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龙： 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的双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就根本性质而言，新时代中国价值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范畴，又具有中国特色，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内容体系涵盖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念和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基本层面。其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国梦”，它的科学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基本价值原则指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即“十四个坚持”。

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的中国对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需求更趋强烈。如何实现新时代中国价值“走出去”与“走进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发挥好网络传播媒介作用，夯实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声音，是推动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之义与必然要求。所谓网络传播是通过互联网的信息交流方式，是相对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播媒介的新式传播途径，是现代信息革命的产物，其本身就具有全球性、交互性、即时性与超文本性等特点。对外网络传播是指国家、团体或公民通过网络媒介向世界传播其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它可以是国家行为，也可是个人行为。目前，学术界围绕“价值传播”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以“价值网络传播”为主题词，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精确查询，截至2020 年5 月，共有117 篇核心期刊论文，主要涉及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纵观当前研究现状，在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同时，亦有需要加强之处，例如，立足于国内传播场域居多，对外网络传播研究有待进一步丰富；注重从网络工具理性出发的“机遇”与“策略”研究，对主流价值网络传播所遇“挑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丰硕。实现新时代中国价值有效对外网络传播，需理清其所存在的“危”“机”双重逻辑，进而探寻化“危”为“机”之策。在信息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探赜“危”“机”双重逻辑，推动网络技术与中国价值对外传播相融相生，成为社会各界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之“危”

恩格斯指出，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着。［2］其实，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价值观的网络传播亦需辩证审视。一方面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外传播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又携带着消解其对外传播行为与效果的基因，产生解构之危。无论是建构之“机”还是解构之“危”，均与互联网自身属性有着密切关联。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天然特征所滋生出的碎片化、去中心化、人人发声、把关弱化、群体极化等属性，正解构着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的实效。

（一）碎片化易致传播内容失真，产生价值理解之危

科技发展不仅是衡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也是催生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3］网络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并初步实现了人人皆可进行信息表达的社会化分享与信息传播的技术民主，社会议程的设置权与社会话语的表达权也进入了人人皆可为之的泛众化时代。［4］互联网作为一种个体化传播工具，具有个性化、草根性、直接性等特征，既给民众在选择上以空前自由，同时导致对碎片化价值内容的断章取义，从而诱发价值的理解之危。

碎片化价值以碎片化方式在网络空间传播，传播受众又以碎片化的时间追踪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势必造成对新时代中国价值的理解之危。互联网极大拓展了信息传播主体的范围，信息生产者数量陡增，加之有便捷的信息发布平台，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网络空间的信息量随之呈现出爆炸式增长。面对扑面而来的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受众无所适从，无法专注深入，不求甚解，对传播内容浅思考，甚至不经思考断章取义，从而对某一价值观念或理论体系产生或发表不当见解。不当见解在互联网络空间迅速扩散，扩大了价值理解之危的影响面。同时，国内外网民往往根据自身偏好来选择和接受信息，或凭兴趣进行选择性交流互动。相比较于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组建一群由分化而类聚的小团体变得更可操作，此类小团体很有可能产生对碎片化价值观念的偏向理解，从而加剧价值的理解之危。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如果以这四个概念均源于西方而予以全盘否定，进而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势必影响国际受众对我国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理解，认为仅是一翻版，无实质创新内容，新时代中国价值的对外传播势必出现危机。而这些不当言论在网络空间迅速蔓延开来，给国际受众对新时代中国价值的全面理解造成负面影响。

（二）去中心化易致传播空间失序，产生价值选择之危

一般而言，网络空间呈现出的去中心化属性容易导致网络空间秩序的失序或无序。在网络空间，广大网民游离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在创新与守旧、解构与建构中求得存在。数量巨大的网络信息传播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人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且真实身份被隐蔽，传播成本较为低廉。他们可以质疑权威或挑战政府，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又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容易出现“信息海量无中心”的局面。各种价值思潮在网络场域激荡碰撞，各说各理，甚至攻击诽谤，网络生态环境乌烟瘴气，如何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将变得难以想象。

