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靖泉: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与文化意义

千年以来的端午节俗,虽然在中国各地不尽相同,但汉族居处的多地端午节俗都以吃粽子及赛龙舟为主要活动,以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为中心内容。早在晚唐,诗僧文秀就歌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可是,端午节俗源远流长。其起源本与屈原无关,其传承或历千余年才与屈原逐渐相关,其为屈原而形成的节俗活动则是近两千年来的事情。如此说来,端午为屈原是时令节俗传承演变、丰富发展的结果。

传统节日习俗是历史上在民间长期形成的节俗,是历史上由民众长期传承的节俗。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当然是历史造就的,是民众抉择的。

历史造就和民众抉择的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化意义。

关于端午的起源,说法不下十种,诸如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勾践、夏至节、祭龙等等。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发表以来,学者也纷纷就此深入探讨,各抒己见。不少学者赞同闻一多的看法,即本“就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不过,较为合理而可信的说法,是端午节源自先秦的夏至节。

夏至,是先秦古人最早确定的四大节气(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一。夏至日北半球白昼最长而夜晚最短,同昼短夜长的冬至日和昼夜半分的春分、秋分一样,易于被古人确定。因其在划分时节、表明物候并据以进行农事活动上十分重要,故被古人看重。时迄夏至,古代中国北方所种菽黍和南方所播稻谷,都进入了夏季茁长期,古人经过繁忙的春种而可稍得喘息:加之气温骤升,杂草恶木、病虫害鸟、瘟疫瘴疠也猖狂蔓延而危害农作物及人的生命,古人以为阳气于此日至极、阴气于此日始兴而“阴阳争,死生分”,乃企望能于此日助阳抗阴、得生避死、除害获福、去凶化吉;大概如此,古人便于夏至时举行一些活动来祈求丰收和安康、禳除灾害和病瘟。相沿成习,夏至也成了民俗活动日渐丰富的传统夏至节。夏至节的日期,一般在三代古历中切合农事的夏历五月、即仲夏之月的五日前后。或许随着阴阳五行说盛行,战国时人以阴阳消长来说明时节变化,以五行配四时、五方而尚“五”,既尤为重视阴阳消长最为急剧的夏至,又因为尚“五”而将节日固定在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又称为“端五”或“端午”。《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五月五日”条:

俗重五日,与夏至通。仲夏端午,菹龟角黍。(明人陈禹谟补注:“《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是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以菰叶裹粘米、栗、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蔴、蓼,名曰菹龟,节日啖之。粘米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裹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

《艺文类聚》卷四也引录周处《风土记》云:

仲夏端五,烹骛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又以菰叶裹粘米煮熟,谓之角黍。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又载: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踏百草之戏,采艾叶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

唐李匡义《资暇录》则说:

端午,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骛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

据此说来,“端午”或“端五”,是汉代以后方有的节名,“端”者初也,“五”、“午”为同音通假字。可是,《说文解字》云:

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

午,牾也,五月阴气牾逆阳,冒地而出也。

由此释义,则“端五”或“端午”,实已有阳气于此日至极、阴气于此日始兴而“阴阳争,死生分”的蕴义,恐怕应是先秦就已有了的夏至节别名。“五为阳数”,“端午”或因此而又称为“端阳”。至于五月五日还有的“重五”和“重午”之称,当为汉代以后衍生的名称。

据先秦和汉代的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将仲夏五月视为阴阳相争、死生分判的恶月,将五月五日视为阴气萌作、“感阴气成者死”(《礼记·月令》疏)的凶日,故在五月五日恐怕物生不茂、人命不长而主要举行各种禁忌和祈禳活动。《艺文类聚》卷四引录《夏小正》曰:“此日蓄采众药,以蠲毒气。”汉朝乃将五月五日的祈禳活动,定为国家仪典。《后汉书·礼仪志》记载: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汉兼用之(指夏、商、周三代的祈禳方式),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

杜佑《通典》卷五十五:“汉制,厉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时、隂阳之神,以师旷配之。其坛常祀以禳灾,兼用三代苇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傩止恶气。”夏至日若连端午日,夏至与端午的祈禳活动也就合为一体。举行祈禳活动的夏至及端午,因为朝廷确认为仪典而使端午成为全国的重大节日。

