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军伟：发挥高端制造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记者：在华工激光的企业激光科技馆、半导体面板激光智能装备车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端制造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理解高端制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重要支撑”作用？

石军伟：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既可理解为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也可理解为制造业体系中新出现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行业部门。从世界工业发展历史的视角来看，高端制造产业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综合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和突出标志，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

综合来看，高端制造业的“高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含量高，高端制造业是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仅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且集成了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二是产业价值链位置高，这不仅体现为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高附加值特征，而且体现为高端制造业的先进生产设备、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和领先的现代管理模式。从全球价值分工体系来看，高端制造企业在产业链中往往处于控制节点位置，具有较强的产业价值链控制力，能够影响其他下游企业。三是生产要素投入高，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研发难度大、环节多、工艺复杂，企业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材料、基础数据往往本身就很昂贵，具有很高的价值，必须投入高额的研发费用、集聚大批高级的研发与技术人才。一般来说，这些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往往短期内难办到，需要长期积累才可能实现。四是带动力高，高端制造企业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超强的创新能力，使其可以对上下游行业形成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而对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扩散、创新生态系统和竞争力水平都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一辆车由约2.8万个零部件组成，涉及的行业数量广、产业链环节多、技术突破点复杂，任何一个零部件供给质量不足，都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质量水平。因此，汽车制造业对上下游联动发展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高端制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从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工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阵地和新兴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高端制造业则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工业大国可能依托传统制造业发展，靠规模取胜，但工业强国则必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靠科技综合实力取胜。而科技综合实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主要体现为科学技术、品牌、现代管理、制度、基础数据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显然，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的最大差距在于科技实力。传统制造业依靠的是传统工艺，高端制造业依靠的是高新技术、精细化管理、高端装备和高级化的人力资本。因此，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是高端制造业提升制造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加强技术研发，提高国产化替代率，把科技的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不久前闭幕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打造制造强国高地”。湖北是制造业重地，在高端制造领域应该寻求怎样的突破？

石军伟：进一步强化战略定力，保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促进高端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是高端制造的基本盘，其规模和质量决定了高端制造的发展质量。要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制造业占比过早过快下降，在全省范围内促进高水平的工业化进程，持续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强化高端制造优先发展的战略定力。其中，高端制造专家级人才、高级别技术工匠和优质金融资本，应该是专项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

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集团。在高端制造领域寻求突破，关键还是要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引导和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良性合作关系，集中精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着力突破高端制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以这些大企业和大集团为主体和依托，培育出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扩张，不断强化品牌战略，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水平，在高端制造领域形成“中国制造”和“湖北制造”的国际性企业群体。此外，按照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强化产业链分工、降低创新成本的基本原则，围绕龙头企业，着力培育一批在自主创新、技术突破、工艺质量、品牌声誉、服务体系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世界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为湖北“打造制造强国高地”筑就坚实的产业基础。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近年来，一个以数据服务能力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加速到来。高端制造对数据要素市场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政策，进行数据战略顶层设计，希望把握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为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带来的历史契机。《“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在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高端制造，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决定性问题。湖北在数据要素市场法律法规、交易机制设计等配套制度措施建设方面，以及数据标准化、商品化、资产化等基础性问题解决方案方面，应该可以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形成促进高端制造与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互动发展的“湖北模式”。

（石军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