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 袁松：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分化加剧，农民之间的隔阂也在加深。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非常高，先富起来的农民与未富的农民之间在经济水平、社会交往、消费观念及政治参与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别，也存在激烈的竞争。阶层间的竞争关系及由此带来的阶层对立和冲突，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社会现象，而阶层的对立和冲突又突出表现为下层农民针对上层农民的上访。这些地区的农民上访被深深地打上了阶层关系的烙印。这是一种新的上访类型，也是农民上访发展的新趋势，学界尚较少关注。对它的分析需要有新的理论工具，这样上访研究才能紧扣新的理论生长点，也才能更好地把握农村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发展的新动向。

下文将以浙江G镇的田野调查为个案，在梳理以“国家—农民”关系为进路的上访研究基础上，基于阶层分化与竞争的分析理路，从阶层竞争的视角切入对农民上访的研究。

一、“国家—农民”关系研究进路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是近30多年来农村一个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变化，而农民上访的许多类型都与这种调整有关。因此，国家与农民关系也成了中国农民上访研究中一个主要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脱胎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它在中国的应用突破了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对农民上访的研究中，研究者仍有所偏向，包括社会偏向、国家偏向和心理偏向等。

社会偏向路径以上访者为分析中心，强调上访是农民精英对国家行为做出的反应。该路径肇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依法抗争”与“以法抗争”，它视上访为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将上访归入具有社会运动属性的“抗争政治”行列。在“抗争政治”范式下，学者陆续提出了“以死抗争”“以身抗争”“以弱者身份抗争”“依势抗争”等家族式概念和分析框架。社会偏向路径关注到了农民精英从被动反应到主体觉醒的转变，以及他们在上访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和技术。

国家偏向路径以国家分析为主体，从国家制度所内含的关系、逻辑和机制来探讨农民上访问题，主要理论有政府层级关系、国家政权建设、乡村治权、治理责任等，它们强调在国家与农民互动、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构建与塑造中理解农民上访。

心理偏向路径从微观的心理角度探讨上访的动因和过程，其切入点是中国本土概念“气”，落脚点在农民的“尊严”政治。在该路径中，国家既是“气”的制造者，也是农民“出气”的对象。心理偏向路径一般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对农民上访心理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刻画细致入微，但缺乏对“气”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的考察。

上述研究力图从多维度、多层次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去理解农民上访，展示了上访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国家—农民”关系框架有其缺陷，它未完全摆脱单向度的“支配—反抗”模式，视国家在上访中的角色为“掠夺之手”，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而农民则是被动、弱势的反抗者，或者是权利意识觉醒后的抗争者。同时，该分析框架中普通农民被隐匿，进入“黑箱”，国家与农民关系被基层政府与农民精英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所替代。尤其是看不到不同农民在上访中的关系互动及其对农村政治的塑造。而事实上，许多上访是在村庄中酝酿和发展的，是村庄不同力量之间较量与博弈的产物，只有在上访发生之后，农民才与国家发生关系。且最终还要回到村庄来解决问题。

基于此，本文提出阶层竞争的解释进路，结合“国家—农民”关系框架的基本理论，在村庄内部观察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搭建它们与农民上访的逻辑关联。

二、阶层竞争框架的分析理路

阶层竞争的解释框架是典型的政治社会学进路，它强调农民分化之后，阶层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如何触发和形塑农民上访的。较之“国家—农民”关系研究进路，它对农民上访的分析以村庄为视域，既刻画农民上访的心理发展过程，又对上访背后的阶层关系、利益分配秩序等结构性因素进行剖析，试图克服“过程—事件”分析对村庄结构缺乏考察的缺陷。同时，一改“支配—反抗”模式的刻板印象，否弃“抗争政治”的价值预设，将普通农民与上层农民纳入分析视野，揭示二者在阶层竞争中的资源动员与策略。阶层竞争关系既是农民上访的动力机制，同时也是农民上访的约束性结构。该框架的基本逻辑如下：

首先，阶层竞争的前提是农民分化。在传统血缘集团“自己人”关系中，不存在明显的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农村打破血缘等级制度、推进人格平等，这是农民分化的开始。但是集体时期农民家庭之间差别不大，相互竞争不激烈。改革开放后，各领域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东部沿海的机会更多。这种变化给平等的个体改变现状、力争上游带来了强劲动力。有些农民家庭能抓住机遇，率先在经济收入、生活条件等方面得到改善，而有些家庭则改变较少较慢，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快凸显出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东部农村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分化，并由此带来社会层面的分化。之前相差无几的农民被分割到不同的阶层之中。农民分化越大，阶层竞争就越剧烈，反过来又加剧农民的阶层分化，形塑阶层区隔。