大概汉人将五月五日视为阴气萌、人易死的凶日,也将此日看作逝者的忌日,进而在此日纪念一些受到敬重的人物,如割股啖君而不求荣华的介子推、忠贞贤能却遭弃迫死的伍子胥、沿江寻求父尸未得而投水溺亡的孝女曹娥、勤政爱民而政绩卓著的苍梧太守陈临等,并且传说他们都死于此日或别离此日。

关于介子推、伍子胥和曹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均见于东汉文献。陈临于端午受到纪念,也始于东汉时代。

介子推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蔡邕《琴操·龙蛇歌》:

《龙蛇歌》者,介子绥(一作推)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救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卷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沉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不眄顾。”文公惊悟,即遣求得于绵山之下。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荧自出。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归,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

据此记述,五月五日即寒食日,端午节也即寒食节。古今寒食节都定在清明节前一二日,史籍也未明载介子推死于何日,但晋国故地民间传说介子推于五月五日被焚亡。晋人陆翙《邺中记》云:“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宗懔《荆楚岁时记》辩驳:“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翽《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琴操》所云子绥即介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看来,端午纪念介子推仅为汉晋并州、今山西部分地区的民间习俗,在北方中原并不流行。

伍子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邯郸淳《曹娥碑》:

(曹)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

伍君即指伍子胥。传说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剑自刎后,又被夫差装入皮囊中沉入钱塘江,化为波神。曹盱是东汉会稽上虞(今属绍兴)的巫师,当地每年端午祭祀伍子胥,都由其乘船于江中载歌载舞迎接波神。

曹娥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也见于《曹娥碑》:

(曹盱)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岁,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上虞县令度尚为了表彰孝烈,迁葬曹娥遗骸并为之立碑。碑文作者,是度尚弟子邯郸淳。自度尚为曹娥立碑设祭,会稽一带便形成于端午纪念曹娥的传统。

陈临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见于《初学记》第四卷《岁时》引录谢承《后汉书》:

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徵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汉代苍梧郡的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境内。陈临在世就于端午被祠祭,或是东汉两广地区的习俗。

爱国爱民而投江以殉国难的屈原,也于东汉时在端午受到纪念。《艺文类聚》卷四引录《风俗通》:

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亦因屈原。

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

《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为东汉末年学者应劭所作,以考证历代名物制度、风俗和传闻为主要内容。应劭是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曾任泰山太守,卒于邺(城邑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应劭记载的东汉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显然不限于屈原生卒地——今两湖地区的端午节俗。

据文献记载来看,上述在东汉时已于端午受到纪念的五位人物中,就其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时间而言,最早是介子推,其次是伍子胥,再次是屈原,曹娥与陈临皆晚;就其于端午受到纪念的地域范围而言,最广是屈原,其次是介子推,再次是伍子胥,曹娥与陈临皆狭。《风俗通义》成书虽然晚于《曹娥碑》成文,但其所记端午“亦因屈原”的习俗流行当不会晚于上虞县令度尚为曹娥立碑设祭。介子推受到纪念的地区,主要是春秋晋国故地的今山西部分地区。伍子胥受到纪念的地区,主要是今苏南浙北。曹娥与陈临受到纪念的地区,分别局狭于今绍兴或梧州一地。唯有屈原,在东汉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许多地区于端午纪念的人物。

东汉时的端午习俗,仍以禳灾祛害、祈祝平安的活动为主,但许多地区“亦因屈原”而在端午纪念屈原了。

屈原早在东汉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腹心的许多地区端午节纪念的人物,无疑是因为屈原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影响要比其他在端午受到纪念的人物大得多,因为屈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和怀念要比其他在端午受到纪念的人物重得多。

身为楚国贵族的屈原,在约两千年前信息传播极不发达的条件下,怎么会形成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怎么会被广大民众知晓、尊崇、怀念并在端午祭祀呢?究其缘由,主要有三。

其一,是屈原的被疏见放的经历,使得他在疏远至汉北、放逐于江南的生活中,已经为民众有所了解,民间也经久传扬屈原的事迹。

《九章·抽思》歌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诗句即屈原被楚怀王黜置汉北的记述。今汉水以北的南阳西峡一带,依旧流传着屈原的故事并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

自壮年被放逐江南后,屈原在江南生活长达约20余年,行踪遍及沅湘流域诸地,悲叹“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至死未能回归国都,最终在秦军掠江南之际,赍志殉国,高葆贞节,自投汨罗,抱石沉江,传说即死于端午。沅湘流域民间于屈原流放之际就受其影响而祭祀保有爱国晚节的楚怀王,或许也最早于端午祭祀屈原。

