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萍 向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之辨

“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1]P31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一直将文化看作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重要方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质的两种表现，学术界高度关注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其研究分别从相对独立的理论单元发展为相对完整的理论整体。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作为两个相近而又不同的概念，在实际工作和研究中经常出现对其认识含糊不清的现象，如将文化资源直接等同于文化载体加以运用，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不同的服务功能和作用方式等。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进行比较，实现对文化资源的科学把握、文化载体的有效应用，不断优化教育的实际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内涵要义之分

文化资源以其独有的特质，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和影响要素。“整体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知识背景”[2]P89。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能够为其教育者所开发利用，构成和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推动实现教育目的、提升教育实效的所有文化要素的总和。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体现了有用性、构成性和价值衍生性的统一。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化资源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有自身特有的发展形式和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认识、利用和开发文化资源，把其潜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挖掘出来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思想政治教育者却不能改变文化资源的固有特性和发展规律，相反，必须遵循其客观规律，科学开发和利用。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具有有用性。有用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这种属性体现的是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既强调文化资源的自身特性，又强调主体的主观需要，不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就不能成其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有用性为文化资源以要素形态投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创造效益提供可能，只是其产生的效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正向的，若开发利用不合理、不得当，有可能带来负向的、消极的后果，“诸如网络文化、校园文化、服饰文化、课桌文化、短信文化等，既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资源，也可能对大学生造成不良的影响”[3]。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的有用性还强调其现实性，即在现实中存在，并具备可被开发利用的条件。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具有构成性，即文化资源中的“资源”对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构成性的，也就是内在性的。所谓资者，财物、钱财；源者，源泉、源头，合义为财物的源泉。作为经济学术语，是指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等的来源，可以引申为形成事物所需的要素。文化资源经过挖掘开发后也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需的要素，并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对象、条件、动力的方式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与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各要素相互配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最后，文化资源具有价值衍生性。文化资源的价值衍生性在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资源，经过提取、转化、反复利用，或将之与特定的物质载体和媒介进行融合，可以衍生开发出新的文化样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使用文化资源的过程，必然就是创造文化资源的过程”[4]P23，文化资源的价值衍生性还体现于文化资源运用过程中的价值再生，即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整合运用，能不断增加新的文化内涵，包括原有文化资源的调整创新以及新的文化资源的创造发展，对文化资源的使用，不仅不会消耗其价值，反而会不断增加资源数量、扩大传播范围、增强文化底蕴。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属于文化载体，它具有文化载体的一般特性，如承载性、传递性、渗透性、多样性、可控性等，但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方向性，即必须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坚持明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性，即其在运载内容方面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的价值体系等。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产品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寓于文化建设之中，以此影响人感染人，以达到提高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5]P253。不同于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则是一种功能性存在，体现了对象性、依附性与价值稳定性的统一。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一种功能性存在。功能性是指文化载体承载内容和传送信息的功能，决定了它本身的形成。文化相关活动形式或物质要素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发挥相应的载运功能。换言之，文化载体在内在结构、外部形态、运动形式等方面的差异和变化对其存在并不起决定作用，无论文化载体是否在形式、结构上发生变化，发生多大变化，只要它始终发挥承载他物进行运动的功能，就仍是文化载体。反之，丧失承载他物进行运动的功能，该文化要素便不再成为文化载体。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具有对象性。对象性是就文化载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载体本身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文化相关形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承载和传送内容与信息的载体，是教育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发现文化相关形式的载运功能并加以运用的结果，如马克思所言“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6]P209。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具有依附性。“文化载体具有依附性，有赖于特定的主客观条件”[7]，在实际运用中，很少“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更多时候需要与其他载体或不同文化载体要素之间的配合运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一个子系统，文化载体只有在实践运行体系中才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其运用受限于承载的信息、运用的主体、物质技术条件等多方面，简单机械地运用文化载体往往很难取得真正的教育效果。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具有价值稳定性。文化载体依托文化产生发展，其基本内核表现的是所选取的文化相关形式的文化内核。作为以载运他物为目的的工具性事物，文化载体体现的是文化负载和运输教育内容和信息的功能，相较于文化资源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其变化的是文化载体本身的负载内容、具体样式等，但在形成新的文化产物上，文化载体开发的成效不大。

