的革命党总代表是辎重队的三棚正目李鹏升。10月9日，李鹏升一直在等着南湖炮响和城内发难，但迟迟没有动静。第二天他才收到总机关被破获和彭刘杨三烈士被害的消息，深知局势危如累卵，成败已到关键时刻，李鹏升当机立断，约集革命党人各支队长秘密碰头，提议按前期的起义计划当晚发难。他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义亡，不起义亦亡；与其亡于被捕，不若乘机发难，……或有九死一生之机矣”。最终，各方代表一致赞成炮、工、辎一起发难，“见塘角一有火起，即行响应为要”。

事不宜迟。李鹏升当即以总代表的身份通知炮、工、辎各队代表，准备提前动作。然后，李又“密令同志罗金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他则在草棚点火为号，其他两队纷纷响应。《辎重十一营革命略史》中记载：“至六时，各同志已准备完全，皆在棚内持枪以待。……斯时三排接班查街，又恐兵力分薄，六时五分，代表只得派罗金玉发一号枪（以备打死郭排长），全营同志蜂涌集合，入军装房抢子弹一箱，烧燃马草马房，以为发难火号。斯时人心猛勇，整顿难齐。正闻炮队集合号发，于是正队长李鹏升，带无序之散兵，入工程打玻璃以助威，放野弹而张雄”。当时响应发难的塘角工程队黄世杰在回忆文中说：“七时许，李鹏升找我商量，决定辎重队先发枪声，同时在营房放火。我赶回本队布置。旋闻枪声，又见火起……”，作为当时发难的参与者，他的话更印证了李鹏升是城外发难的组织者。

李鹏升在发难后，即率队向武胜门前进，武胜门未开，再至大东门，门亦紧闭。他当机立断，绕至南湖联合炮队第八标。走到通湘门，得闻城内枪声大作，至长虹桥，又闻八标炮队炮响数声，不久，炮队至，“彼此欢呼”。他领众士兵由中和门入城到楚望台，补充弹药后，并入工程八营进攻督署。

首义参战者邵百昌在《辛亥武昌首义之前因后果及其作战经过》中写道：李鹏升、蔡鹏来、余凤斋等遵照十八日命令所示，举火发难。七时许，由李鹏升等前往马厩，燃草引火，同志罗金玉鸣枪示威。此枪实系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因该营距其他营房过远，未引起大作用，故各书鲜少提及。金冲及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书中也对此有评述：担任发难任务的是工程第八营，比他们稍早行动的还有城外的第二十一营辎重队，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城外参与起事的士兵不多，且燃火后“城内寂然，无有响应；在队目兵，又逃去大半”。在这种情况下，其在武昌起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自然比不过工程八营。但是在工程八营赶到楚望台不久，城外剩余的起义士兵也赶到了楚望台，随后作为工程八营的支援前去攻占了清督署。由城内城外的距离来看，确实是由城外的李鹏升先点燃了马棚举事发难，城内才发生了混乱，响起了枪声。

因此，笔者认为，城外的第一把火与城内第一枪的地位应当同样重要，毕竟，在城内城外缺少联系的情形下，二者不约而同地吹响了起义的号角，更在碰面后相互策应，一同攻下了清督署，最终合力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首义革命报人蔡寄鸥说得好：“余谓城内为工程八营先放枪；城外为辎重一营先放枪。两处都是自动的争先，无分乎谁先谁后。”

居正对城外“塘角着火”曾做过这样的评价：“于十九夜（10月10日）迫不及待，塘角着火，工程发难，各标营同志及学堂同志闻声出动，一举而战楚望台，此举实为首义成功之要着。”革命党人胡石庵更是将李鹏升比作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揭竿一呼究谁始，陇西华胄名鹏升! ”可以说，李鹏升在武昌起义当晚所点起的这一把火是起义的火种，是革命的火光。

八、第一总指挥者：吴兆麟

起义后的头等任务就是进攻，起义的总目标也在于占领总督署，湖广总督署能否攻下，是起义成败的关键所在。诚然武昌首义的组织发动，当归功于熊秉坤，但从攻占楚望台军械库到攻打总督署取得首义初步胜利的总指挥却是吴兆麟，也就是说，吴兆麟才是武昌起义中的第一总指挥。

在夺占楚望台军械库后，熊秉坤再以工程八营革命代表的身份发布命令已经作用不大，“盖因军中生活，士兵多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但此刻情形容不得丝毫差池，“如清方窥破此中消息，派兵袭击，其危殆可胜言哉”。因此，为了趁清政府不察之际攻下武昌，急需一名能掌控全局的军官率领士兵继续战斗。于是，熊氏立马让人将当夜看守楚望台军械库的左队队官吴兆麟找来，由吴兆麟接受总指挥职位，自己退居副职。熊秉坤上交的回忆文中对此事有详细描述：“坤见之，集各代表曰：‘今兵心惶惑，漫无纪律，难遵约束，非一最有声望者出而指挥不可。现吴队官来，盍公推之为总司令，以资筹划何如？’众谓为然，于是吴兆麟即授任为总指挥官矣。”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对此事也有记录：“众士兵平时皆依赖长官指挥，此时秩序忽乱，见无长官，惶惶无主，难有代表。而士兵仍不信仰，故队伍不能整齐，于是众士兵公举左队队长吴兆麟为总指挥，并恳求为大众作主。吴兆麟不肯受总指挥之职，众士兵涕泣哀求，谓队官道德学问，皆优擅长，不独本营同志敬仰，即全军亦素所推尊。”

