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论现代化中后期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基点，也是这一转变的伴生物。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前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农村和农民日益衰落，产生出所谓的三农问题，并因此提出了用于破解这一问题的乡村振兴战略。然而，现代化又可分为若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这一历史阶段有其特有的属性，并为乡村振兴提供着与以往乡村发展所不同的历史要求和条件。只有把握现代化的阶段性特点，从工农协调、城乡融合和区域平衡的角度，才能深入理解乡村振兴的地位与走向。

一、工农协调与乡村振兴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生产基础。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从产业形态看，传统社会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主要以工业为基础。工业社会大大超越了自然的束缚，可以创造比农业更大的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同义语。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又被称之为工业国家。

随着工业的产生，农业日益衰落。但无论如何，农业作为一种产业，仍然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甚至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便成为重大问题。而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工业与农业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产业发展与其历史条件相关。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历史的羁绊。在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摩尔看来：“美国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3]况且，“美国社会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4]在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与农业发展较为协调。迄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农业国家，是“世界农场”。

除美国等极少数移民国家外，世界上的古老国家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工农业发展的问题，只是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条件、时段与方式有所不同。英国是最早通过机器工业推进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现代化与农村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的传统社会内部就已生长出商品化的因素；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消化了因圈地运动等造成的大量乡村人口流出问题；三是大量的殖民地开拓，使得工业化产生的巨大产能能够寻找到出路，同时从海外获得农产品以弥补本国农业之不足。随着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世界殖民体系崩溃，英国依靠海外弥补本国农业不足的弱点日益显现。“二战”后，英国开始重新发展农业和乡村，推动工农业协调发展。

日本是亚洲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日本的工业化在亚洲领先一步，其崛起后依靠战争掠夺获取资源并消化了因大量破产农民造成的社会矛盾。“二战”战败后，日本依靠朝鲜战争迅速恢复经济，并快速实现工业化。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与农村的衰败日益突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提出振兴乡村战略，在政府机关专门设立振兴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振兴乡村，实现工农业协调共进。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农业也只能停留在传统形态。大量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状态，原因在于其工业不发达。二是工农业发展处于相对不均衡状态。在工业化初中期，工业优先发展，农业相对滞后。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得益于工业形成的国家能力，农业发展有了更好的条件。三是发展农业，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不可能自动实现均衡。特别是产业性质的差异决定了工业呈加速度发展，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回报率低且风险大，资本不愿意投资。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采用有效的政策，为农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实现工农业均衡发展，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国家都给予农业以财政补贴的重要原因。

中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这一文明自信则因外国工业的崛起而受到摧毁。如马克思所说：“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5]面对工业文明的强大挑战，已进入下行通道的晚清帝国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伴随帝国数千年的沉疴与惰性在新型工业文明的挑战下暴露无遗。“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6]

面对外部挑战，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现代化进程之初，曾经产生了“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的争论。1949年后，随着国家制度的改变，开启了大规模现代化的进程，确立了“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但是，在现代化初期，由于工业化程度低，实际上所实施的是以工业优先，以农业支持工业的战略。在这一战略下，工业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主要是填补工业空白，还没有形成巨大的国家能力。更重要的是，受体制的制约，农业发展迟滞了，以致到1978年还有90%的人口沉淀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贫困状态。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并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改革。

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促使工农业发展相对均衡。但是，这种均衡是以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为代价的。随着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量资本投向工业，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以后，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产值，农村人口的数量第一次少于城市人口的数量。至2016年，我国的农业产值仅占全国的8.6%，非农业产值远高于农业产值。农村人口总数已下降到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下，且大多数农村人口属于农与非农兼业人口。中国的现代化由此进入现代化中后期。

当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以后，工农业发展处于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下。一方面，工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速度非常快，“无工不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农业相对落后，而相对衰败表现得极为突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没有成为“世界农场”，甚至一部分农产品仍高度依赖世界市场，饭碗还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强大的农业与强大的工业同等重要。

面对这一状况，本世纪初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重要思想。在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7]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世纪初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