汉初,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南行至沅湘间,即“仄闻屈原兮,自湛(通“沉”)汨罗”而“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其“仄闻”屈原事迹,或许是在其故乡洛阳、汉都长安,也可能是所至江南沅湘间。

民众年复一年地传扬屈原的事迹、民间年复一年地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屈原的社会影响自然会日渐广远深巨。

其二,屈原抒写自我思想和经历、表现自我理想和人格的楚辞作品,以巨大的精神、人格和艺术魅力倾倒了战国末年至汉代的文化精英们,以致社会风行楚辞、文人竞相研习并仿作楚辞,屈原被推尊为道德人格的楷模,楚辞被推尊为文学艺术的典范。

战国末年,楚人便因思念屈原而“世相教传”楚辞。战乱岁月里“世相教传”楚辞者,当多为避世隐居于民间的文士。因为他们一者有文化,二者通合屈原思想而向往实现“美政”,三者赞赏屈原志行而仰慕屈原为人。楚辞中的《卜居》、《渔父》两篇,因王逸《楚辞章句》解题称“屈原之所作也”,且又为朱熹、洪兴祖肯定后,即被视为屈原的重要楚辞作品。但自明、清以来,已多有学者怀疑并证伪。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都是思念屈原的楚人设为问答、假托屈原以“叙其辞”。两篇的产生表明,战国末年的楚人对屈原其人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即屈原是一位竭忠尽智、高举葆真、廉洁正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刚贞不阿、坚毅执著而绝不肯屈心抑志、苟且偷生、同流合污、蒙垢染尘的爱国诗人、秉德贤士,是楚人爱国典范、世间人格楷模。两篇中的叙屈原之语,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屈骚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体现出的精神品格的概括。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是后世人们认识和评价屈原的重要基础。

汉初,楚风大盛,楚辞大兴。传世的汉初诗歌名篇,都是骚体楚调。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里,发现了屈原《离骚》和《涉江》残简各一支,分别书写“(惟庚)寅吾以降”4字和“(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5字,另有书写其他辞赋文句的残简若干。此墓墓主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距屈原自殉112年,距秦统一仅56年。这一考古发现表明,汉初社会的上层人士大都喜好楚辞而习读楚辞,自然也会景仰屈原。

一代英才贾谊“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表达了对屈原的高度敬仰,反映了屈原对他的巨大影响。正是深受屈原影响而于情志、文风自觉追踵屈原,贾谊也享有了与屈原连称的历史地位。

淮南王刘安不仅与众门客“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而且高度推崇屈原及其楚辞,精心研究楚辞而成为专家,还应汉武帝请求而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解说楚辞的专著《离骚传》。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记述:“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汉武帝酷爱楚辞也擅长辞赋,不仅向刘安征求《离骚传》,还因臣子善读楚辞而给予恩宠。《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朱买臣即因善读楚辞而得幸于汉武帝。

史家宗师司马迁效法屈原“发愤以抒情”而写成“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并为屈原作传。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引录《渔父》以彰显屈原志行,推崇屈原志洁行廉“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对屈原的称颂和推崇,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战国末年至西汉中期上层社会对屈原的基本认识和主流评价。

适应上层社会习读楚辞的需要,屈原的作品及其汉人的仿作也逐渐被汉人汇集编辑成书。其始为之者,或为刘安君臣。逮至西汉末年,大学者刘向“点校经书,分为十六卷”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叙》),楚辞作品也被正式汇编成书。刘向编辑《楚辞》,出于“点校经书”。刘向整理汇集成书的《楚辞》,也被汉人奉为经典。降及东汉,史学、经学仍盛,但史学家和经学家如班固、贾逵、马融等皆研习楚辞。校书郎王逸撰《楚辞章句》,虽然与其说是因其“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实际上更是因汉世人们喜好楚辞、研习楚辞、创作楚辞的风气所激励。所撰《楚辞章句》,汇融了两汉学人研习楚辞的成果,为汉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叙》推崇: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王逸对屈原及其楚辞的评论,阐明了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屈原楚辞的深巨影响,概括了汉代文人学士及上层社会对屈原及其楚辞的基本认识和主流评价。

