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中国大河文明探略

一

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方可经营定居农业，进而跨入文明门槛（以城市出现、文字发明及金属工具使用为标志）。能够为人类生存及发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冯天瑜先生

河流，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沟、涧、溪”，统称“水”。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之于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正如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巴比伦、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二

梁启超讲：

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

梁启超先生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河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安阳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印证,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长江流域广及180万平方公里,恰在北纬30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000年到8，000年左右，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稻作文化”遗存，湖南省道县更发现了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共识。

三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文明的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然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为木石—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提供便利。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长，黄河流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古史所载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动于黄河流域，夏、商、周,秦、汉、唐的都城及经济、文化繁盛地带，皆在黄河流域。以《诗经》为代表的商周文学，儒、墨、法等学术流派，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形成了“齐鲁”“三晋”“三秦”等繁多丰富的文化区。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金属器（尤其是铁器）普及为农具后，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春秋战国时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游、中游、下游竞起，以屈骚为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主要在长江流域滋衍。

自东周以降，黄河长江双峰并峙，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汉武帝经营南方，尤其是东晋、晚唐、两宋之际中原士女南渡，铁制农具与牛耕的普及,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地区。隋唐以迄宋元明清，先是长江下游,继而扩及长江中游，成为粮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总之，自秦汉起，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中心雄踞中华之际，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后来居上。以户口论，西汉北方与南方呈3比1的优势；到东汉则变为6比5，已大体持平；至北宋则为4弱比6强，南方成反超之势。

王夫之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议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祖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黄宗羲更具体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然而，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意味着政治军事重心随之南移，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等，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置北方。不过，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重心，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便启动了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的开掘，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

四

轴心时代形成的世界诸古文明，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如尼罗河文明被罗马化、阿拉伯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雅利安化、穆斯林化，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等缘故而导致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焕发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又因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群占据，而“长江天堑”便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东晋、南宋为显例）。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

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

五

中国广土众民，历史悠久，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状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

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他地域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

谭其骧先生

要获得对中国文化完整而深刻的理解，须多做具体的分区考察，包括对大河流域文化作专题研究，以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中国文化史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南北东西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西汉末年学者刘向则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又令僚属朱赣按区域介绍风俗。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对当时的中国作出“域分”，记录各地风俗，绘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动画卷。以《汉书》为端绪，历代正史皆设地理志，以各朝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形成文化区研究传统。近人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以诗化语言描述南北文化的特色：

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至于流域考察，战国成篇的《管子·水地》已开其端，而自《史记·河渠书》始，诸正史及地方志多有记述河流及其整治的专篇，还出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那样的考析江河的专著，详述以黄河、长江为重点的一千余条河流，及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这些篇什奠定了流域研究的坚实基础。

六

黄河流域分为“甘青”“三秦”“三晋”“燕赵中原”“齐鲁”等文化区，长江流域分为“青藏”“滇黔”“巴蜀”“荆楚”“皖赣”“吴越”等文化区。

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地域文化特色。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缓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正所谓“江山依旧，人面全非”。王夫之常用“天气南移”“地气南徙”表述文化重心的区间移动，而他所谓的“天气”“地气”，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

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记。曾被《禹贡》（反映周秦之际状况）列为下中、下下的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所说：“今之沃野,莫如吴越闵蜀。”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移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在作流域及文化区研究时应予注意的。

责任编辑：明　阳

（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荆楚文化》总编辑，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辛亥革命史等；湖北，武汉，43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