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钊 等：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光辉内容，那就是大力倡导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倡导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曾充满激情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似这样高度赞扬与全面评价中华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创造性贡献。不仅如此，习近平为推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P201-203）明确强调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给当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

所谓“创造性转化”，强调的是以“创造性”和“转化”作为关键词，要求人们对传统概念的原始意涵作必要改造，但这个改造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要体现科学性，即在对之改造后，同该概念的原始意涵不相悖逆。鉴于此，习近平将“创造性转化”解释为：“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这些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做出现代诠释。所谓“创新性发展”，以“创新性”和“发展”作为关键词。“创新性”，指的是对传统概念实施创造更新，增加原来所未发掘出的意涵；“发展”是指对传统概念的意涵有所深化与推进。这两者结合起来，便赋予了传统概念以新的意蕴。也正是鉴于这些考虑，习近平将“创新性发展”解释为“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扩展，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P201-203）。习近平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把握“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涵至关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认真体味。

一

对传统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

之所以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乃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进步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要求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当今，我们面对的社会存在，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新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并为它的发展鸣锣开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然有自己的许多优势，但它毕竟是前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它曾为之服务的昔日的社会存在早已成为历史。虽然如此，但它并未完全过时。这是因为社会意识形态还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并未同昔日的社会存在一起消逝，可继续依附新的社会存在而保存下来，这就使得优秀文化成果具有历史继承性。正是这个历史继承性，使优秀传统文化到了今天仍具有其自身特定价值。为了发挥它的现代价值，就需要我们对之作必要的改造加工，或曰做出“现代诠释”，促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同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新的社会存在相承接、相协调，并为它们服务。这就需要提升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的价值引领作用，用文化的力量托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又引领和支持中国梦的进—步实现。这就告诉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

2.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促使中华文化实现自身再优化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世代相传的继承性，亦具有某种历史局限性。关于它的继承性，我国学界已作过多种论述，早已形成共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传统文化还有它的“局限性”。它产生于往古封建时代，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其中，不少思想观念到了今天已面临新的考验，因而难免同今天我们所要建立与弘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抵牾，故需要对之改造与加工，即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对症下药，促其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传统文化自身特点的二重性，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只看到它的继承性，看不到它的局限性，就难免夸大传统文化的功能，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历史上的“国粹主义”思潮就属于此类）；而如果我们只看到它的局限性，看不到它的继承性，那就难免贬低传统文化成果的现实价值，犯数典忘祖的错误，近代史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属此类。可见，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旨在克服其历史局限性，发挥其历史继承性，从而使其劣势得到应有改造，优势得到合理发扬，使之在当代再立新功。

3.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弘扬“与时俱进”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与时俱进”既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也是我们民族一贯提倡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先哲对此多有论述。特别是享有“中国文化之源”地位的《周易》，在这方面的论析，尤其丰富。例如，《易·艮卦·彖传》提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命题，就鲜明地表达了“与时俱进”之旨。所以，“与时俱进”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民族精神，值得继承与弘扬。按照“与时俱进”的理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旧的传统，进入当今的新时代；跳出过去农业文明，进入当今工业文明；跳出已往的计划经济，进入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面向当今的新时代，着眼于未来的新发展和新要求。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弘扬“与时俱进”民族精神的客观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而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二

对传统文化进行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法

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传统文化中某些资源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出来，需要通过这样做，促使其可用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其二，是由于传统文化资源在表达形式方面还未能顺应时代特征、未能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这就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加工，使之尽快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掌握相关的方法。

1. 要下功夫对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做出现代诠释。要完成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一项最为迫切的工作，就是对之进行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身上，而是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文化成果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习近平强调的“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和“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扩展，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等重要指示，既揭示了对传统文化成果进行现代诠释的范围与任务，也阐明了我们对之作“现代诠释”的基本宗旨。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成果不做出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之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糟蹋，难免陷于“食古不化”。所以，进行“现代诠释”，是实现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必要环节，绝不可少。在这方面，前人早已操作过。例如，孙中山先生曾对儒家的“忠”德做出现代诠释：“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3]（P681）孙中山先生短短的几句话，就是在当时对儒家的“忠”德所做的“现代诠释”，赋予其“民国”时代的道德精神，为我们探索传统向现代转换，作了有启迪意义的典范。