其三,东汉后期王权衰弱、政治溷浊、社会动荡、国家危难的局面,促使社会各层人士更加怀念屈原,并自觉参与到“亦因屈原”的端午纪念活动中。

在传世文献中,屈原于端午受到纪念的最早记载是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成书于东汉中期的《楚辞章句》,述及当年楚国的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风土人情,也未提及故楚之地有端午祭祀屈原的习俗。据现有史料看来,东汉晚期以前即使民间有于端午纪念屈原的活动,举行这类活动的地域范围想必不广,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少有参与,以致文献阙载。应劭记载端午节俗“亦因屈原”,则表明这样的端午节俗不仅普及较为广泛,而且当有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乃至地方官员参与,故他得以闻知,或许也曾参与。

“亦因屈原”的端午节俗广泛普及,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乃至地方官员也自觉参与端午祭祀屈原的活动,想必都因东汉晚期的艰危时事所促成。

东汉中期,就已出现外戚擅政、宦官弄权的局面,朝纲由此不振,政治日益溷浊。一批上层社会的正直名士,对现实不满而希望激浊扬清,彰扬节操,也自然且自觉地标榜屈原的高尚志节。王逸撰《楚辞章句》,既出于对乡贤的景仰,又因为世风的激励,还为了宣扬屈原的精神人格,旨在以屈原的精神人格、理想追求来砥砺士子忠贞爱国、廉洁正直、维护东汉王朝。

东汉晚期,戚、宦斗争剧烈,党锢之祸频发,清正名士惨遭迫害和杀戮,社会动乱不已,最终酿成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此时的一般民众盼望结束社会动乱、实现屈原所追求和描写的“州土之平乐”,清正士子则与屈原异代同感而哀悯屈原以寄托情怀、表白心志。于是,端午祭祀屈原的习俗便会得以广泛普及并吸引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参与。

魏晋南北朝时期,纪念屈原逐渐成了南方端午节活动的主要内容,一些本为祈禳的活动也与纪念屈原联系起来,关于屈原与端午的民间传说也不断得以丰富。南朝梁吴均《续齐谐志》记叙: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荆楚岁时记》也载: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

据此看来,至晚于南朝时,南方尤其是今两湖地区端午节的主题已经是纪念屈原了。吃粽子、系五色丝等本为祈禳的习俗,也转为纪念屈原的活动内容。《初学记》卷四引录周处《风土记》:“进筒粽,一名角黍,一名粽。”煮食筒粽或用菰叶、楝叶包粘米而成角状的粽子,即如周处《风土记》所记“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以赞时也”,或许也有驱邪避鬼、禳灾止瘟的寓意。五彩丝则本为“俗说以益命”的“长命缕”,系于人臂也是为了“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两种端午习俗大概自东汉开始因屈原而演变,至南朝已复合为祭祀屈原的活动方式。不仅如此,又因屈原而形成了端午节最盛大、最隆重、也最重要的活动——竞渡。五月五日的习俗不再是“亦因屈原”,而是主为屈原。关于端午纪念屈原的传说,也有了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情节。尽管如《荆楚岁时记》所言,当时人们从《曹娥碑》上知道原有五月五日于水上祭迎伍子胥的“东吴之俗”,也听说过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的传闻,但其俗不再兴,其闻亦“不可详矣”。检索当时文献关于端午习俗的记载,乃知屈原已成了端午节祭祀的主角,端午节也成了主要纪念屈原的节日。

本以祈禳为主的夏至节,为何会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演变成以纪念屈原为主的端午节呢?这想必是屈原精神、楚文化传统在社会黑暗、动荡乃至分裂的时世发生巨大影响的结果。

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同时或先后出现了几十个政权,政治纷争和民族冲突不断,其间仅有35年的统一。这是秦统一之后中国政局陷入动乱和分裂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被史家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动乱时世。