总之，文化资源作为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素的客观存在物，是有用性、构成性与价值衍生性的统一，而文化载体作为依附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功能性存在，是对象性、依附性与价值稳定性的统一。两者虽在内涵要义上存在差异，但也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资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需的重要要素，可以为文化载体的产生、优化与创新奠定深厚的基础，文化资源越丰富，文化载体的形式就越多样。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存在方式之思

存在从本质上讲展现的是事物固有的特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中的重要影响要素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其存在方式也有很大差异。

（一）从影响因素来看，文化资源主要受制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文化载体更多受控于教育主体的因素

文化生产力反映着文化生产中精神产品生产者与精神内容及物质材料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作为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劳动的产出，同样是社会文化生产活动的产出成果。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文化资源的形成方式和速度，文化生产力越发达，人类文化生产活动越丰富，所形成精神产品的产量规模越大、质量水平越高，文化资源越富饶。随文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出现创意设计、影视动画、网络创作等新的文化生产方式，由此形成的智能形式、网络形式等精神内容成为新的文化资源，不断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决定文化资源的形成，还决定文化资源的开发水平。文化生产力越发达，教育主体越能运用更成熟的技术、更新颖的创意、更多元的渠道开发利用文化资源。

与文化资源不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文化形式、文化要素不断丰富，但哪些文化形式、文化要素能成为文化载体，主要取决于教育主体的选择、创造和调控。首先，文化载体的形成取决于教育主体的选择，教育主体能从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出发，选择确定哪些文化因素、文化形式可以承载他物进行运动，只有符合教育主体实践行为目的的、可驾驭的文化形式，才会被确认为文化载体，教育主体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形成与存在。其次，文化载体的更新取决于教育主体的创造，教育主体的创造性使教育主体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对象的变化、承载信息的更新，调整或汲取新的文化要素，及时创造新的文化载体形式，舍弃不合时宜的文化载体形式。最后，文化载体的运用取决于教育主体的调控，文化载体本身不会自发地发挥联系教育主客体的作用，它需要教育主体对文化载体功能的充分调动，教育主体的控制和驾驭决定文化载体作用发挥的大小。当然，文化载体作为人类的文化创造物，也同样受制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进文化载体的创新发展。

（二）从存在形态来看，文化资源是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共存，文化载体主要以物质形态来呈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指向文化物质形态和精神现象，包含精神活动所生产、凝结的精神内容，以及将精神内容作用于物质而形成的物质成果，其存在形态表现为精神内容与物质实体并存。一方面，文化资源以反映不同时期精神劳动创造的精神内容为核心，包括活跃流传的价值理念、制度成分、精神谱系等观念要素，其存在方式是一种精神形态，人们可以感知、认识、理解、表达它，却无法说出其形状、大小、长短、颜色等，即使其开发利用需要借助一定物的形式表现，但它表现的不是物质形式本身，而是体现在其中的思想、理论、观念与情感。另一方面，文化资源的积累、传播、使用，都需借助特定的媒介，无形的精神内容与特定物质媒介的结合，形成特定物态形式的“文化产品”，如红色革命遗址遗迹，这种文化资源是精神内容与物质媒介相结合而成，它呈现有形的物质形态。因此，文化资源的存在形态既有精神形态，也有物质形态。

