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麟：让哲学回到“地上”

5月24日，陶德麟先生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9岁，珞珈山上痛失一位智慧长者。

他是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是他一生的追求。

“哲学应从‘天上’回到‘地上’”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与同事李维武两人一起为陶德麟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也是对先生一生工作的写照：“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

作为何萍的学生，李佃来说，回忆起“师爷”陶先生，老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熟稔在心，对问题的把握更是深刻，还特别注重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把握问题。陶先生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强调讲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应晦涩，要多用自己的语言，他特别反对教条晦涩。

陶德麟先生的学生们都受到他的影响，因为陶德麟反复强调良好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

“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这是陶德麟给学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陶德麟告诉杨鲜兰，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

思深行范，追寻真理

武汉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年过九旬的朱传棨，用手机微信发给记者一篇文章，悼念“共历风霜，情同手足”的老友陶德麟。老先生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全文，饱含深情地回忆自己与陶德麟的一生交集。

朱传棨写道，陶德麟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性。记得1956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25岁的陶德麟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文章，让朱传棨感触很大，并深深记住了陶德麟这个大名。

陶德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学风。

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不乏勇敢站出来的英雄人物。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陶德麟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陶德麟与朱传棨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

朱传棨回忆，在小组讨论中，两人还向新华社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为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出，两人还做了一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陶德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汉后，陶德麟受邀参与全省关于真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哲学研究》主编同朱传棨商议，请陶德麟撰文解答。这样，陶德麟下了很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陶德麟的文章从理论上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的疑难。

宗师典范，谦谦君子

李佃来曾经为生病后的陶德麟送过三年书信，多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让李佃来对老先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在李佃来看来，任何一个和老先生第一次接触的人，都很诧异这位大学者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冷，而是非常平易近人。陶德麟会认真询问每一位新同事，哪怕是会议上遇到的一个新人，都会认真记下他的名字。

“80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每次去陶先生家，老先生都会关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谈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

周可感慨地说，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铆足劲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周可帮他解决电脑方面的小问题时，陶先生总是满怀歉意，觉得占用了周可太多时间。

朱传棨至今记得1958年8月从北京大学来武汉大学报到后与陶德麟初次会面的情景。陶德麟年过八旬，还能说出两人初次会面时，朱传棨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

在“文革”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遭受过错误的批斗。后来，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以德报怨”，关心和帮助“整”他的人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就是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

1986年底，朱传棨与陶德麟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以清晰流利的口语做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

杨鲜兰至今保存着一张导师陶德麟先生手写的便条。

原来，有一次杨鲜兰约好要到导师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但老师临时有事，又无法及时联系，陶德麟就用毛笔写了一张便条让师母转给杨鲜兰。导师用语精练，书法漂亮，那也是杨鲜兰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字。

在李佃来看来，陶德麟不仅古文、书法、诗歌有功底，还会自拉弹唱京戏，更是一位不排斥新鲜事物的老人，80多岁依然勤奋，用电脑打字，笔耕不辍。“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曾经笑言。

晚年的陶德麟曾经自谦写道，“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