其次，农民竞争会给落后者带来压力和焦虑。农民分化之后，村庄就成了相互冷漠、攀比成风的“竞争社会”，竞争底线是别人不能超过自己。东部农村高度分化，阶层间的竞争激烈，这会给落后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调动资源迎头赶上。那些怎么努力都赶不上的人，面对跟自己起点一致的上层农民，就会产生极大的生存性压力和地位焦虑。竞争带来的差距越大，下层农民就越没面子，在上层农民面前越抬不起头。正是胜利者的存在，时刻昭示着落后者的无能和失败，他们对上层农民便会心生怨气。这为他们上访埋下了种子。

再次，农民在村庄里无法退出竞争。下层农民有两种方式来摆脱因竞争失败带来的负性情感体验，一是提出新的价值观，不跟上层农民进行价值比较；二是逃离与上层农民的关系。但是，村庄是熟人社会，价值目标具有共享性，不可能存在两套对抗性的价值目标。同时，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关系是可见的，互动是面对面的，加之信息对称，任何农民都无法退出与其他农民的互动。因此只要在村庄中生活，就还要面对上层农民，就要跟他们比较和竞争，下层农民的生存性压力就会挥之不去。

最后，农村各阶层调动资源参与竞争。在阶层竞争中，下层农民充分配置和调动家庭劳动力，甚至过度压榨和剥削自身劳动力。上层农民则利用其经济优势，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夯实发展基础。这对下层农民的发展和改变落后状况极为不利，并最终使他们将竞争失败归结为上层农民的资源和机会的剥夺。若无其他救济渠道，下层农民便可能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

在东部农村，阶层竞争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涉及面子、尊严、承认等社会性层面；二是村庄资源和公共利益再分配层面。这两方面的竞争成败，切关一个农民家庭在村庄中的面子和阶层地位，因而竞争非常激烈。

三、上访的原初动力：阶层竞争与下层农民的生存性压力

（一）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G镇位于浙江沿海，辖23个行政村（社区），户籍人口6.3万，流动人口近7万。G镇工商业发达，大小私营企业遍布全镇，大部分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在工商领域就业，纯务农户剩下不到1/10。农户在经济上出现了较大分化，年收入从一两万元到数百上千万不等。

农村经济分化带来社会的分层，2000年以后，G镇农村的阶层结构和界线趋于定型化。“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马克斯·韦伯将社会资源划分为收入、权力和声望三类，并依据这三类资源的占有情况进行阶层划分。在G镇，占有较丰厚经济资源的农民形成交织联系的各类圈子，他们不仅通过贿选占据村庄政治权力资源，还垄断着村庄价值评价标准，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因此，从经济收入对G镇农民进行分层，是客观分层和主观分层结合比较好的分层方式。如表1所示，从经济分化角度，可以将G镇农民划分为富豪农民、富裕农民、中等农民、普通农民和贫弱农民等5类。在收入、权力和声望等的占有上，富豪农民和富裕农民相同，普通农民和贫弱农民差不多。所以，G镇农民分为上层农民、中间农民和下层农民。（表1省略）

上层农民包括富豪农民和富裕农民，占农户的10%许。富豪农民经营较大规模的企业，年产值多数在1000万以上，年净收入在200万元以上，少数超过千万，资产积累数千万或上亿。富裕农民的企业属于中等规模，年产值在500万到1000万元之间，年收入在50万至200万元之间。上层农民声望高，拥有较广的超社区关系资源。

中间农民即中等收入群体，包括小规模企业主、家庭作坊、个体工商户和技术人员等，占农户的30%左右，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之间。小规模企业主一般有两三条生产线或几台自动化机械，雇佣人员在几人到十几人之间。家庭作坊由夫妻二人操作机械，只在订单多时雇人。个体工商户在村镇开店，技术管理人员在当地规模企业从事技术或管理。中间农民所从事的行业服务或对接上层农民的企业，与上层农民关系紧密。在村庄里有一定地位。