不同国家、民族、政党、阶级、集团都紧跟网络时代步伐，纷纷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念，在一个国家内部亦是如此。一国之内的不同群体组织或个人因利益诉求各异，对同一个价值观念可能会做出情形迥异的阐释，其中不乏变形变味的扭曲解读。在网络空间的众声喧哗中，人人怀揣不同动机进行辩论、争论甚至攻击，有关官方发言人的正解却遭到网民的集体攻击，相比起来，他们更乐于接受来自论坛、贴吧、社区、空间、朋友圈等网络平台的观点，使原本清晰的价值观念因被赋予太多的弦外之音而变得模糊混沌，网络传播空间逐渐杂乱无序起来。在这样一个解构权威、去中心化的空间里，网络传播的受众特别是国际受众，感觉新时代中国价值变得令人难以揣摩。比如，新时代中国价值内容体系中的终极价值追求层面的“中国梦”，它到底指向何方，对中国人民而言，中国梦是一个“幸福梦”，对世界人民而言，它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战争梦”，还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和平梦”；苏醒后的“东方睡狮”是世界安全的保障还是威胁；“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形式，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等等。这些忧虑将化作犹如流感病菌般的网言网语在网络空间呈几何式增长与蔓延，国际受众被迷惑，或难以理清楚，导致价值选择艰难，从而带来价值选择之危。

（三）把关弱化易致传播舆情失控，产生价值引领之危

在传统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是在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把关人负责对试图通过“门区”的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加工，只有符合整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准则的信息才能顺利进入传播渠道，从而起到规范、引导、控制舆情走向的功能。

网络是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互动媒介，传者与受众的区别趋于缩小，传播权被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把关权被弱化。同时，网络传播信息的便捷性与匿名性也在弱化把关人的角色。在网络空间，广大网民拥有信息采集和发布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向全世界发言，享有高度自由的话语权和传播权。互联网使广大信息传播者超越时空限制成为可能，传者与受众角色快速转换，网络场域产生海量信息，同时存在为数众多的隐形的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互联互通的时下，对网络信息的把关难度陡增。对进入网络传播渠道的信息缺乏有效的筛选、审核、加工，仅能通过技术手段粗略过滤，进入网络传播渠道的信息更多地保留了原汁原味，致使传播舆情走偏失控的可能性增大。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诸如Facebook、Twitter 等国际网络平台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信息把关权，我国对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舆情把控处于被动境地。国际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是遥相呼应的。为建立风清气正的国内网络舆论场域，我国出台一系列法律规定，例如，2019 年11 月颁布了《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国内网络舆论场域逐渐步入理性发展轨道，但是仍存在“硬伤”问题。当前，我国公民的网络信息素养已有较大提升，但整体上网络理性素质有待进一步加强，作为一个个践行新时代中国价值的鲜活个体在网络空间所言所行的“自然版”势必会引起国际受众的质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下的国民到底是一种什么素质层级与状态，从而带来新时代中国价值的引领之危。

（四）群体极化易致传播环境失衡，产生价值认同之危

在网络传播领域，因趣味相投而组建成为虚拟团体，群体认同感较强，彼此沟通后极端倾向将会更加明显，更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5］。所谓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过程中，个体的意见或决定往往受到群体讨论结果的影响，从而产生近乎一致的、风险系数更高的极端倾向性结论［6］。网络场域具有的包罗性、开放性、虚拟性等固有特性催化群体极化，非理性、极端化、民粹主义倾向弥漫网络传播环境，将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导致价值认同之危。

“E 网无际”是对互联网的形象表述，在网络场域没有特殊的准入标准，原本相互绝缘的网民或群体可以在网上迅速聚集，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网络空间中不可直接辨识对方的真实身份，虚拟人或虚拟群体之间使用符号进行沟通、表达情绪，可能会传递出与现实言行完全相反的信息与内在冲动，缺乏责任约束，非理性、易冲动的特点更为严重［7］。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网上交往的方式与规则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传统交往，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广大参与者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地位、职业、财富等差异，赋予了他们相对平等的身份。在网络空间，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质疑主流媒体、挑战政府权威等，极易催生民粹主义。影视明星王宝强的离婚案件就印证了这一点。它一经网络爆料，迅速在网络空间发酵，短短数天浏览量超过50 亿次，并引起国外民众的强烈关注，登上国际知名传媒BBC 的头条。该事件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刺激到广大网民，是因为它触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层面的诚信与友善两个原则底线。一个代表诚信、友善的人物被婚姻另一方的不诚信、不友善所伤害，线上线下广大民众一致声讨。这原本是一个对内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上佳素材，但随后网络舆情出现群体极化，非理性声音、道德绑架等一一登上舞台，整个网络场域的喧哗脱离了理性，其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无影无踪，国际受众自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之危。