由于“五胡乱华”,中原“衣冠南渡”。南渡的士民客居故楚之地,直接受到楚文化的传统的熏陶,又怀念故土、渴望统一,便更好读《离骚》以畅情,也更为深切地体察到屈原发愤而抒发的爱国情志,更为尊崇屈原的精神和人格。《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此语反映出,怀有忧国之心的东晋士子,无不感怀屈原而好读《离骚》,以至于认为他书可以不读却不可以不读《离骚》,“熟读《离骚》”则是当时“名士”的标准。本怀“纬军国”、“任栋梁”之志却不得已寄身于佛门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赞曰: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刘勰的赞语,亦当表达了南朝士民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的普遍认识和高度评价。梁代张缵往南楚供职,“瞻汨罗以陨泗”,感怀“若夫屈平《怀沙》之赋,贾子‘游湘’之篇,史迁摛文以投吊,杨雄反骚而沉川。其风谣雅什,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张缵:《南征赋》)。王恭、刘勰、张缵,都是祖籍北方的人士。可想而知,东晋、南朝忧国思乡的南渡士民及其子孙,自然是会同南方士民一起,在端午怀着巨大热情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以此招屈原英魂、励士民壮志、祈社会统一、求国家振兴。屈原,便与端午密切的联系到一起。前代在端午受到纪念的其他人物,便逐渐在端午节俗活动中黯淡或消失了。端午的祈禳活动虽然一直因承着,但也逐渐不是其主要内容了。

在社会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南北文化汇融,南朝文化成了主导文化。盛行于南方的以纪念屈原为主题、以食粽和竞渡为主要内容的端午习俗,逐渐北传而成为全国性的端午习俗。

《隋书·地理志》记述了屈原于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鼓棹争救而演“为竞渡之戏”的传说,说明竞渡场面十分壮观、竞渡活动风行古“荆州”诸郡:

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五“襄阳”引唐人《襄阳风俗记》云: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又原五日先沉,十日而出,楚人于水次迅檝争驰,棹歌乱响,有凄断之声,意存拯溺,喧震川陆。遗风迁流,遂有竞渡之戏。

南郡、襄阳一带于端午举行纪念屈原的竞渡活动,已尤甚于竞渡的发源地沅、湘流域,显然端午竞渡的习俗已经南郡、襄阳而向北传播了。

北传的端午纪念屈原的习俗,未必流行于北方各地,但已为北方士大夫和朝廷君臣并认同。《唐会要》卷二十九“节日”记载,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端午,唐高宗向侍臣询问五月五日节俗的由来,礼部尚书许敬宗即告以《续齐谐记》中所记楚人于端午纪念屈原故事,并称“今俗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汨罗遗风”。许敬宗是今杭州人,其父任隋朝礼部侍郎。其向唐皇所告的端午本事,不是端午纪念介子推、伍子胥或其他人物的习俗,而是“汨罗遗风”。不言而喻,时至初唐,中国的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端午习俗大多因袭的是“汨罗遗风”,世人也认同端午“汨罗遗风”。

唐代,人们对所谓古传因为屈原的端午习俗已没有异议,并更加热衷于在端午节举行大型竞渡活动。盛唐诗人储光羲作有《观竞渡》:

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标随绿云动,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

中唐诗人刘禹锡亦作《竞渡曲》云: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雌雄。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由诗文看来,唐人认定端午是纪念屈原的节日,在此日举行奉祭屈原的竞渡等活动是古已有之而流行千年。唐代的竞渡,承隋而成为官府主持的规模盛大、热闹非凡的祈祝及娱乐活动,在江水上设有彩标。令众舟奋勇争胜,伴有鼓吹以激励士气、振奋精神,寓意还在于鼓舞人们争取秋季的大丰收。

中唐文学家沈亚之作《屈原别传》,引述了《续齐谐记》所记端午与屈原的传说,表明唐人对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的认同。

由于唐代普遍举行于端午纪念屈原的竞渡活动,唐人也多有描述竞渡的诗赋。除上面引录的外,著名的又如李群玉《竞渡》诗、张建封《竞渡歌》、范造《竞渡赋》等。据其描述,唐代端午竞渡的舟船,已是“彩舟画橄”,即船首立龙头、船尾竖龙尾、船身雕饰龙纹的华美龙船。

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无疑是竞渡和吃粽子。竞渡和吃粽子的古老习俗都演变成传说因为屈原而形成,不啻表明端午节俗演变的完成。

屈原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祭祀主角,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主题,竞渡和吃粽子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端午节俗活动又因承古老夏节的祈禳传统,如民间长期流行喝雄黄酒、挂艾叶菖蒲、采药草煎汤沐浴之类,由此构成的端午习俗大概在唐代就大体定型了,并且流行至今、盛而不衰。唐代以来,中国北方许多地区虽无条件在端午节举行龙舟竞渡,但一直沿袭传统端午习俗而食角黍、包粽子,而且民间以为即“汨罗遗风”。

