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政:试析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实质和危害

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理论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三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当时，英、美两国为应对社会经济危机，分别奉行“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渗透到我国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力图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

一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实质

（一）新自由主义主张彻底私有化

1. 从理论看是荒唐的。新自由主义彻底私有化的前提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有经济学家提出，自私自利是人的亘古不变的本性，人都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由此引申出新中国建立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公有制经济违背了人的本性，是人的理性的“迷失”，“历史的迷误”。改革就是要纠正这种“迷失”“迷误”，回归私有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普遍道路”等等。我们先不说这些怪论有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仅就其理论前提而言，就是极为荒唐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这一理论前提，是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公理的信条，这完全是反科学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永恒的“人的本性”。“自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思想意识不是天生的，而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产物。新自由主义者把反映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自私观念加以放大，普遍化为人的本性，是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性夸大为普遍人性的典型表现。这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具体形态的露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新自由主义者正是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理论前提出发，给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捏造了种种罪名。

2. 从现实中看是有害的。新自由主义者攻击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所谓的现实依据，是他们捏造的或夸大了的事实。如他们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违背人的自私本性，效率必然低下；国有经济是靠垄断生存的，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国有经济与民争利，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只有消灭国有经济才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然而真正的客观事实却不支持新自由主义者这些捏造的、夸大了的所谓事实。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很强的生命力，并非低效。1953-1978年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依靠公有制经济实现了GDP年均增长6.5%；在1952-1988年的37年中，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用率曾高达20%、甚至30%以上，最低也有10%以上。2013年《财富》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中，我国企业入榜95家，其中国有企业88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确出现了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根源不在公有制本身，而另有复杂原因。其二，指责国有企业垄断是没有道理的。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证明，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在诸多行业实行垄断，在经济上是高效率的。二是要看谁垄断对人民有利。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是少数大财团得高额利润，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利润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三是我国的反垄断法反对的不是企业的垄断地位、市场的控制能力，而是对市场的垄断行为，即指滥用控制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指控制力。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对市场有控制力，但未曾操纵价格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它所提供的石油、电、水、运输等重要商品价格不是随意定价的，都是经过严格的听证程序，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充分考虑社会成员的承受程度或特殊情况而确定的。所谓国有企业垄断是某些利益集团企图搞垮国有企业制造的一种舆论。其三，所谓“与民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一切经营活动都直接或间接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国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无疑需要获得利润，但这并非其生产目的，且利润最终属全民所有。

3. 从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上看是违法的。一从国家法律看。我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遵守《宪法》，否定和反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违反《宪法》。二从我们党的法规、决定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看。《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写着，“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P70）。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又说：“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中央还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改革，目的在于调整优化监管职能和方式，放权搞活国有企业，让企业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改革的核心要义，是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搞活国有企业同时实现。达到了这个目的，才算取得了改革的真正胜利。这里还必须指出，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发展。同时也一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肯定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但绝不容许借口否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一定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   

在对待国有企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多、话语很重。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讲：“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接着，他讲了两段入木三分、震撼人心的话。

一段话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

再一段话是：“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别人的圈套！”

应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发展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要求和重大意义，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已经讲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了。习近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全党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提出这样的问题、严厉地尖锐地批判一些错误观点和现象，一些很重的话听起来又感动又使人震撼。可是在这些重要讲话以后，一些人依然置我国宪法于不顾，我行我素，通过高层论坛、报刊文章，攻击、诋毁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继续“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

上述表明，新自由主义者坚持彻底私有化的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一再兜售那些荒唐的主张呢？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同志曾尖锐指出过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P297）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小平同志讲的改革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5年8月，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3]（P138）这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这样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其实质是要瓦解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这个问题江泽民也讲得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4]（P51）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5]应该说，这已经把问题说透了。

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有的继续从毁灭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基本理论、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来瓦解国有企业，挖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些势力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猛烈攻击，当然也是针对、挑战党的领导核心的。关于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自己也毫不隐晦，他们公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请回’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这个资本主义是什么……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谰言暴露出新自由主义者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非随意而说，而是对美国战略的回应。20世纪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说过：“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2000年，前总统克林顿也讲，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中国内部“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以使中国做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选择”。近期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一些美国政要明确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把他们妄图瓦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平演变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二）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市场万能论”，要求完全市场化。他们攻击国家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并称自由市场经济能够顺利地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使经济资源获得最佳配置，为个人谋得最多的福利，并防止严重的全面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这种论调是亚当·斯密与萨伊的有关思想的融合。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活动与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价格机制调节会自动导致整个经济平衡。

但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运行实践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市场并非万能，它固有调节的短期性、滞后性、盲目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完全市场化，不受任何国家调控，必然造成宏观经济的失衡、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生活的混乱。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用事实证明“市场万能论”的破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认识。如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他曾是“美国式市场万能论” 的坚定信奉者和鼓吹者。西方经济危机发生后，2008年12月，他出版了一部自己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自我毁灭了？》，他在书中反悔说，我“对自己主张的错误而抱悔恨之念”，表示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法国学者勃拉尔顿指出:“今天，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法国学者罗奈·勒努阿也指出: “没有国家管理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而且还会使自由遭到毁灭。”

事实上，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国家宏观调控，可以保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护重点。邓小平同志有一个精辟论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6]这个思想极为深刻。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党的领导，市场调节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在经济实践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权衡利弊，决定采用哪种方法、哪种手段。

从理论上说，坚持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一是因为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条件下，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宏观经济平衡是微观经济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二是可吸取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积极因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经济，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经济。虽然西方国家存在着反对宏观调控的经济学理论，但不过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对政府的行为并未有实际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些观点，在2008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政府纷纷出来救市的行为得到了充分印证。

西方新自由主义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兜售完全市场化主张，其目的，一是混淆国家性质。资本主义初期，针对封建专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有助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否定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是有意混淆社会主义与封建专制国家的本质区别。二是误导我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抛弃国家宏观调控，削弱政府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以方便私人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三是新自由主义者把宏观调控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征，他们批判宏观调控，意在批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定党的领导。

二

新自由主义的深重危害

新自由主义的荒唐主张对世界的危害是深重的。2014年8月15日《求是》第16期发表了署名李文的一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的文章，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历史前台，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整套政策主张和一系列改革实践，进而被西方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文章接着指出，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约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1996年GDP的4.2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对东欧八国的危害是，以匈牙利为例，在私有化运动期间，经济增长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间，GDP下降了近20%。对其他国家的危害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几乎所有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比如，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时有发生。

正是这样，世界多个国家的学者、政要都批判新自由主义，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还有学者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成如此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连制造“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也反思说,“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