二、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之“机”

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面临解构之“危”的同时，建构之“机”也凸显出来。从对外传播格局、方式、内容、效果四个方面，梳理出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所拥有的新契机、新时机、新机理、新机遇。

（一）为我国突破“西强我弱”失衡国际传播格局提供新机遇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但远不是一个传播强国。以对外传播语言为例，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种，但远不及英语覆盖的国家多。英国学者拉德（Gradoll）根据语言影响力K 值计算公式得出，英语的语言影响力是汉语的140 倍［8］。由于我国的国际传播力与国家实力之间的不对称性，导致国际话语权缺失，西方凭借我国对外网络传播之“危”，对新时代中国价值进行妖魔化宣传，致使新时代中国价值在对外传播中屡遭误读而失真。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改进和加强对外宣传，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9］可以说，讲好承载着新时代中国价值的中国故事，击破国际流言，推动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危局中开新局。

在对外传播方面，网络媒介相对于传统媒介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空间的准入没有特别门槛，且“人人都有麦克风”，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个人均可参与其中，均享有话语权和传播权，以往强势的国际传播霸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网络信息可以裂变式传播，能够迅速形成舆论气候。同时互联网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极大地推动了信息跨国界的便捷传递与交流，善用、巧用对外网络传播渠道，有利于缩小我国与西方之间的数字鸿沟。社交网络中的一个议题一旦被关注，传播速度极快，覆盖面极广，能够产生影响力大、渗透力强、互动性好的传播效果。Flash 动画外宣视频《“十三五”之歌》就是一成功案例。它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经新华社Twitter 账号向全球发布，立即被国内外民众所关注，在网络场域形成了强大的关注热潮，并成为国际民众的焦点议题，《卫报》《金融时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BBC 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也予以报道和评论。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了“8+24+X”①的对外网络传播体系，积极运用这些对外网络传播平台，致力于传递好中国声音、讲述好中国故事，为我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二）为推动我国对外传播方式从“平面式”向“立体化”切换提供新时机

网络新媒体在对外传播的具体载体上呈现出“立体化”特征，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可以塑造出立体化传播环境，国际受众在立体情境中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论内核和精神实质，在寓教于乐中深化认知，为推动传统媒介“平面式”传播提供了新时机。

在传统媒介中，报纸杂志等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文字，广播的载体是声音，电视则兼具图像和声音，具有单一扁平的特点。报刊杂志具有可保存、易携带的特点，但其大篇幅的文字叙述在快节奏化的今天令其失去了很多受众；“读图时代”使依靠声音传播的广播平台在对外传播覆盖面上缩水不少；电视较前两者生动形象了许多，但它是特定时段播放特定内容，且不可携带，受众的选择性较差。早在2011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 中文部普通话短波广播结束了其70 年的中文广播岁月，自此BBC 的中文普通话电波永久消失，其原有人员转战至互联网新媒体，投入到以微博为主阵地的对中国网络新媒体的传播当中。中国传统媒体应积极行动起来，下大力气，推动转型升级，探索与新兴网络媒介融合路径。网络媒介为广大受众在选择网络信息的时空层面上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从而推动了立体化传播。网络受众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时关注热点议题，能反复查阅观看视频影像，将符合其偏好或甚为流行的文字、图片、录音、视频等分享至社交网络中的朋友圈。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受众可以利用在交通工具、会议间歇等零碎时间获取或转发信息。这些网络媒介的优势有利于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构建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方式。宏观上，充分发挥网络传播媒介的作用，推动互联网与手机、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通讯社等的媒介融合，有助于构建更为立体化的传媒传播形式，同时配合影剧院、户外等多种实体传播进行立体传播，将对提高我国对外传播的覆盖力、传播力和效率颇有益处。