相隔十多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这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延续，同时也意味着越是进入现代化中后期，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是突出。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上升到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其中，工农业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内容之一。国家试图通过“乡村振兴”推动工农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农村人口体量较大。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数亿农村人口离开土地，但还有数亿农村人口堆积在日益缩小的土地上，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乡村振兴会经历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并受到更多的制约。在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从世界发达国家看，农业现代化与减少农业人口、扩大经营规模是正相关关系。只有相当的土地经营规模，才便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只有农业现代化才能减少农业人口；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然而，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存在亿万小农户。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便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同时，中国的乡村振兴始终不能离开现代化这一基本背景，更不能脱离工业谈农业。一是乡村振兴需要国家支持，国家的财政能力主要依靠工业发展予以提供。二是农业人口减少、农业现代化水平和规模经营取决于工业的吸纳能力。换言之，如果工业萎缩了，“世界工厂”衰败了，乡村振兴的物质条件也会大大弱化，更不可能形成“世界农场”。因此，在现代化中后期，一方面要通过乡村振兴补农业发展的短板，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工业发展，只有在工农业协调共进中才能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

二、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了社会分工，便产生了城乡差别。在马克思看来，“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8]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性要求消除城乡差别，而现代化过程却产生了城乡差别，这种差别的存在将会制约现代化的进程。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 。”[9]

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实践进程看，在现代化初中期，城乡差别问题特别突出，城乡处于对立状态。因此，马克思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0]但是，随着现代化进入中后期，努力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成为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在于“城乡区域就是社会最现代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11]马克思特别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12]如果城乡差别不能消除，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还没有完成。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看，城乡差别已呈现出日益缩小，甚至基本消除的状态。

不同国家的城乡差别表现不一样。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家，并通过城市治理乡村。城乡差别表现为作为政治统治堡垒的城市与作为经济基础的乡村之间的上下对立。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20世纪中叶所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方、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13]至此，“中国仍然是个农民国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以上的人口，和10%到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14]

进入近代，随着现代化的启动，城乡差别又表现为两种产业之间的横向分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适应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农业支持工业，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从体制上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将乡村人口牢牢地限制在乡村，乡村不能获得与城市一样的发展机会和资源。例如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农业税费制度使得乡村人口无论有无收入或者收入多少，都要上交税费。国家要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费用得通过搭国家税费便车的方式由农民支付。特别是在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大量资源向城市流入，城乡收入和社会差距迅速扩大。进入新世纪，国家免除农业税费，建设新农村，对农村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以促进城乡一体化。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行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中后期的一项重要战略。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缩小城乡差别，特别是改变长期制约乡村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一是共享现代化成果。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不仅仅是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通过资源、资产、劳动和产品获得更多收入，其重要条件是建立市场化机制。

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收入呈多元化，其中的重要收入来自于资产。城乡的要素和资产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是农业人口最主要的资源和资产，不仅可以生产产品，而且具有投资价值。如英国南部地区的农地在近三十年内增值5倍，与城市的房产增值增速相等，这就意味着城乡人口的资产性收入相距不大。

在中国，相当长时间内城乡居民的收入主要是非资产性收入。1990年代后期，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开始实施商品房制度，伴随城市化进程，城市住房迅速增值，城市人口的资产性收入大幅度增加。而作为乡村人口最大资产的土地和房屋因为不能自由买卖交易，难以自动增值。乡村人口的收入主要依靠产品和劳务，其增值速度有限。如果从资产性收入的角度看，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迅速扩大。由此，这也导致乡村人口进一步流向城市，乡村振兴面临的困难更大。

因此，在现代化中后期，必须创造条件解决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这一问题。如迅速加快农地用途的严格管制制度建设，为土地流动创造必要条件，逐步放开乡村住宅管制的同时，乡村非农用地由市场加以配置。这些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乡村人口能够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使得乡村资源具有投资价值，进而引入现代农业和乡村所需要的优质资源。