下层农民由普通农民和贫弱农民构成，接近6成，他们是务工和务农人员。在G镇，农民在本地务工，月工资一般在3000至4000元之间。务农主要以种植供应蔬菜为主，有少量种植水稻。下层农民在闲暇时间会接一些手工活。普通农民的家庭收入在5万至15万之间。贫弱农民的年收入低于5万，属于村庄边缘群体。

（二）阶层间的社会性竞争

在阶层竞争中，上层农民是“求异”，追求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以此展示他们的财富和能力，标榜与其他村民的区别。只要其他农民在某一方面赶上了他们，他们就得刷新标准。中间农民虽然财富上跟上层农民有差距，但在生活消费上却力争紧跟其后。下层农民则主要是“求同”，尽最大努力缩小差距。在竞争过程中，上层农民凭借巨资在各方面刻意与下层农民拉开距离，构筑阶层区隔，甚至故意挤兑、贬低下层农民。

G镇社会性竞争的项目主要包括：

第一，居住。居住能够彰显差别，农民在居住上竞争激烈。G镇农村房屋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小平房，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老村落里，房间距很小，以瓦房和水泥平房居多，一般五六十平方米。这是贫弱农民和一半以上普通农民的居所。第二种是连排小洋楼，多建在交通道口，一般两到三层。这是普通农民的房子。第三种是中间农民和富裕农民的三层独栋小别墅，位于远离老村落的别墅区。第四种是带院落的三层独栋大别墅，一般占地一到两亩，或建在别墅区或单门独院，为富豪农民所有。上层农民不仅在村里有别墅，在镇上也有别墅，在市县还有房产。农民称别墅区为“富人区”，老村落为“穷人区”，二者在外观上的区别很扎眼，对下层农民的刺激很大，他们也力争宅基地建别墅。

第二，消费。消费能够彰显和强化阶层差别，上层农民在消费竞争中刻意制造消费的层级化。G镇农民主要在汽车、香烟和闲暇消费等方面展开竞争。汽车被认为是当地人生活的“标配”，没有汽车意味着沦落底层。上层农民拥有一到两辆50万至200万价位的豪车，富豪农民多则有数辆上百万的豪车。中间农民拥有30至50万元的汽车，少数人有50万以上的豪车。贫弱农民没有能力消费汽车，少数普通农民拥有十几万元的汽车。香烟是交往的媒介，上层农民最低抽软中华，中间农民则抽软中华或蓝利群，下层农民只能抽硬白沙。上层农民雇佣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其闲暇方式一般是结伴到市县茶馆喝茶、喝咖啡、垂钓、爬山、网球、国内外旅游、购物等，富豪农民还会乘坐私人飞机外出打高尔夫。中间农民即便吃力也要紧跟上层农民的闲暇方式。下层农民忙于生计，缺少大块闲暇时间，他们休息时一般是看电视、聊天或堰塘垂钓。

第三，婚配。子女成婚是父母的人生任务。在G镇给儿子结本地婚，要十几万的彩礼、近20万元的酒席及数万不等的金银饰品，加上新房和轿车，结一场婚超过100万元。贫弱农民对本地婚望而却步，只能给儿子选择两三万元彩礼的外地婚，但外地婚被人瞧不起。当地嫁女儿比的是谁亏的钱多，亏得越多越有面子。上层农民嫁女儿给上百万至数百万的“压箱钱”，以及名车、房产、金条、名画等豪华嫁妆。有的富豪农民嫁女儿要亏上千万元。下层农民亏不起，嫁妆也极为普通。上层农民用“撒钱”的方式抬高了婚姻成本，给下层农民带来巨大的压力。最贫弱家庭的儿子只能打光棍。

第四，人情。人情的竞争实质是社会关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酒席和礼金上。上层农民的超社区关系较广，他们的酒席规模大，普遍在60桌到200桌之间，多则三四百桌。酒席档次已超过5000元/桌，酒桌上都是名烟名酒，菜肴以鲍鱼、海蟹和海龙虾为主，其中海龙虾一盘是600元，香烟一桌要700多元。一次酒席一般要花费30万到100万元。为了脸面上好看，下层农民办酒席也要达到这个档次，但限于经济能力只能减少请客和缩小酒席规模。普通农民请客控制在20桌以内，贫弱农民则低至几桌。在人情礼金上，上层农民已将它拉到了一次1 000元起步。下层农民对此难以承受，他们便减少与他人的人情往来，尤其是与上层农民的人情。上层农民1年送礼在10万元以上，中间农民是3到5万元，下层农民则在1万元左右，低则几千元。