（三）为促进我国对外传播内容从“硬”到“软”转换提供新机理

对外传播中的“硬”内容主要与灌输式政治宣教相关联，常以刻板的形象出现，而“软”内容主要指涉信息与娱乐的复合体，以轻松活泼的形式呈现。网络信息内容表达倾向于简明但饱含信息量，需要整合运用图、文、声、像等，同时有娱乐化风格的趋势，符合这些“软”特征的网络信息才能影响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十三五”之歌》采用说唱音乐与波普画风而取得巨大成功就是一个佐证。

从国际传播史来看，政府背景或身份曾一度成为对外传播媒介的首要标签，英美等西方国际传播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传媒在对外传播中越来越淡化，甚至隐去传播主体的官方“硬”角色，配合公共外交的理念与实践，鼓励富有民间、行业、专业特色的“软”性传播主体承担对外传播任务。对外传播主体由“硬性”到“软性”的转化，推动了对外传播内容从“硬”到“软”的转换。相比“硬”内容，对外传播中的“软”内容受到热捧，传播面极广，取得了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在网络场域，民间团体或个人均可拥有自己的“阵地”与“播音器”，可自主发声，阐述主张，他们能够以更开放的思维、接地气的方式来阐释新时代中国价值，更容易引起国际受众的共鸣。反之，刻板、政治宣教味道浓厚的官方解读因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国际受众往往从一开始就产生抵触心理而置于不理境地，或有互动，但在互动中给予负面留言评论，这些负面情绪会在网络空间蔓延开来，“传染”给更多受众，将严重消解对外传播实效。这将倒逼传者必须寓教于乐，放弃灌输式说教，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制作出既得到受众认可，又包含自身价值理念的“软”信息内容。由中国官方主导制作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放未收到预期效果，而具有民间身份的独立制片人孙书云自行拍摄的纪录片《西藏一年》一年之内在BBC 播出3 次，并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在内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网络媒体的订购与播放。总之，网络媒体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内容表达的转变与内容素材的丰富，同时也将推动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四）为推进我国对外传播效果从“单向”到“双向”变换提供新契机

长期以来，在对外传播实践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单向传播居多，缺乏互动交流并评估效果的双向传播。由于对外传播过程中没有行之有效的效果测量手段，开展像国内受众研究那样大规模连续跟踪调查的国际受众研究的难度太大，经费、时间、人力等都是严重的制约因素，因此，做决策时多凭感觉，经过可靠论证的较少，对国际受众的研究也难以深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借助网络大数据的便捷与强大功能，推进对外传播效果从“单向”到“双向”的变换，把对外传播效果评估融入到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大工程之中，依据科学的评估结果，适时调整对外传播策略，实现对外传播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网络时代背景下，不同受众的生活形态、注意力集聚点、媒体接触习惯均可以通过他们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活动轨迹加以精确分析和准确把握。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不再以信息共享、交流互动为主旨，数据收集、分析和整合成为主调，随之，大数据将带来效果评估方法质的变化。首先，人们不经意间的网络行为成为了数据来源，受访者不需要在现场填写问卷、接听电话访问等，借助一个开放式的网络平台，参与其中即完成了调查。其次，大数据可以开展全样本式的调查，极大地提高了抽样研究的准确性，避免了资源的耗费，实现对外传播效果的评估直观准确。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对外传播效果中的国际受众研究从数据获取转移到数据分析挖掘，其耗用成本可以从先前的难以想象降低到可以落地的程度。经过综合分析行为数据，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目标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偏好。对外传播实践不再仅仅是单向度“耕耘”，而是可以获取“耕耘”对象的信息反映与反馈，可以对传播效果进行“双向”把控。以此调整我国价值观念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内容结构与话语表达方式，降低“文化折扣”，实现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化“危”为“机”之策

如何有效消解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之“危”，如何巩固和扩大对外传播之“机”，如何化“危”为“机”，是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课题。上述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提升对外网络传播影响力为突破点。克里斯·布洛根等提出了网络影响力方程式：Impact=Contrast×（Reach+Exposure+Articulation+Trust+Echo），即影响力=对比度×（触及率+曝光度+表达方式+信任度+共鸣水平）［10］，左右影响力的六个因子虽然各有侧重点，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交融凝聚成影响力的。这一方程式对我们提升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力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一）创新对外网络传播表达：从自说自话到同频共振