晚唐诗僧文秀的《端午》一诗,表达了唐人对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性质的认识和节俗主题的肯定。据《唐诗纪事》卷七十四记载:“秀,南僧也,而居长安,以文章应制。”身居长安的文秀岂不知北方端午习俗?其所作名篇《端午》一诗,不仅反映了唐人对端午为屈原的共识,而且反映了自唐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屈原的无比敬仰和共同认识。

“千载悠悠,成习俗,天中端午。逢佳节,粼粼波上,百舟争渡。万户家中缠米粽,三闾庙外吟君赋。祭圣贤,忠义荡乾坤,伤君去。”这曲无名氏的《满江红·端阳前作》上阕,形象地描写了唐代以来最具代表性的端午节俗活动。

端午为屈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抉择;屈原联端午,是中国文化伟人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竟然成了纪念一位诗人的节日,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端午习俗的演变和定型,典型地反映了楚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巨影响。端午竞渡的形成和流行,充分地表明了楚文化代表人物屈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诗魂、国魂和民族之魂。

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其深巨意义主要有三。

(一)丰富了节俗内容及相关设施,使得节日活动繁多精彩,更加能够吸引社会各阶层人士热情参与并传承发展。

汉代以前的端午节俗,主要为祈禳、卫生活动,即如采艾叶悬挂门上,是为了禳除毒气;“蓄兰为沐浴”虽然可以洁身袭香,但主要是为了祛疫避瘟、防疾治病;以五色丝缠绕手臂,为的是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而可平安健康;等等。

在端午为屈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些本与屈原无关的传统习俗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并丰富了内容,为了纪念屈原又不断增添了相关的活动与设施。

古称角黍的粽子,如前所述当本是与屈原无关的时令食品。粽子包成角状,不过是便于包裹而已,恐怕并本无特殊意义。

以五色丝缠绕手臂的习俗,如《荆楚岁时记》所记:“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逹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

在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演变过程中,角黍和五色丝在东汉就已与屈原联系起来,并且衍生出《续齐谐志》、《襄阳风俗记》等文献记载的因为屈原的传说。于是,角黍和五色丝等端午节俗的传说就更加丰富且感人了。

龙舟的制作和龙舟竞渡的习俗活动,应该起源很早。《穆天子传》卷五:“天子乘鸟舟、龙卒浮于大沼。”郭璞注:“沼,池。龙下有‘舟’字。”将舟船制成龙形,想必始于先秦。先民崇拜龙、凤,认为龙、凤是可以引导、驮载凡人上达天国的神物,故极其钟爱龙凤,也极力表现龙凤。所谓“天子乘鸟舟”,鸟舟即凤舟。竞渡活动或如《荆楚岁时记》所记:“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旧唐书·杜亚传》:“江南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这江南春中的竞渡习俗,当是越王勾践时代的遗风。端午竞渡的舟船制成龙形,吴越地区有竞渡习俗,加之古越人也格外崇龙,一些学者乃认为,端午节可能起源于南方崇龙的古吴越人举行的“图腾祭”。

不过,尽管竞渡活动的产生或许有古吴越人祭龙的渊源,但端午为纪念屈原而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则直接发源于故楚之地并因承楚文化传统。当年楚国兴盛时,便因大举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开拓而广并古越之地、广纳百越之族,越文化也大量消融在楚文化中,即使古越人有竞渡之戏,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演变为楚人习俗。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反映,“信巫鬼,隆祭祀”的楚人,视龙为雷神、云神、水神和沟通天人的神灵,认为龙可以引导和驮载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国。屈原在《离骚》中描写自我神游天国,即“驾八龙之蜿蜿兮”。屈原在理想破灭后“从彭咸之所居”而投江自沉,或即有希冀其灵魂能够乘龙升天以“陟升皇之赫戏兮”、“就重华而陈词”之意。屈原《九歌·湘君》描写湘夫人在洞庭湖中寻觅夫君,即乘坐龙舟:“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楚墓里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描绘的即是龙凤引魂升天和龙驮人升天。尤其是《人物御龙图》,其画面所描绘犹似屈原在诗中描写的自我形象,男子所乘之龙就像条昂首翘尾的龙舟。汉代以来,故楚之地人哀悼和怀念屈原,制作龙舟竞渡水上、表达救助屈原和招还屈原英魂以送其入天国之意,当是直接因承楚文化观念和传统而自然形成的民间习俗。刘禹锡观武陵(今湖南常德)沅江竞渡而作《竞渡曲》,即肯定:“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刘氏下此断语,显然不是无稽之论。哪怕“竞渡始于武陵”尚难确证,但为招屈而形成的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始于故楚之地则应无疑义。这端午为屈原而演变成的龙舟竞渡之戏,可谓大大丰富了端午节俗的活动内容和文化含义。