还有诸如小孩上学、生病就医、老人养老、个人气质、信仰形式等项目，每一项的对比和竞争对于下层农民来说都是芒刺在背。

（二）下层农民的怨气：村庄面对面竞争带来生存性压力

以上比较和竞争在村庄时刻都在发生。对于上层农民而言，这是炫耀财富和地位，对于下层农民来说彰显的是失败。为此，下层农民害怕与上层农民打交道，后者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压力，使他们在交往中表现得过于敏感和自卑，恨不得赶紧逃离村庄。但村庄熟人社会是不可逃逸的，下层农民必须直面竞争落后带来的“生存性压力”，主要包括：

其一，暴露“无能”和“虚弱”。村民都希望得到其他村民的认可，而条件是有本事、有能耐。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在起点上相差无几，而如今却差距甚大，自然被认为是个人能力问题。上层农民的在村正好映衬了下层农民的“无能”与“虚弱”。在比较中，双方的关系越近、起点越一致，若与对方的差距越大，那么无能感、虚弱感就越强烈。兄弟、堂兄弟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尤为如此。

其二，丧失面子和尊严。农民竞争的目的是获得村里人的尊重。G镇一带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是否有面子的标准是“有没有钱”。只有“有钱”，才能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符号，才能高消费和建立宽广的社会关系，这些是体面和有尊严生活的构件。下层农民“没有钱”，怎么努力都难以“翻身”，因而被上层人看不起，得不到他们的尊重。上层农民用“懒惰”“愚蠢”“不可救药”来形容下层农民，刻意回避与之打交道，以免丢了面子和身份。

其三，没有成就感和价值感。在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体无法自我实现，只有在跟他人的价值比较当中，才能认识自身和获得价值感。下层农民通过比较，发现自己被上层农民主导的村庄价值目标甩得老远。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成功的标准，得不到主流价值认可，使他们觉得人生非常灰暗，活着没有意思。更要命的是，他们发觉不仅自己达不到这些要求，甚至子女也达不到。由是许多下层农民丧失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

下层农民在竞争中深受伤害，他们生活在极度压抑的氛围中，承受着沉重的生存性压力，久之便对上层农民生发负性情绪，包括羡慕、嫉妒、仇恨、怨气、报复感等。这些情绪都是因为竞争无力而针对上层农民的反应性情绪，这就成为下层农民上访的原初动力。许多农民用“看不惯”和“气不过”来形容他们之所以针对上层农民上访，就与这种负性情绪有关。

四、上访的触发事件：阶层排斥与下层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一）上层农民总体性占有资源与阶层排斥

在阶层竞争中，为了能够获得村庄的承认，生活得更体面，下层农民充分配置和调动家庭劳动力资源，甚至过度剥削和压榨自己的劳动力。他们中的壮劳动力很多都打数份工，老年人为减轻子代负担也在附近务工。上层农民则为了进一步积累财富和夯实发展基础，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和人脉关系，全面垄断镇域范围内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包括：

第一，垄断市场经济资源。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G镇具备以五金加工为依托的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不同的企业处在不同的位置和端点，企业之间相互依存、有机组合。正因为如此，G镇处在低端、下游的企业和行业已达到饱和的程度，唯高端、上游还在突破。而一般农民则只能在低端、下游创业。所以，已经创业成功的农民垄断了低端、下游的企业和行业，占据了相应的市场份额，再加上现在税收、环保、土地、安全生产、贷款等管理规范化，一个农民再从五金作坊开始创业，已无空间和利润。

第二，垄断社会关系资源。上层农民通过产业关联、扩大人情规模、高档消费、参加各种社团组织等方式，不断扩大自己在全镇上层人中的关系网络，形成不同的圈子，相互提供信息、资金、机会、关系和银行担保等。而下层农民则既没产业关联，也没兴趣参加社团组织，甚至减少酒席规模、退出与上层农民的人情交往，其社会关系网在缩小，质量在下降。即便是兄弟、堂兄弟，只要分属不同阶层就没有实质性来往。富人觉得跟穷亲戚交往没面子还浪费时间。质言之，上层农民相互圈层抱团，垄断了高质量的关系网络，下层农民则日趋离散化、碎片化。