二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别的重要动因在于乡村产业单一，特别是传统农业发展潜力有限，农民的收入增加相对困难，由此导致乡村优质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没有优质人口，何谈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改变传统的农业产业结构，而且要改变单一的农业结构，实现乡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通过乡村的二三产业发展，将城市要素引入农村。如通过发展旅游业、乡村民宿业、特色小镇等，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三是均等的公共服务。在现代化初中期，收入成为人们选择生产生活的主要因素，这正是大量乡村人口背井离乡、别妻离子而流入城市的重要原因。而在现代化中后期，随着温饱和小康生活的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近些年，大多数人流向城镇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救助。因此，以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便成为重要任务。

从发达国家看，城乡差距缩小和消除，甚至出现逆城市化倾向，重要原因是乡村不仅能够获得与城市同样的公共服务，而且能够获得比城市更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乡村被重新定义，即乡村不再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居住的地方。如英国的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其中仅有1%是农业人口，17%为非农业人口，甚至是高层次人口。即使是农业人口也因为可以获得同样的公共服务而被称之为“乡村中的市民”。

三、区域平衡与乡村振兴

社会总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运转的，而国家则由各个地域部分所构成。在现代化初中期，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之间、传统乡村与现代城乡之间差距较大。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传统意义上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日益缩小，其结构性矛盾则以另一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区域差别。

现代化的发动机是城市。“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15]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二三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现代服务业的地位愈益突出。各种要素向以大城市为主体的中心区域集聚，形成以一个核心城市为主干、若干中小城市为拱卫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然而，中心化的后果必然造成边缘化，即一部分区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由此，传统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为区域差别所替代。这一问题即使在当今最为发达的国家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已成为国家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2016年，英国大伦敦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是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区域。其中，金融业和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区域内的农地增值快，乡村旅游条件好，公共服务方便，城市居民更愿意在乡村居住。而在北部的苏格兰地区，农地价格只是大伦敦地区的一半甚至更少，乡村的生活条件也比大伦敦地区差。这种地区差别导致苏格兰地区民众产生离心力。英国忙于脱欧之际，还得面临苏格兰要求脱英的压力。美国近年来也面临区域差别问题。由于大量传统工业转向海外，现代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世界工厂”为“世界银行”所替代。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只可能集聚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传统工业集聚的地区成为所谓的“铁锈地带”，就业不足，经济社会发展衰败。特朗普得以当选美国总统，与这一区域结构性失衡相关。

中国是一个规模超大且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历史底色和现代化起点与中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且多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十分突出。随着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中心化趋势愈益突出，正在形成若干特大城市群，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等。这些城市群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201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0万亿以上，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也正在形成若干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次级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化势必造成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边缘化，并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在进入现代化中后期以来，乡村振兴需要有更为精确的区域性目标，必须分区域分类型施策。

第一，乡村振兴并不是每个村都振兴。

应该看到，农业人口减少与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是世界农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村镇合并。如日本的村庄已减少至上千个。只有这样，国家才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为乡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我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注意农业人口减少和建制合并的基本趋势，加强对乡村振兴的区域规划，在进行合理科学布局的同时，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第二，国家对于乡村振兴支持的重点是欠发达地区。

在城市群地区，特别是特大城市群地区，依靠城市巨大的带动力和辐射力，乡村振兴有较好的外部条件，一部分乡村人口的收入甚至超过城市人口的收入，要获得一个农村户籍甚至比获得一个城市户籍更难。对于这部分地区，乡村振兴更主要的任务是推进城乡要素互动融合发展。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更多地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国家行为支持乡村振兴。如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聚在西部区域，作为国家行为的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在西部。

第三，在乡村振兴中注重发挥区域特色和优势。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如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本身就不适宜人居住。这些地方的乡村随着人口的转移，将会自然消失。国家更多的是提供必要的保障，让这些地方的乡村有尊严地消失。与此同时，还有许多西部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条件。当现代化进入中后期，人们对自然生态需求更大时，东部城市群的人口也会希望在生态条件更好的西部地区生活和居住。因此，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要十分注重修复、保护好生态资源，避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一三产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