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史到理论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学术研究因其独立而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学术也因其传承而难免跟从某种源流。学术成长以其学然后立,方能传世后人。然而,这些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都是问题。从所谓现代学科发展来说,我们常言某某学科传自西方,但从某一学科的思想来说,又有哪个学科中国无此传统?何以常听前者而少言后者?是学术霸权、路径依赖抑或学术羸弱?今日之学者或应慎思此问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之实质

哲学分化出了我们今天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也被认为是处理科学所不能处理的问题的学科①。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问题实际上讨论的不是话语体系问题,而是学术精神以及学术权威如何建构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与自然科学的话语权在本质上都取决于学术实践的有效性,表现为学者和社会对某种学术体系的尊重与推崇。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学术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具有相同的特点。默顿总结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②。话语权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些学术精神被贯彻的程度问题。学术从业者如能以此四项原则从事研究,并将成果用于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认同自会不期而至;如若相反,一套看似独特的话语体系也不过平添些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专业术语,根本无益于话语权的树立。人们往往认为默顿的观点更适合自然科学,但实际上默顿并非是在单独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科学特质的。默顿强调这四种特质是制度上必需的,也就是说是发展所有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精神特质。

四种特质实际上也指出了话语权建构的两个重要基础:有意义的问题和社会认同。“普遍主义”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解释了有意义的问题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普遍主义强调了研究问题要避免纯粹的个人因素,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有计划、有步骤、符合逻辑的怀疑和检验,也就是切实的学术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是话语权建构的基础,脱离实际研究行动的学术语言和概念实际上都无法产生社会影响,也无法获得合法性权威。

“公有性”和“无私利性”是实现社会认同的基本路径。学术研究成果的受益应是整体社会的受益,片面强调所谓知识产权保护或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垄断科学学术成果的做法实际上是谋取私利的表现。应该说,知识成果只有无私地、公有地为全社会成员共享才产生了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才有了学术成果的话语权和合法性。没有公众认可和使用的学术成果最终会成为故纸堆中的废纸,知识分子和学者们之所以可以从知识产权中获得个人利益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知识,而是社会认可了他们的知识,社会将公共赞同给予了被认可的知识分子及其话语体系从而建构了科学的话语权。

这里关于学术精神的讨论实际上也回答了学术权威如何建构的问题,也就是话语权的另一个实质——社会认同。学术话语权或具有权威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是来源于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而是来源于社会认同。学术话语权的社会认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众层次,即公众对学术话语体系的认可和尊重;第二个层次是不同学术圈的相互认同和尊重,比如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认同和尊重;第三个层次是单一学术圈的认同,即某一学科内部对相应话语体系的认同。这三个层次不一定按部就班的依次建构,也很难明确哪个层次是基础而哪个层次相对高级。

公众对学术话语的认同表现为对相应学术研究成果的信任以及对研究者的尊重,公众的信任来源于学术成果与公众生活的距离,学术成果越能深入公众生活,与公众生活融为一体并受到应用,公众认同度会越高。不同学术圈的认同来源于不同学科从业者的文化素养,对文化和科学的理解以及深入程度决定了学者们是否会尊重其他学科。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之间批评与学科认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学科之间的相互批评表明各自的研究范式的差异和研究基础的差异,并不代表相互之间否认另一个学科的存在理由和合理性。但如果不存在认同,就意味着不同学科会相互否认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认为另一个学科是完全不需要的,也可能是不同阵营的学科相互否认存在合理性,这种情况会严重威胁另一个学科群的生存以及权威,更会造成强烈的话语权失衡问题,而否认其他学科群的学科群也并非是话语权的胜利者,话语权会在认同的裂隙中逐渐彻底瓦解。

某一学科或学科群内部的认同问题更像是库恩提出的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库恩认为范式是特定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同时范式也是整体的一部分,常被用于作为解答其他问题的基础③。库恩的范式恰好解释了科学话语权学科内部认同问题。首先需要具有对某一学科有认同的学术共同体;其次,共同体成员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相互学习建立符合自身文化系统和实践原则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第三,共同体成员及其后来加入者给予对信念等的信任和尊敬应用于当下和未来的具体研究之中并加以传播。此三者是一个学科建立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以上三个层次的认同如果都可以实现,则学术话语权问题自然成为事实,反之,任何未获得三个层次认同的独立建构的所谓话语体系都无法真正拥有话语权并可能受到强烈的批判和反对。

　二、认同的缺乏:后发劣势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问题既然从根本上说是学术研究的社会认同问题,那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对的问题也一目了然了。认同缺乏的原因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经常认为,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话语权缺失和认同缺乏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成果质量不高,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缺乏影响。也有人认为是我们的研究成果缺乏创新、无法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常以所谓“欧美先进”来说明我们的落后。于是,我们考虑的方法一是让所有人学习英语,用英语发表文章,这不失为一种简便的方法,但明显会变成“香蕉人”;再就是吸引海归人才,我们认为哈佛剑桥的学生似乎可以使我们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却忽略了他们已经成为另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忠实拥护者;再有就是希望创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但又常因为单一而空洞而鲜有人问津,只能束之高阁。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此三种方法目前来看似乎都收效甚微,甚至很多学科已经完全没有方向,沦为亦步亦趋的学步者,丧失了学术的基本精神,更遑论话语权和创新了。