创新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的表达方式，要立足于网络传播效果的双向性、传播方式的立体化，注重表达的完整性与相承性，改变过去有意或无意自说自话的局面，致力于与国际受众产生同频共振，此举亦可消减网络场域把关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与国际受众的共鸣水平。

首先，要把新时代价值观念落到实处，将其转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且接地气的实在信息，按照符合网络空间特有的表达方式予以阐释，方能取得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网络时代的碎片化特征，加之信源的自说自话，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之中的理解之危。美联社调查显示，90%的媒体乐于采用附有高清图片的新闻稿件，而拥有相关配图文章的阅读量比没有配图的高出约94%。进入21 世纪，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多媒体和多感观时代，图像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11］。可以尝试将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礼、仁、信、义等中华共享性价值，大胆地加入诸如hip-hop 等时尚流行元素，制作成鲜活生动的微视频、动漫等，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但这些工作需建立在国际受众“口味”的充分考量之上。

其次，要认识国际受众，读懂国际受众，站在国际受众易于接受的角度去进行网络表达的创作，让他们听得懂、乐意听。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话语体系基本上沿用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符号系统，多是口号式、说教式的抽象话语，甚至大话、空话、套话颇多，而这些话语符号与时代、公众、生活脱节，形式僵硬，语言死板，内容乏味，使受众心生抵触。这说明我们先前的对外传播话语表达缺乏换位思考，没有充分考量国际受众的口味，所得效果可想而知。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人民日报社等运用新媒体积极进行国际传播的创新探索，自说自话、假大空的话语风格有所改观。费希尔（Walter fisher）认为所有故事皆为叙事［12］。要把新时代中国价值编织成一个个中国故事，将多媒体技术充实到中国故事的网络表达中，使故事生动感人、引人入胜，脱离僵硬、死板、乏味。集中讲好中国故事，消除国际受众的虚空感和距离感，主动选择靠近，从而实现与新时代中国价值的共振与共鸣。

（二）更新对外网络传播理念：从单面提示到双面提示

网络传播为舆论场域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可能，传统传播环境中失语群体逆袭而获得了话语机会与空间。在网络空间众声喧哗中，众多网络主体会从自身的知识结构出发对某一议题进行解读，其中不可避免地共存着准确与谬误、正能量与负能量。一段时期内，很难明确断定到底哪一部分居于上风。但可以确定的是，“小道”的负面信息已经显现出来，在网络舆论场域无法将其掩盖。我们需要更新对外传播理念，更加客观地报道，增加曝光度，既包括“大道”的正面，也包括“小道”的负面，同时能够有效抑制网络空间的群体极化倾向，只有如此，才能增加国际受众的信任度。

霍夫兰研究表明，单方面信息对最初赞成者和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最为有效，正反两方面信息对最初反对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最有效［13］。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阶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受教育程度稍低的普通大众，引领社会舆论导向，此种情况在网络时代表现尤为明显。秉承单双面提示的对外网络传播理念势在必行。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中一直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大量报道焦聚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而面对较为负面现象在报道时总是顾虑重重，不敢涉足。其实，一味的正面报道反而让传播受众产生了虚空感，影响信宿对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CNN驻中国首席记者吉米曾表示，进行踏踏实实地报道，最好是黑色和白色都能反映进去，这样我们的听众、观众、读者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一些要求达不到，心里也比较平衡，面对一些很负面的东西也不会太惊讶，如果中国继续往好的方向发展也不会觉得离奇。以“中国抗‘疫’故事”的对外网络传播为例，我们既要传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感人事迹，也要曝光碰触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的不文明行为；既要表明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心，也要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巨大困难。用正面疏导反面，用坦诚面对代替遮遮掩掩，方能增加国际受众对新时代中国价值的认同度。

（三）拓展对外网络传播信道：从只顾其一到统筹兼顾

进一步拓展对外网络传播信道，从只顾其一到统筹兼顾，多管齐下，不断提高新时代中国价值的“触及率”、曝光度和共鸣水平，有效控制网络场域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知与认同，开创我国对外网络传播的新局面。