许多地方的端午纪念屈原活动,都要举行祭祀屈原的仪典。因为纪念屈原、便于端午举行祭祀屈原活动的需要,历史上许多地方都建有屈原庙、屈子祠、屈原塔、招屈亭和三闾亭等设施,并在其中陈列着大量关于屈原以及端午的雕像、书画、诗文、楹联、对联等作品。历代的这些设施和作品,也成为端午文化的组成部分。人们利用这些设施在端午之际举行纪念屈原的活动,也成为端午节俗的重要内容。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是中国的诗歌之父。古今诗人膜拜屈原,也往往于端午集中举行纪念屈原和诗歌创作活动。1940年代,端午节被确定为“诗人节”。今秭归有成立多年的骚坛诗社,每年端午都举行纪念屈原和诗歌创作活动。

为纪念屈原而创作的戏剧、歌舞等文艺作品,也往往在端午之际集中演出,成为端午文化的重要内容。迄今可考的古代屈原戏的剧目,就有20多种。1953年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北京和中国各地排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一些相关文艺节目。

端午节俗虽然从来就是全民的节日活动习俗,但其演变成为屈原的节俗活动更能吸引社会各层人士热情参与,如文献记载的各地端午竞渡,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悉临水而观之”。端午为屈原的节俗活动内容丰富、含义深厚,也就能使社会各层人士在热情参与之中大力传承发展端午文化。

(二)改变了端午节俗的主题,升华了端午节俗的意义,使得端午节俗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汉代以前端午节俗的主题,如前所述是祈福禳灾,具体表现为避瘟驱毒、防疫祛病的系列活动。端午节俗历经汉代至唐代演变定型之后的主题,则是纪念屈原,实质为颂扬中国的诗魂、国魂和民族之魂。

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主要内容,以屈原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祭祀主角,以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俗活动的主题,意味着年年举行端午活动,岁岁传承端午节俗,是在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传扬中华民族精神。因为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菁华;屈原的高尚志行,是中华儿女品格的楷模;屈原的卓绝楚辞,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典范。

闻一多在《端节的历史教育》中写道:

端午那天孩子们问起了粽子的起源,我当时虽乘机大讲了一顿屈原,心里却在暗笑,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罢。不知道是为了谎的教育价值,还是为了自己图省事和藏拙,反正谎是撒过了,并且相当成功,因为看来孩子们的好奇心确乎得到了相当的满足……越国到今天,应该是怎样求生得光荣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要让这个节日存在,就得给他装进一个我们时代需要的意义。但为这意义着想,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当的象征?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这谎中有无限的真!

在闻一多看来,端午节俗起源于春秋越国所处的吴越之地,粽子和竞渡本与屈原无关,故说对给孩子们讲粽子的起源时大讲屈原“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但闻一多说明了,大讲粽子与屈原的传说不仅能够满足现代孩子们的好奇心,更在于其中“有无限的真”。闻一多的真知灼见在于,古老的端午祈禳习俗,是先民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生存十分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人们为了求得生存而举行的相关活动。当人们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之后,这些原始的祈禳习俗也随之失去生活功能和实际意义。端午节俗若要传承下去,就必须赋予其以适合人们解决生存问题之后的时代需要的意义。

“说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这一端午节俗的历史演变,亦即端午节俗适应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代表,屈原在其楚辞中塑造出了光辉峻洁的诗人自我形象。其自我形象是外形美与内质美的统一、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统一、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的统一、常人特征与超人特征的统一,实际上是高度地概括了和充分地体现了华夏民族性格特征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典型。屈原一生的不懈追求和悲壮结局,最为鲜明地展现了重于泰山的光荣伟大人生。因此,屈原对于追求人生光荣伟大的世人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和永恒的典范性,演变为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俗也就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永恒的生命力。

(三)促进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有助于国家统一富强,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