1.后发劣势的涵义。我们可以将哲学社会科学的认同危机看作是后发劣势造成的结果。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常提后发优势,强调因为新技术的采用而大大节约发展时间并实现跨越。但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完全不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社会及其生活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系统,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有相当的差异。自然对象和技术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事物,不会因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而有较大差异;但哲学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则相反,不同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历史经验都会使研究对象产生巨大的变化,解释和理解这些变化不能根据当下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寻回到历史的经验之中。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后发劣势的问题。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经验从而舶来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会出现膜拜母体文化和母体理论的现象。以社会学而论,西方社会学自19世纪中叶发端,至今也不足两百年。中国社会学如果从严复先生译“群学肄言”开端,至今也已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社会学家提“社会学中国化”或所谓本土社会学研究,但直至今日,中国社会学仍处于以西学马首是瞻的状态。我们的学习不可谓不刻苦,何以前行的步履却如此蹒跚?这个就是社会学的后发劣势。

2.学术自信与西学霸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后发劣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学霸权的压制和西学崇拜导致的低度自信;二是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缺乏引发的实证研究陷阱。

西学霸权和西学崇拜导致的低度自信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西学霸权并非是西学完全刻意为之的结果。欧美学术圈因其有相对通用的交流语言而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以英语为主体交流语言的学术话语体系,相对而言,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是一个小众的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当然更容易相互认同,而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就会面对因范式不同而引发的学术争论,强势共同体不可避免会利用自身优势与弱势共同体展开竞争,这符合学术争鸣的原则,并不是问题,霸权只是存在于那些迫使我们不得不屈服的地方,或者已经形成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比如所谓的学术文献检索等。不过霸权的问题永远是那些希望加入某个共同体的人的问题,对于那些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研究者来说,霸权从来都不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霸权有时是被霸权控制的学术主体的行动塑造出来的,不是因为西学垄断资源和控制学术话语权,而是我们缺乏了独立的学术精神。

这也是为何说西学崇拜和西学霸权是一体两面的原因。实际上,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全部是从西学舶来,故此我们的哲学社会学科学总是缺乏立身基础而必须重回经典。其基本结果是我们永远都在学习西学的标准,而标准又不断在改变。在这里,我们重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它们作为科学的基本特质。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知识本身没有文化和传统的界限,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可能会产生相似的知识体系,只是对应机制不同,就像基督教和佛教,尽管产生自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但都反映了人类的宗教活动。崇拜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群体生活形式,就像涂尔干解释原始宗教的原因一样,社会压力会使人们产生图腾崇拜④。哲学社会科学所涉及的人类及其生活的研究更容易受到崇拜的影响,问题是学术独立精神这时就显得至关重要。

3.学术缺陷和实证研究陷阱。造成后发劣势的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和学术研究的急躁和赶超有关。方法论问题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泉,方法论上的思辨推动了不同学术研究在学术界的认同和理解,也为学术实践的创新奠定了学术认同的基本环境和宽容态度。西方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这一例证,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方法论的不断推陈出新,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不同传统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研究范式,科学纲领,非理性主义、建构主义、质性研究等都是来源于这些方法论的探讨。

尽管有批评认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是违反科学史的观点,但放开某种特定的学术框架来理解,正如他本人所言“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说,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鼓励进步”⑤。费氏所言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实际上是要求学术研究要勇于创新,突破陈规,与无政府主义无关。不过,方法论的研究是一项艰辛、长期、枯燥、难以有所突破也很难获得学术光环的基础研究,没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是不足以成事的,即便付出了努力,仍然可能前途未卜。这和哲学社会科学界希望短期内培养出所谓大师的期待正好相反。

除了方法论研究的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样前途崎岖。我们的很多学者认为理论研究一定要回归西学经典,而后要中西贯通,然后方能提出所谓中国学派。这个逻辑恰好也是后发劣势存在的根本所在。一门学问一旦产生,母体文化和传统固然重要,但基于多元社会事实的理论建构与母体文化并非一一对应之关系,一个文化体系完全可以基于自身的传统和社会事实理解乃至建立一门学科之新理论,甚至一门学科发展也可能从一个文化系统产生而在另一个文化系统发展。正如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⑥,学问之事不以先后论。而中国学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认识,其原因之一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缺失。哲学社会科学界忽视中国传统和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的缺失,也可以从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的期望窥见一斑,费先生强调:“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从过去20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⑦

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缺失也影响了我们对实证研究的理解,更使我们陷入实证研究的陷阱。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很多人认为实证研究就是要通过调查社会实际并描述和分析社会事实,但却忽略了社会事实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指代的对象就像马克思所讨论的物质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具体形态而否认一种现象是社会事实。事实上,一项历史研究何尝不是实证研究,一项哲学研究又何尝不能是实证研究,人类思想本身就是社会事实的一部分。刻意的实证研究会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业化生产过程,学术职业不再因其独立、自由的思考而吸引学者,反而使学者成为一个论文生产者,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全部在于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在哪些期刊上发表,学术观点本身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三、从学科史到理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独立之路