首先，我们在注重构建“8+24+X”对外网络传播体系的同时，应积极拓展国外网络传播渠道，做到中外兼顾，同时发力。依托新时代中国价值的网络表达，推动我国网络传播平台与外国网络传播平台的对话与交流，可以与Facebook、Google、Yahoo、MSN 等国际著名网络平台开展合作和共享。就内容互转、登录账号共用、广告客商互投等，在网站、频道、论坛等多个层面展开合作。其次，在重视新闻网站建设的同时，要兼顾自媒体。可以考虑建设对外传播的旗舰版网站，整合各网站的人才、资本等优势资源，致力于深度分析和背景报道，建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互联网“龙头”，形成更加强劲的对外传播合力。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外自媒体的传播，建立自媒体运行团队，引导网络评论。主动在Facebook、Pintrerst、Ins⁃tagram 等国外主要社交网站，Twitter 等主要微博网站，WordPress、Technorati 等主要博客网站，Digg、Reditt 等主要掘客网站，YouTube 等主要视频网站，Topix 等主要网络论坛，Flickr 等主要网络群组上，注册若干账号，形成海外自媒体账号群圈。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国内主流媒体在此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后，要由仅注重PC 互联网转向同时兼顾PC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目前，PC 互联网社交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移动互联网社交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据统计，2020 年全球手机使用者达51.9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7%，其中近60%使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已超过38 亿；全球网民平均每天上网时间6 小时43 分钟。据估算，2020 年人类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将达12.5 亿年，其中使用移动设备上网时间超过一半。通常移动端有APP 和手机浏览器两种形式接入互联网，其中APP 应用占90%以上。［14］要积极寻求与当下流行的APP 应用产品合作，提升新时代中国价值的触及率，集中优势力量，着力打造能被国外移动用户广泛认可的，可展示新时代中国价值系列作品的APP 应用产品。

（四）把控对外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

马克思指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5］需要在对外网络传播议程设置中有所作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对人们思考什么问题施加影响，也能左右人们怎样思考。不难发现，网络所具有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把关弱化、群体极化等特性均与信息议题相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解构之“危”的程度取决于议题的选择与设置，或者说及时准确地网络议程设置可以有效制约解构之“危”。我国在以往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多处于被动跟随状态，往往被他人牵着鼻子走，跟着他者设置的诸如“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等议题背后进行解释，令自己身心疲惫，甚至招致更多的误会，对外传播效果牵强。精心进行议程设置是新时代中国价值有效对外传播的重要环节。网络时代要增强把控议程设置权的意识，集聚精力进行议程设置，在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实践中赢得主动。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政论专题片，如蕴含着新时代中国价值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将改革进行到底》《必由之路》等，自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以来，在国内外舆论界持续引发热议，可视为议程设置的成功案例。

围绕影响力方程式的对比度、触及率、曝光度、表达方式等影响因子，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首先需要弄清其战略着眼点。从不同维度出发，其涵盖内容不同。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讲，具体包括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等内容。新时代中国价值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思想体系，与其相关的议程设置众多。网络时代要充分挖掘和发挥新媒体的效能，例如，建立新媒体团队，利用注册账号围绕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战略着眼点开展重点推介、主题推送、评论引导等，主动引领网络媒介的议程设置。在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等在网络舆情引导和事实澄清等方面的优势效能外，还应鼓励他们立足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传播大局，主动发现和挖掘体现正能量的素材，进行相关议程和议题设置。在强化议程设置的同时不可忽视内容建设，内容建设是新时代价值观念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根本。无论议程设置多么精准，在硬件设备上投入多大，设立多少家海外分支架构，派驻多少位海外工作人员，如果没有真正国际水准的内容产品，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很有可能是事倍功半。从长远来看，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原则，推动议程设置与内容建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能更好助力我国对外传播事业。

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存在着“危”与“机”双重逻辑。新时代中国价值对外网络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协同努力，久久为功。既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又传播中国传统价值精髓，形成传递中国特色价值形态，同时又能够体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努力建构让国际传播话语对象接受的公共语境。［16］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新时代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念之间的话语沟通桥梁，进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逐渐消除国际受众的陌生感与异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