2. 要注重提炼、发掘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现实价值。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P201-202）这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到了今天确有自己的现实价值。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对传统文化加以发掘整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为只有紧紧扣住其现实价值，对传统文化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把握着力点，才能目标明确地真抓实干。但是，关于传统文化成果的现实价值，前人并未贴上标签，而是隐藏在相关典籍之中。今人要发现其中的现实价值，只有通过认真读书，才能逐步体悟出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它要求我们从时代需要出发，联系社会实际，对传统文化成果做必要的梳理、总结、提炼、发掘工作，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对传统文化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使其中隐藏的现实价值更鲜明地显露出来，从而使之为我所用。

3. 要深入总结广大群众弘扬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新经验。要完成对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不可能靠少数人关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冥思苦想搞出来，而只有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才能有所成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既是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也必将是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担当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各条战线先后涌现出许多新时代的英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建设日新月异，先后评选出全国道德模范六届，共336人，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类，他们的事迹，奏响了时代文明的乐章，叩响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扉。

当前，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认真总结以上英模人物继承与利用传统文化成果、推进当代文明的成功经验。例如，曾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同志，对中华传统“忠”德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据有关媒体报道，孔繁森在第二次赴藏前，在与老母告别时，“想到这也许是同年迈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说：‘娘，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这段记述，表明孔繁森将传统的“忠”“孝”两条德目铭刻在心，但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忠”德，其内心还是充满对老母的孝敬之情。他讲的“忠”，就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在赴藏前，孔繁森请人写了这样的条幅：“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乡。” 进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酒高原”“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等豪言壮语。在这里，孔繁森用自己的高尚追求与实际行动，对传统忠德作了最好的诠释。又例如，山东省嘉祥县大张楼镇临湖集小学教师任存来，对传统诚信之德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在教学实践中，坚持用诚信之德教育学生，取得很好的成效，曾被推荐作为某地诚信道德模范的候选人，受到人们关注。他对“诚实守信”作了这样的解释：“诚实，才能互信；守信，才有共同发展的基础。‘诚实守信’，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与信念；在职业工作方面，则表现为诚实劳动、求真务实、遵纪守法；在经济生活方面，表现为公平交易、信守合约、诚实服务；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表现为与人为善、坦诚相待、团结互爱、助人为乐。”任存来同志在这里对诚信之德所作的诠释，对于推进传统诚信之德与当代精神文明接轨、进而对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可见，深入总结广大群众弘扬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新经验，对于推进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三

要正确处理好中华传统文化

与相关文化之间的关系

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相关文化类型的关系，以下三种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1. 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坚持一条重要原则，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传统文化得以发展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用武之地。为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辩证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确切地说，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完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例如，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取得的文化业绩的典范，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新光辉成果。而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发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5]（P161），使之在服务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传统文化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如虎添翼，更好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更好地将其现实价值完美无缺地贡献出来。

2. 要处理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间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认真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无疑至关重要。就这两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活水源头，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流的重要表现形态，离开了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流在现阶段就难以显现出来。要处理好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既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借鉴价值，又要求我们正确看待当代文化吸纳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必要性。应当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基因和人文思想底蕴，常常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构成要素和精神命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例，它的形成，正是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精神和人文愿景之后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活水源头，就不可能形成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以中华优秀“和谐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没有中华“和谐文化”，也不可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所以，要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大力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两者实现完美结合。

3. 要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相比，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对之合理利用。我们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旨在“古为今用”；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意在“洋为中用”。因此，必须坚持“两手抓”，既要善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又要善于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里必须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盲目自大、故步自封的倾向。这种倾向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乃至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历史上的“国粹主义”，就属此类。二是盲目自卑、崇洋媚外的倾向。这种倾向只看到自己的短处，看不到自己的长处，数典忘祖，以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历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如此。因此，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注意克服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这两种倾向。为此，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实施交流互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之为我所用，以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同时，还要本着“文化自信”的精神，大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向世界，以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6]（P161）的指示，就体现了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