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作为一种或数种文化要素构成的活动系统或物质形式，其存在形态与物质形态紧密相连。从载体本身的演变而言，它原指一种承载体，即能负载和运输他物的物质，作为从属于载体，并具有特殊载体形式的文化载体，同样应当是与物质紧密相连的一种现实的活动形式，“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这些形式都将不复存在”[5]P241；从文化载体所承载的内容和信息的特性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信息是无形、无声、无影的，需要借助有形的物质实体传达无形的信息，“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内容，只有通过一定有形的载体才能成为可被感知、可作用于人的教育资源”[8]P205，无形的教育内容和信息要顺利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传递和沟通，就需要借助有形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为人们所感知；从文化载体提供的功能而言，文化载体能够提供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空间”和“平台”，只有借助于特定的物质形式，才能给予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教育者与教育信息、教育对象与教育信息基于文化载体之上的互动。

（三）从信息传输来看，文化资源主要传递自身内含的育人信息，文化载体主要输送教育者负载的育人信息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过程，实质上是其信息传播、运行的过程，是具有信源、信道、信宿的信息双向交流的过程，是信息传递、信息交换、信息整合、信息反馈的过程，信息传输的存在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顺利推进的关键机制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资源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客观存在形式，能够为教育者提供物质、文化和信息，在教育实践中传递自身蕴含的育人信息，其信息传输过程是自身信息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双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整个教育实践过程中运转的内容和信息都是文化资源产出的衍生物，如教育实践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就是从文化资源中提炼加工出来的，是对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成果。

不同于文化资源自身信息的传递，文化载体的信息传输主要是教育者所负载的育人信息的输送。作为一种信息传输“场”，文化载体所传输的信息除了自身内在的一般信息，还有所承载的输入的外在信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的信息输送是一个信息输入、信息传递、信息反馈的完整过程。在信息输入阶段，一般情况下，教育者为文化载体输入什么信息，它就承载和传递什么信息，若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当，可能出现文化载体自身信息与所承载信息的高度融合。在信息传递阶段，教育对象可主动从文化载体中获取信息，凝聚在文化载体之上的无形的信息，通过文化载体的存在得以彰显或释放。在信息反馈阶段，教育对象可顺势借助文化载体及时地将对信息的接收、接受情况，反馈给教育者，教育者获得教育对象反馈的信息，意味着文化载体一个完整的信息运载过程的完成。因此，文化载体的信息输送主要是对所承载的外在信息的输入与输出。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功能定位之别

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具有的功效和作用，明确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定位，就是厘清二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中各自发挥什么作用。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作为文化产出的相近物，在功能定位上有较大差异，文化资源立足资源供给发挥着提供对象、素材的基础性功能，文化载体则立足实际操作发挥着提供工具、手段的服务性功能。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素材的基础性功能定位

“‘资源’，原意指的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9]P2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文化资源作为资源的一种特殊类型，同样具有资源的社会属性，为社会发展提供对象、素材。文化资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来源，本质上是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体现在“劳动资料”上的文化资源，能够充实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体系。作为培养人、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对以精神内容为核心的文化资源有高度的需求，文化资源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加工对象”与“发展动力”的支持。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文化资源，能够提升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在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中，精神生产者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文化资源具有潜移默化、习焉不察的特性，其内含的精神内容可以被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感知、认识、吸收，不断内化为自身的能力要素，不断提升其创造力和实践能力。体现在“劳动对象”上的文化资源，能够浸润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各因素中，通过充实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融入教育文化环境等，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总之，文化资源作为可开发利用的源头，能够以多种方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以生产投入要素的形式发挥基础性功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解决实际操作的工具性功能定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是能载运教育信息的文化相关要素，以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等为具体表现形式。作为一种传输内容和信息的通道、“介质”，文化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解决实际操作问题的工具性作用，发挥着承载、传导、沟通功能。首先，文化载体发挥着承载教育信息的功能。文化载体“没有承载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信息，抑或载体本身含有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排斥的因素，那就不能称其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10]P305 文化载体是“以形见义”，即通过承载、运输教育内容和信息的功能确定其存在，只是文化载体的承载功能不同于物质载体的机械载运，它可以使自身潜在的教育信息与所负载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相融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其次，文化载体发挥着传导教育信息的功能。承载是传导的条件和前提，传导是承载的目的和归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教育内容和信息的传导过程，教育者运用文化载体的主要目的，也是利用文化载体向教育对象传导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发挥着沟通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桥梁功能。文化载体直接联结两端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借助文化载体，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形成观念碰撞，最终实现教育对象价值观念的转换与提升。若以哲学研究的“内容”与“形式”观点作对照，文化载体就好比哲学研究中的“形式”，而文化资源既有文化内涵的“内容”又有文化载体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助文化载体的“形式”，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正常运转。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作用方式之析