第三，垄断政治权力资源。G镇于1999年正式进行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党支部选举也规范化。村级选举的推行为上层农民进入村级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2002年，村两委选举开始有富人参选，2005年则出现富人派系对决的现象，贿选普遍起来。2008年，全镇所有村两委干部都是富人当选，此后上层农民通过“组团选举”和“巨资贿选”的方式参与村级选举，垄断了村级政治权力。村级主职干部一般是富豪农民，其他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多由富裕农民担任。贿选金额最高达1200万元。下层农民没钱贿选，被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

第四，垄断文化价值资源。文化价值涉及对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社会评价、人生目标等方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定义。文化价值具有公共性，它使得处在同一价值体系下人的行为有预期、有规范和有目标。农村传统的文化价值是大众型的，能够让多数人达到它的标准，从而获得普遍认可和承认。但是在上层农民的消费文化的侵袭下，传统价值解体，消费文化取得主导地位。而能够达到其要求的只有上层农民和中间农民，下层农民在其中只能感受到失败和挫折。上层农民垄断文化价值资源，实质上是对下层农民的文化霸权和价值剥夺。

上层农民对上述资源的总体性占有，把下层农民排除在资源共享之外，这是典型的阶层排斥。在这种总体性排斥下，下层农民无法获取和利用其中任何一种资源以取得成功。换言之，上层农民阻断了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不给他们有翻身获胜的机会。结果是，上层农民利用占有的资源做得更大更强，编织更广阔、更稳固的关系网络，牢牢地占据着上层的位置。下层农民没有任何资源可资利用，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阶层地位的跃升。上下层之间的区隔越来越深，阶层交往的障碍越来越大，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出现了固化迹象，进而影响阶层的代际流动。

至此，下层农民愈发无力、无助和无望，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竞争中败落，不是无能和不努力，而是上层农民的资源垄断和机会剥夺。这样，下层农民对上层农民的不满就会聚集起来，怨气不断强化和升级，报复感和报复冲动愈发强烈，冲突就有可能发生。

（二）上层农民对村庄公共资源的瓜分：上访的触发事件

G镇农村利益密集，村集体掌握着丰厚的资源、资金和资产的再分配权力。通过村级选举，在Ｇ镇形成了以村庄政治权力为中心，以上层农民为主导的村庄公共利益再分配结构。村庄公共资源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鱼塘山林、村集体收入、重大项目、党员指标等大利益，还包括诸如小区管护、工程监管、道路清洁、低保名额等小利益。参与分配的主体包括，一是村组干部，他们直接掌握分配权，获取最重大利益。二是上层农民。他们是派系核心成员，当其所属派系上台后，在派系分肥中获得重大利益。有的上层农民跟两个派都有关系，哪一派上台都有他们的好处。三是中间农民，他们通过加入派系获得中小利益。四是少部分下层农民，他们在选举中为派系拉票、跑腿，分到一些小利益。绝大部分下层农民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

上层农民瓜分村庄公共资源的方式有：（1）直接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由于监管不完善，村干部很容易将重大项目、集体土地和宅基地等资源归入囊中。（2）通过镇村关系获得资源。像宅基地资源，镇里掌握指标，村里分配指标，与镇村皆有关系，就可以分配到这些资源。（3）制定利己性政策分配资源。G镇农民对宅基地的争夺很激烈，各村通过竞拍方式进行分配。这种做法将1亩宅基地拍到高达三四十万元，只对上层农民有利，下层农民根本竞拍不起。（4）制定普惠式政策分配资源。S村2008年新主任上台后，宣布免去村民的水电费，由村里垫付。这项政策对办工厂、企业水电消耗量大的上层农民有利，而下层农民生活水电费本来就很少。（5）直接霸占村庄资源。如承包或霸占集体山林、鱼塘、店铺、耕地等不交租金，开店办厂不交水电费，村干部为了选票和照顾关系而不管（见表2，此表省略）。

在上述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中，下层农民感受到直接的利益受损和公平观被挑战，相对剥夺感强烈，唤起了他们长期的、潜伏的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感，报复行动呼之欲出。尤其是涉及重大利益分配的不公是报复行动的“触发性事件”。下层农民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越强烈，报复行动的规模就越大、越激烈。