吴兆麟接受总指挥之位后，先以“不得滥杀”和“服从革命”两事相约，随后发布了四项紧急军令：一是起义军以楚望台为根据地，兵分三路向督署衙门围攻；二是掩护炮队进城，支援步兵攻占督署衙门；三是将楚望台附近交通彻底破坏，以防清督署调兵镇压；四是派人催促各标营响应，规定当夜起义军的口号为“兴汉”。在吴兆麟的英明指挥下，在步兵、炮兵的配合下，总督署最终被攻克，又经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了武昌城。第二天，“武昌已别成一世界，满城兵士皆袖缠白巾，威风抖擞”，武昌首义取得了胜利。因吴兆麟的出色指挥，在后来选举都督时，有人提议既然“昨晚首义，总指挥是吴先生，就以吴先生为湖北都督，可以贯彻到底，早为成功，岂不妙甚”。但吴兆麟以自己职位过低、资望太浅，不能服众为由，执意将此职交给黎元洪。辛亥革命元勋居正对他有这样的评价：“策勋首义，功高吾鄂，急流勇退，得大解脱”。

吴兆麟的功绩在于攻坚克难，在攻打总督署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其威望和地位，不仅坚定了革命军人的信心，也使清军纷纷反正或者放弃抵抗，他以娴熟的指挥技巧和高超的军事谋略让一场攻坚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速胜。另外，他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和品格也为后来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掌管湖北军政大权创造了条件。

程思远先生在《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纪念集》一书的序中写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之大，史有公论。而起义在武昌首先取得胜利，固由于武汉地据形胜，控制华中，故义旗一举而全国响应；亦由于变生仓猝，众推吴兆麟为总指挥，他率军奋战，运筹帷幄，所至有功，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该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吴兆麟不仅在起义当晚慨然受命，进行了出色的指挥，使得武昌光复，而且不计个人得失和名利，反复辞让都督的荣誉，推出更有名望的黎元洪。在后来汉阳失守时，他又临危受命，指挥战斗，担任战时总司令。因此，他堪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总指挥。

九、军政府第一都督：黎元洪

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后，能否组建一个深孚众望的政权稳定局势并号令全国，成了辛亥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由于起义新军都是一些基层官兵，他们自觉人微言轻，不足以号令全国，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既有人望、又懂军事并能拥护革命的军官来担任都督。

10月11日，吴兆麟在省咨议局内主持了联合会议，与首义军人、湖北原地方官员和城内有声望的绅商代表同聚一堂，商讨组建军政府的各项事宜。省议员刘赓藻率先提出请黎元洪就职：“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寻觅之。”立宪派的主张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实际上早在起义筹备时期，革命党人就讨论过让黎元洪担任起义后新都督的可能性。1911年4月，蒋翊武在赴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一次革命党人会议途中，曾说过：“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

万迪庥在其撰写的《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一文中陈述了共进会员刘九穗当时所说的请黎三利：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事实确也如此，革命党人以黎都督名义发出《告全国父老书》，并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名义张贴安民告示后，武汉三镇的混乱局面迅速结束，士兵们也从人心惶惶、莫之所从中回归到军纪严明的战斗状态。章太炎认为，首义后“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且湖北局势之所以稳定，系“由公镇之也”。熊秉坤也认为黎元洪出任都督稳定了湖北乃至全国形势，“革命军大振，具以领袖得人”。

黎元洪以清朝将领的身份就任军政府都督，加快了革命胜利的进程。湖北的清军残兵看到大势已去，逃跑者不计其数，革命士兵则欢欣鼓舞，在汉口的新军除步兵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外全部归附了革命，汉阳兵工厂的守军就地易帜，其他省份的革命军也揭竿而起，参与到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浪潮中，使辛亥革命由武昌发展到了全国各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1912年陪孙中山访问武汉时，曾这样称赞过黎元洪：“非有黎副总统之局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由此可见，黎元洪于紧要关头出任湖北都督，不仅推动了革命进程，使辛亥浪潮得以席卷全国，更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其个人影响力推动了共和大计。

武昌起义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武昌首义的“第一枪”自然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真正开枪的第一人，应该从更广义的基础上去理解。蒋翊武、孙武作为湖北两大革命组织的当家人，他们不但是起义的直接策划者，也是起义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居功至伟。工程第八营熊秉坤、金兆龙、程定国，革命党人杨洪胜，辎重队李鹏升等人都以代表身份参与了前期组织会议，也在正式起事过程中各自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吴兆麟在指挥攻打总督署的战斗和成立革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不计个人得失，识大体，顾大局，成就了革命伟业。黎元洪虽为前清将领，但他出任军政府都督直接稳定了武汉乃至湖北形势，并使全国革命运动一路高涨，对清政府的土崩瓦解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与其把武昌首义“第一枪”这个炫目的光环和荣耀纠结于给哪个特定时空下充满争议的具体人物，还不如从复杂历史中清晰界定这样一个先驱者群体各自特殊的历史贡献。

（作者简介：郭国祥，法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欣欣，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