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讲坛：《史记》的史学与文学

10月11日下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大型公益讲座“荆楚讲坛”走进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覃启勋以“《史记》的史学与文学”为题奉上了一席国学盛宴，幽默风趣而又激情洋溢地为到场的学子们讲述了他的一番“史家之言”。近500名该院师生聆听了讲座。本次讲座由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承办。

讲座伊始，覃启勋首先介绍了《史记》的编著背景。他指出，《史记》之所以能在司马迁手中完成，在于其编写之前及编写过程中，做到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同时，牢记身为太史的父亲“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的遗嘱，司马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一颗拳拳孝子之心也是他能克服艰难耻辱完成巨著的责任感和动力所在。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的史学价值

覃启勋将《史记》的史学价值归纳为四个“开创”：

首先，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纪传体”体例。何为纪传体例？纪，指本纪，即君主、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怎样才能把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和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

其次，开创了综合纂史的特殊方法。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第三，《史记》开创了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做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戴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他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史记》还贯穿了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反对天命，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等立传。

第四，开创了《史记》的历史哲学。《史记》中的历史哲学主要有四点：其一是他所表现的进步民族观。他把中原的各民族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民族都视为黄帝的子孙，追求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和睦相处；其二是他所表现的进步的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国家要发展经济。反对单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追求“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就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

《史记》的文学价值

覃启勋认为对《史记》的文学性界定，必须分层次。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说，司马迁以50多万字的篇幅，“逞辞流漓”写出了近3000年生龙活虎的历史，所以他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从文章技巧立论，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是一位散文大家。从写人艺术来看，司马迁开创纪传文学先河，写人讲究全面性与典型性、完整性与集中性及悲剧性结合，以文运事，将历史人物写得尤为形象生动。

《史记》兼具抒情性与悲剧性。一部《史记》就是司马迁心灵的折射与情感生命的灌注。一方面，司马迁的家庭环境、读书生活和青年漫游及悲惨遭遇使其内心蕴藏了无比的激情；另一方面，它是映照司马迁理想，并用以惩恶扬善，为改造现实社会开药方、画蓝图的一部政治书、哲学书。作为悲剧英雄，司马迁的伟大之处更在于超越一己的悲剧意识而达到对普遍人类命运的体认。他以人生忧患的深切体验而更执著于善与美的理想追求。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记述了历史上一个个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为正义复仇呐喊，替重义轻生的侠士讴歌，为失败的英雄流泪。《史记》虽以悲剧人物为主体，但它给予读者的影响却不是令人伤感消沉、颓废没落，而是令人感到壮烈，激发人们奋起。

覃启勋在讲座的最后，鼓励学子们学习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不要畏惧命运的多舛，要视独特个性和经历为财富，学出个性，干出成绩，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