五、下层农民上访：宣泄情绪与重构利益再分配结构

（一）G镇农民上访的概况与类型

下层农民的个体性的报复行动，诸如谩骂、造谣、偷盗、耍泼、破坏设施、焚烧厂房、做钉子户等，很快被上层农民各个击破。于是他们寄希望于上访引入国家力量来救济。2008年以后，上层农民在G镇全面掌控村庄政治权力，肆意瓜分村庄公共资源，下层农民趁势反击，兴起了一场持续高位运行的上访潮。

从表3可知（此表省略），以2013年为例，G镇信访呈稳步小幅增长态势，9月份暴涨与临近“十一”有关。10个月信访总量为852件，月均85.2件。若按每月30日计算，则日均信访量接近3件，表明G镇信访在高位上运行。按照信访维稳办的记录方式，当件信访无论次数当月只记录为1件。从初访和重访的比重来看，重访占总量的68.5%，说明信访案件复杂、信访积案及上访老户多。同时初访占了1/3强，几乎每天会有1件初访案件发生，这意味着当地社会矛盾正密集爆发。

G镇农民上访还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维权和模糊维权多。维权是农民权益被乡村组织、干部或其他人侵害，农民上访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类上访占1/3。更多的上访是农民权益没有直接受到侵害，而是在村庄利益再分配过程中遭受到了不公平。与此相关，集体访和非利益直接相关者参与上访较多。二是上访者主要是普通农民，他们感受到来自上层农民的被剥夺感最强烈，也希望在村庄利益分配中分一杯羹。

（二）上访的具体诉求与类型

下层农民上访既为宣泄情绪，又为打破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具体类型如下：

第一，涉土信访。G镇涉土的信访占信访总量的50.7%，初访重访都比较高，每天约有1.5件涉土类信访。涉土类信访主要包括宅基地分配、征地拆迁安置、征地款发放、违建信访、集体建设用地滥用（或买卖）等。这是G镇土地和宅基地使用在2000年收紧后，涉及土地利益再分配的信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索要宅基地的上访。针对上层农民动用权力将宅基地占为己有，下层农民则通过上访索要宅基地，策略是告状村干部未给自己分配宅基地，以及告状上层农民多占宅基地。二个是针对征地拆迁的上访。G镇是全国小城镇试点镇，建设用地指标多，征地拆迁量大。上层农民通过权力运作获取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下层农民被排除在外，不公平感极大，遂通过上访对土地利益展开博弈。

第二，涉环保访。涉环保访所占比例也达到了17.4%，10个月共出现151件此类信访，即每两天就有1件。G镇是“五金之乡”，金属污染严重，此类信访多应属正常，但问题是G镇大部分农民与五金行业有关，那么是谁告谁呢？调查发现，主要是下层农民对上层农民的上访。这类信访是典型的“找茬”“出气”性质的上访。

第三，涉村干部访。信访量排第三的是涉村干部信访，占总量的14.1%。一是针对集体资源流失的上访。如山林、堰塘、店面、农贸市场、集体建设用地等是典型的公共资源，一旦被私吞，最容易引起不平和公愤。在上层农民瓜分集体资源之后，下层农民便纷纷上访。二是针对村干部问题的上访，上访事由包括村干部的贪腐、卖地、违章建筑、作风问题及村务账目等。这类上访反映出下层农民既想参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分配，而更多的是表达不满、宣泄怨气。

（二）农民上访的动员机制

下层农民的不满情绪被唤起之后，在其内部就会想象出一个与上层农民对立的“我们”群体。上层农民对下层农民的压制和排斥越强，就越会强化“我们”与上层农民的对立。下层农民的阶层认同就会得到强化，上访的阶层动员也就有了可能。阶层动员包括两方面：

一是上访农民对下层农民的动员。首先是上访领袖直接动员下层农民参与上访。集体访一般比个体访要有力量，他们的诉求更容易进入党委政府的视野。每次动员都会有上十个人直接响应，有的人不去上访，也会出资出力。被动员起来的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利益关联。针对某个“触发性事件”，可能会动员不同批次、不同人员轮番上访。其次，上访农民把个人的诉求“问题化”为普遍问题。农民若只为个人问题上访，一是觉得不好意思，合法性不足；二是问题太小，不足以引起党委政府重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映同一属性的问题，使其诉求具有普遍性。另外，在反映自己的诉求时，连带告状上层农民。譬如在上访索要宅基地时，同时状告上层农民违规多占宅基地，以形成鲜明对比，把问题归结为上层农民的巧取豪夺，增加了上访的分量。