《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国令尹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此说实为周代楚人在南土兴族强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奉行的一条发展路线。这条发展路线,反映出的民族思想是混一夷夏,亦即民族平等、和睦以至于融合;反映出的政治思想是以夏合夷,亦即建立以华夏为主体、多民族共和的统一国家。

张正明先生指出,春秋时的民族思想大致可分为三家,一家以管子所谓“戎狄豺狼,不可厌而言;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闽公元年》)的言论为代表,一家以孔子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言论为代表,一家即以子囊言论为代表。比较而言,管、孔之说都排斥蛮夷,唯有楚人主张亲和夷夏、混一夷夏。显然,楚人的民族思想最为进步,楚人的政治思想也适应当时历史发展潮流。

正由于楚人具有进步的民族、政治思想并奉行了一条适应历史潮流的正确发展路线,楚人得以“奄征南海”,建立了囊括当时中国南土半天下、包容南方众多蛮夷诸族在内的泱泱大国。

史载“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出身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王族支系。屈氏家族曾世袭主管国家祭祀和王族子弟教育的莫敖之官,屈原本人曾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深受楚王信任的左徒。因此,屈原通晓楚国和先秦中国的历史文化,形成系统的美政理想,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司马迁《屈原列传》阐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成为诗人,是由于被疏见放后悲怨美政理想无法实现而借助楚辞创作来抒写忧愁幽思。因此,屈原的楚辞代表作《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在《离骚》及其他诗篇中,屈原集中表达了自己的美政理想。

概括而言,屈原所表达的美政理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民本思想和德政主张,其二是法治思想和任贤主张,其三是大一统思想和匡定天下主张。这三方面的内容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屈原系统完整的美政理想。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没有夷夏之别的观念,有的是“相观民之计极”的关切,有的是“思九州之博大”的考虑,有的是“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众流,德泽章只”的向往。屈原的美政理想,可谓先秦政治文明意识的高度凝结,是古代进步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世代民众社会理想的基本追求,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望,也与当今的政治文明建设深相契合。屈原的美政理想,可谓超越了民族、国界和时代,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

屈原的一生,是为实现振兴故国、光融天下的美政理想而不屈不挠、九死不悔地奋斗的一生。正是如此,屈原的一生才生得光荣。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当秦军攻陷楚国郢都、继而兵掠江南时,屈原深感美政理想破灭,于是投江自殉。屈原之死,是身殉国难,是身殉理想,也是身殉名节。正是如此,屈原之死才死得伟大。

端午节俗以纪念屈原为主题,也就通过吃粽子、龙舟竞渡等相关活动,宣扬和赞颂了屈原爱国爱民、追求九州统一、向往天下光明的美政理想。体现了世代民众社会理想基本追求的屈原美政理想,为中国各地人们、各族人民所接受和领悟,也即促进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且有助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富强。

台湾自古就有端午纪念屈原的传统,而且因纪念屈原而建有屈原庙甚至形成了物候名。明清时,台湾人就将端午兴起的飓风称为“屈原飓”。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记载:“台湾风信与他海殊异,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五月五日曰屈原飓。”今台湾彰化屈家村村民自称是清代由福建迁移台湾的屈原后裔,村中建有供奉屈原神像的泰和宫(也称屈原庙),每年端午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中国约有30个民族都过端午节。除了汉族之外,苗、侗、土家等民族都于端午吃粽子、赛龙舟并纪念屈原。瑶、彝、畲等族在端午未必纪念屈原,却都吃粽子。当代有苗族、土家族学者甚至认为,屈原“当是属于苗族的爱国诗人”或“土家族先民成员之一”。中国的大半民族都过端午节,无疑是受汉族的影响。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于端午纪念屈原或接受了传说为“汨罗遗风”的习俗,则反映了端午节俗对于中华民族认同的促进作用。

东亚、东南亚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过端午节。其端午节俗一般不会有纪念中国文化名人屈原内容,但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的端午节俗都有吃粽子或赛龙舟的内容。近几十年来,欧美一些国家如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也兴起于端午举行龙舟竞赛活动。端午节俗在世界范围日益广泛的传播,体现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如今,中国端午节已经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端午节俗的文化表现形式是中国的,端午节俗的文化内蕴精神则与全人类的理想追求相通合。体现了人类共同愿望,超越了民族、国界和时代的屈原精神,通过端午节俗活动而“润物细无声”地传扬世界,必将增进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文化认同,也必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作者简介:蔡靖泉,男,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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