以上的分析说明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权威和话语权问题的基本实质,同时也分析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后发劣势和某种学术缺陷。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问题不在话语体系本身,而要从其他方面寻找出路。这个出路要“跳出话语权实现话语权”。学术权威和话语权问题从本质上说是认同问题,解决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认同问题,话语权自然不期而至。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认同问题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学科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二是理论传播、学术共同体研究范式的确立。

1.学科史研究和理论研究。运用既有理论的应用研究成果尽管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也为理论研究奠定基础,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树立学术权威和获得学术话语权。事实上,任何应用研究的突破和创新都与理论范式的变革有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西方经济发展恰好与科学的重大理论创新表现出一致的过程⑧。从产业革命到电气时代,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恰好都是自然科学获得基本理论创新的时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发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路径就是学科史研究,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更是如此。

学科史研究是大部分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也经常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来源。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⑨正是在对韦伯、涂尔干、帕累托等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学科史研究为基础的理论研究。而国内对学科史的教学和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尤其是对中国相应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更为缺乏。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教学计划而言,社会学专业必修课程中有《国外社会学学说》4学分的课程专研西学传统和学科发展,而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门课4学分,但这两门课还不完全讨论社会学学科发展和理论建设问题,前者更倾向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而后者更倾向于传统文化和思想传播,于探究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发展最有益的课程《中国社会学史》却被完全忽视了。事实上,北大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必修课的其他分支社会学课程,如《经济社会学》等实际上是《国外社会学学说》的扩展。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国自身实践的学习和研究都十分缺乏。曾有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坦言对中国社会学历史仅知道费孝通、吴文藻之名,而未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有何理论范式,这意味着理论研究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和本土学术认同的建立。

学科史研究的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影响直接表现为三个后果。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学科学术实践的资料,致力于此的学者必须自己穷心竭力搜寻各种散落的文献再加以整理财政完成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加之现代学术生产模式转变为工业大生产模式,给理论研究者更增添了难度。第二个后果是理论研究缺乏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植根于人类文化之中,也就是植根于历史经验之中,一个学科不了解自己学科的发展历史,不了解自己学科曾经付出的学术努力,又怎会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结过往面向未来的成果。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论,没有帕森斯基于学科历史的社会行动论,就很难有后来的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的发展,而每个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背后无不是学科史的贡献。第三个后果是理论自觉的缺乏。所谓邯郸学步,看别人的历史就只能是跟着别人的步子往前走,稍有差池即自认为功亏一篑,这就是学术自信的缺乏。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密切相关,没有对本国学科史的全面认识和理解就很难了解本国学术实践的贡献,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建立自信;而没有对本国学科史的了解也很难真正了解我们的缺失,不知道缺点在哪里有何谈反思和理论自觉。正如钱穆先生所言:“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凡对于以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⑩国史如此,学科史复如是。

2.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之实现。以此而论,从学科史研究到理论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实现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实现的方法也不同于简单的话语体系创造、学贯中西、学习先进或开展高水平大学建设等方法。以解决学术认同问题从而建立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鼓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史和基础理论研究;二是课程教学;三是传播。

首先,鼓励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实践展开学科史研究无需多言,提供更多的投入和宽松的研究条件是最重要的方法,对基础理论研究不应以单纯的量化绩效考核作为学术从业人员的基本考核方式,基础理论研究的特点就是长期而可能没有进展,但不代表对学术发展没有意义,这个意义经常要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近百年历史中才会显现。

其次,课程教学是建立学术共同体和树立话语权的基本路径。学术话语权问题不是着眼于眼前而要着眼于未来成长起来的后学者。如何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让更多的学生认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观点才是实现话语权的关键。不同学科在本学科的必修课程中专设中国学科史和中国理论研究课程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此外,鼓励出版更多的可读性强、以大量学术实践为基础的中国学科史和基础理论研究教材是更好地开展教学的必要条件。同时,鼓励编写以中国学术实践为基础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基础入门教材也很必要,但也要打破传统教材的编写模式,有时需要放弃所谓严谨的知识体系的传授转而更强调教材的启发性和开放性。

第三个方面是传播问题。学术认同是通过传播才得以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成果的传播,中国研究的广泛传播是获得世界学术界话语权的一个基本条件。传播的方式不一定要派遣留学生和鼓励以英文发表学术成果,毕竟以非母语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很多本来的意义,而且这样做的效率也不高。社会分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与其让所有的研究者学习英语和用蹩脚的英文发表研究成果,为何不利用社会分工让专业人士以翻译的方式传播学术成果。其次是鼓励学生以中国理论为基础开展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这是面向未来,也是最有活力的传播。第三是公众传播问题,鼓励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科普读物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产品是实现公众传播的最佳路径。

总之,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话语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学术认同建构问题,学科史和理论研究是基本的路径,关键在于通过扎实的基础研究建构中国范式,通过学术传播在中国理论基础上形成学术共同体并将这种认同给予未来的学术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