二是下层农民对上访农民的动员。首先，下层农民的不满情绪鼓动和支撑着上访。下层农民通过上访农民的上访来宣泄情绪。上访农民尤其是上访组织者，一旦作为“民意代表”踏上了上访之路就难以回头。因为他们只要停歇下来，或隔了几天没去上访，下层农民就会认为他们是“拿了村里的好处”“被政府收买了”“当了老百姓的叛徒”等，甚至故意挑逗他们，“怎么这两天没去上访？”进而对他们予以疏远及人格侮辱。所以，上访农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访，隔一两天到镇里去晃一下，再忙1个星期也要去1次，或者1个季度上1次北京。其次，下层农民的问题被不断地塞进了上访者的口袋。下层农民借上访者反映问题，上访者则希望通过解决他们的问题来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样就使得问题滚雪球式增多，越难以解决，也使上访变得无止境。最后，上访农民之间抱团取暖。在G镇，上访老户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他们经常结伴到北京上访，聚会谈上访的经验和体会。许多上访新人都是他们带出来的。他们相互鼓气、支持和慰藉，支撑着上访行为。

六、上层农民应对上访：资源动员与乡村利益共同体

（一）上层农民应对上访的社会机制

上层农民的资源体量大，动员能力强，他们能够调动各种资源对农民上访进行打压，迫使他们放弃上访。最直接的方式是暴力、暴力威胁和权力压制。除此之外，还有对付上访的社会机制：

第一，“污名化”机制。该机制意在贬低上访者的社会地位与上访行为的正当性。污名化策略，一是构建上访诉求的谋利性、无理性，如“上访无非是想多捞点钱”，以此在道德上贬低上访者。二是把上访行为戏剧化、娱乐化，把许多上访斥之为“例行公事”、到镇上“上班”。三是污蔑上访者为见不得人家好、想把人家搞垮的阴谋家。四是把上访者构建成不正常的人，打入社会另册。

第二，社会关系切割机制。除上访群体以外，上访老户几乎没有其他紧密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兄弟、姐妹、娘家和朋友等都断绝了与他们的往来。上层农民为对付上访，首先动员访民的朋友去做工作，如果做通了，朋友和访民都将得到一些好处；做不通工作，该朋友就得断绝与访民的一切关系。否则上层农民就会找各种机会对该朋友进行修理，包括断绝其社会关系。接着是动员访民的至亲来做工作，主要包括兄弟姐妹、叔伯侄辈、娘家人等。如果做不通也要断绝与访民的关系。不少访民在至亲的劝说下退出上访。未能听劝的访民则自趣不再与至亲往来。

第三，子女婚姻阻隔机制。上层农民通个三种途径阻隔上访户子女成婚：一是上层农民的子女不与下层子女结婚，他们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二是通过“污名化”令上访户在当地声誉不佳。人们不会跟一个“不务正业”“没有社会关系”“生活在最底层”的老上访户结为亲家。三是在说媒、谈婚论嫁时，双方都要到对方村里打探情况，而被询问的人一般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会把上访家庭说得极其恶劣，把对方给吓回去。所以，老上访户的子女除非在其上访前已成家，否则就无法在本地成婚。因此，许多上访户为子女成婚考虑而退出上访。

第四，工作机会阻断机制。镇域范围的农民企业家通过“资本—利益—权力”相互关联在一起。对于访民来说，上访直接得罪的是本村的上层农民，实质是得罪了全镇的企业家。上层农民利用企业家的关系网对上访农民进行制裁。如果工作做不通，上访者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全镇范围内都无法在正规企业就业。Ｃ村村主任对笔者透露说，“对付一般的上访户要找准他的致命弱点，比如他儿子在某家好企业上班，就打电话让企业老总派人去做工作。做不了，就直接开除。”上访者还因名声不好，与政商关系差，一般企业也不敢招他们。

第五，生活资料断输机制。上层农民调动资源以影响日常生活的方式对上访者进行报复，迫使其退出上访，包括断水、断电、不再续租店面、摊位等。这是对付上访者的常见方式。

第六，利益收买机制。即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诱导上访者息访。主要方式有：一是承诺优先分配宅基地指标，这对多数上访者来说是最大的诱惑。二是给予上访者及其家属介绍工厂务工、工程揽事。三是给予政策性扶持，如破格享受低保和其他救济政策。四是直接给钱息访。有的息访金额高达上百万。得了好处后息访，为人所不齿。上访老户和上访组织者一般难以被收买，上访新手更可能接受好处而息访。