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作为共同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教育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要素，其功效是在实际运用中动态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二者的作用方式有明显的差异。

（一）作用发挥方式上，文化资源经主体转化发挥育人功能，文化载体直接参与实践过程发挥育人作用

文化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存在，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但它不能自发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优势，需要教育者发挥主体性，通过教育者的开发、整合、提取，并将之与特定的媒介相结合，才能转化为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资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源泉和基础，通过转化、调配、组合，借助影响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各个要素，或自身转化为各要素，或成为各要素发展的动力，间接参与到教育实践过程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文化资源对教育实践的影响，大多需要中间环节的转化来实现，其效用需通过教育主体文化素养的提升、教育方法的创新、教育内容的整合等间接表现出来，所产生的是间接效益。

有别于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直接参与到教育实践过程中，是教育实践活动具体开展的重要依托。一是文化载体直接承载着一定的教育内容和信息，教育内容和信息依附于具体的文化场景、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之中，教育对象可通过直接感知的形式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将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信息的文化载体作为直接作用对象，通过与文化载体之间的直接互动来领会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思想，离开了文化载体，就会影响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推进。二是文化载体作用的功效直接影响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文化载体是联结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任务等各要素的纽带和桥梁，教育者通过文化载体直接作用于教育对象，不再需要其他中间环节的转换。因此，文化载体直接影响各要素整体功能的发挥，所产生的效益是直接的。

（二）作用效果影响上，文化资源呈现多重影响，文化载体则呈现特定的积极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资源作为教育者可开发利用的文化物质、文化信息，以自身独有的特性，制约着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等各个方面，其作用影响呈现多重表现。从效果的衡量方式上说，文化资源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含量的增加、教育主客体文化素养的提升、教育文化形态的丰富等多个方面得以评估。从效果的正向与否上说，由于文化资源的有用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正向性、积极性，文化资源本身包含的内容性质的复杂性决定文化资源的运用效果具有多重表现，文化资源运用得当出现正向效果，运用不当可能带来负向效果，由此必须对文化资源进行甄别、选择，科学开发利用。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当前迫切需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革命文化资源、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扬弃西方文化资源和批判错误异质文化资源，以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积极效应。

相比于文化资源，文化载体的作用更多地呈现积极的特征。虽然在现实中，某类型文化作为载体，作为育人资源，其影响也是多重的。但由于文化载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种类型，具有可控性，教育者能够了解、掌握、及时调整文化载体，当文化载体中出现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要求等要素构成威胁时，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可控，换言之，教育者“必须能够有效控制这些要素，消除这些要素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影响。如果不能做到有效的控制，那么这些载体就不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10]P308，因此文化载体更多地强调积极的、正向的功能。文化载体的可控性是其可被教育者支配、驾驭的本性，文化载体的形式在教育者开始确定时就已经被筛选，其承载的信息也是被教育者所把控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所以文化载体在实践过程中能够为教育者所创造、控制，带来积极的影响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要深入筛选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教育信息，选择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并注意选用与教育内容相匹配的形式。

总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文化资源与文化载体作为两个相近的概念，虽然在内涵、存在、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存有个性差异，但又具有方向一致、目的切近等共性特征。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既不应互相混淆又要看到二者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文化资源是文化载体形成的源头，文化载体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产物，在本质、结构、形式上表现出文化资源的印迹，文化资源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文化载体的调整、创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载体的有效应用又反过来不断充实、扩展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的价值再生。两者在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立德树人、以文化人重要使命的实践中，实现着统一。

（梅萍：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