（二）乡村利益共同体与农民上访的循环

在上层农民的围追堵截下，大部分下层农民停止了上访，少部分突破“防控”走上了县市乃至北京上访。无论越级到哪一层级，问题最终还得到基层来解决。只要在基层解决问题，上访就要遭遇上层农民与基层政府结成的“乡村利益共同体”。

在G镇，乡村利益共同体之所以存在，与上层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利益实现高度依赖对方有关。一方面，上层农民依赖基层政府。与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能够彰显上层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权势”，还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资源分配，推动企业的扩张和转型升级，甚至能够保护自己的企业。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上层农民也有依赖。一是在国家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诸如村庄改造、集体土地经营、农房拆建及村内市政工程建设等，需要有大量资金、人力、技能等投入，而上层农民拥有这些资源。二是基层政府要使国家向农村输入的资源“安全”落地，就得由合乎财物管理程序、有相应资质、有预算决算能力的公司来成承接。这样的公司只有上层农民有。三是在推进城镇化、开展各项工作过程中会遇到钉子户，在农村只有上层农民有治理钉子户的能力。为此，上层农民和基层政府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就得照顾对方的利益。上层农民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基层政府交代的任务，基层政府则给予上层农民政策倾斜和利益输送，包括默许他们瓜分村庄公共资源。

基于乡村利益共同体，在对待上访问题上，基层政府也主要站在上层农民的立场，通过各种策略让下层农民退出上访，使多数信访问题难有实质性解决。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上访农民就越级到高层级乃至中央上访。即便是进京上访，问题还得回到基层来解决，农民就还要遭遇乡村利益共同体，问题依然无法圆满解决。农民于是再到更高层级的政府上访，再回到基层解决。最终结果是，只要乡村利益共同体存在，上访所反映的问题就难以解决。许多上访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由此，下层农民对上层农民的怨气溢出为对基层政府的不满。

七、结论与讨论

阶层竞争框架研究表明，东部农村阶层分化大、竞争激烈，先富阶层利用经济优势总体性占有资源，在村庄构建了由其主导的利益再分配结构和不对等的阶层竞争秩序。从而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总体性排斥和压制，阻隔了下层农民向上流动的渠道。阶层鸿沟越拉越大，下层愈发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下层农民希图通过上访引国家进村，来打破既定的阶层关系结构和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也以此宣泄怨气，并在村庄中获得承认和认可。所以，很多上访并无直接利益关联，纯粹是为了“出气”。下层农民的怨气是结构性的，它源于不对等的阶层竞争关系，也是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的必然产物。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的约束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

阶层竞争是本文的分析框架。村庄熟人社会是不可逃逸的，在密集的人际互动中，下层农民随时都会感受到来自上层农民的压力，改变现状、获得面子和尊严的竞争欲极强。下层农民的阶层认同在竞争中产生，并在上层农民的资源剥夺和排斥中得以强化，为上访的阶层动员提供了基础。而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又调动了下层农民的整体情绪，使他们的问题普遍化，提高了他们的阶层意识，使得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参与村庄竞争有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竞争落后的农民并不消极，他们仍在积极整合内部力量、调动外部资源（国家力量）参与竞争。农民上访既是阶层竞争的结果，也是阶层竞争的策略与延续。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农村地区的阶层分化将越来越大，阶层竞争也会愈发剧烈，农民上访将带有更多的阶层分化与竞争的属性。

阶层之间不对等、不平衡的竞争关系，带来了阶层的对立和冲突，突出表现为上访。农民上访对国家政权不构成威胁，相反国家是农民可以援引的力量。信访制度给了下层农民一个宣泄情绪的口子，它将阶层竞争带来的冲突纳入到制度内去解决。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也使得阶层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不至于发展成群体冲突。要治理好阶层分化下的农民上访，除了要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调节农村的阶层关系，变阶层竞争、冲突关系为互助合作关系。同时要规范村级民主政治、杜绝贿选现象，优化村庄资源配置机制。此外，还要打破乡村利益共同体，构建基层新型政商关系，维护广大下层农民的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松，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