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 田 娜:百年大党革命话语的变与不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崇高理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革命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革命话语具象化形态不断丰富、理论内涵持续拓展。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的嬗变与跃升,都是在其自身所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完成的,因而我们需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与把握。革命属于政治行动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学界对党的革命话语变迁史的解读多集中在两种研究进路。一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革命话语建构。如陈金龙,王成、邓倩等对十月革命与中共早期革命话语建构的研究[1];徐立波以概念史为视角阐述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2];李永进诠释中共1938-1940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路径[3];陈金龙探讨邓小平改革话语建构的资源、逻辑与现实意义[4]。二是关注革命话语的重要转型及特征。如王小宁从语义分析的视角论证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变过程与特征[5];兰夕雨、陈金龙聚焦党的政治话语从“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演进的历史脉络[6];齐俊斌、王成探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内在谱系关联[7];刘超、周燕妮从革命话语到治理话语变迁的视角分析党的话语转换路径[8];唐爱军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党从“革命”到“改革”话语的变迁[9]。关于党的革命话语变迁史的既往研究缺少对革命话语从正式出场到嬗变跃升长期变迁动因与不变内核的宏观历史性把握。而党的百年革命话语是兼具连续性与实践性特征的宏大话语叙事,其嬗变与跃升内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长程历史和空间之中,是党领导中华民族接续开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话语表征。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疑是党的革命话语的关键性表达场域,回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这一百年来承载革命话语的原初文本及其语境,对革命话语的出场、嬗变与跃升进行历时性梳理,厘清革命话语嬗变与跃升的基本动因及其“不变”的内在规定性,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

一、政治现代化视域中“革命”的基本内涵

“革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久已有之,中国历史上早有“汤武革命”之说,“革命”在这里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革命意味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二是革命具有正义的内涵规定性。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始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10],将现代革命的本源性涵义界定为变革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即变革社会关系的现实力量。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11]。毛泽东认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2],明确了革命所应有的坚决性与彻底性。1985年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3],拓展了革命的内涵与边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实践为“革命”注入了时代性意涵,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4]。概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就其现实意义而言主要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15]。在政治革命之维,革命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在社会革命之维,革命涉及社会总体性结构的根本变革。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准备,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和归宿。一般来说,话语是对某事物的具体语言表达,是“一种体现在特定语言中的专业知识体系”[16]。福柯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并认为“一种话语形成替代另一种话语形成并不意味着一个对象、陈述、概念完全新颖的理论选择的整体突然地装备完善、组织良好地出现在某一本文中,这个本文对它作出一劳永逸的安置,而是意味着会产生关系的整体转换,但是这种转换不一定更改所有的成分;也就是说陈述服从于一些新的形成规律,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对象或概念,所有陈述或所有理论选择都消失了”[17]。概言之,话语具有外在性、系统性、连续性等特质,在政治学中,话语可以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分析工具,用于辨析特定话语概念的出场、变迁及其与实践的互动规律。党的革命话语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与理论的具体叙述和具象表达,“这种表达不仅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18],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话语表达形态。当前,革命话语的核心意涵并不局限于其本源性涵义和其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它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百年社会实践中逐步阐发并演进拓展,并成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纽带力量。以“革命”话语为视角纵观中共百年历程,需立足于话语本体生成的社会语境和话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两个基点。话语本体所处的社会语境即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话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则外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在内涵不断拓展、思进求变的基础上,包含着不变的内核,即话语主体、理论根底、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等始终不变。当前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回望党的革命话语变迁史,需要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握百年来革命话语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把革命话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融合,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运动过程。亦即将革命话语置于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的长程历史中把握和认识。通过梳理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的嬗变与跃升,廓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话语叙述特征,能够更好地对“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所具有的实践与理论意义进行贯通性的理解。

二、百年大党“革命”话语的嬗变与跃升历程

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出场——初步自主探索——内涵拓展——跃升”四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历程,这一百年中党的革命话语体现在诸多理论著述、历史文献中,其中历届党代会系列报告是革命话语的直接载体,具有相对规范性和延续性、广泛传播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最权威最集中的呈现载体,是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及其内涵进行纵向爬梳、话语体认和文本比鉴的关键文本。(一)从一大到五大:“革命”话语的正式出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外源性现代化的多重合力下,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大规模进入社会话语权力系统,均从不同面向展开“革命”话语表达,涵盖了试图变革经济结构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试图变革政治制度的“百日维新”“预备立宪”,试图变革社会制度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9]。这是党关于“革命”话语的第一次正式表达,昭示着党的革命话语正式出场。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交叠形成的历史背景,赋予中国的原初“革命”话语一种独特的外观,使得革命话语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建党早期的历届党代会文件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认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阶级争斗”“格外紧迫”[20];《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明确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1];《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指出党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22];《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发出号召,“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2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24]。这一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体现了党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奋斗目标和中国革命性质清晰的洞察力,革命话语的内涵直接指向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选择,即依靠工农群众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暴动的形式开展阶级斗争从而变革政治上层建筑。依据这种革命话语,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等社会进步力量获得了清晰的历史定位和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但此时的革命话语主要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第三国际的“城市中心论”革命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借鉴与吸收,用以动员无产阶级和农民“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25]。然而,这种外来的革命话语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水土不服,因而使“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都遭着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丧”[26]。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借鉴俄国革命理论成果,并积极引介到中国革命实践中。但是,此时的革命话语受到共产党人身处其间的历史背景制约。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27],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实际从属于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的革命话语的出场和初步探索受外在性因素如既有革命理论和革命路径的影响较大,因而在实践中,由于革命理论与革命条件的时空错置,脱离中国实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理论最终导致了党领导的政治革命道路的曲折。(二)从六大到八大:“革命”话语的初步自主探索1927-1928年间,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自主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六大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做了系统的陈述,明确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澈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28] 要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强调要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开展“土地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话语为“土地革命”所取代。党的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29],开启了党的革命话语中国化历程。由于受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和党自身条件的双重制约,党的六大到七大相隔17年之久,在历次党代会中间隔的时间最长。延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提出诸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减租减息”“工农武装割据”等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革命话语。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历史经验,党内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统一的认识,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党的七大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中国”[30] 的政治路线,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七大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明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1]。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革命话语迈向了自主自觉的新阶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细化了七大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32] 的目标,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确立了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系列路线方针。党的八大是党从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全面执政的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确把握了国内主要矛盾转化,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明确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八大提出了包括“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在内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经济管理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关系原则等。这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是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尝试,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内涵的“革命”话语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非常遗憾的是,“建国初期,新生政权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的严峻现实威胁,因此,以‘敌——我’区隔为特征的革命话语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影响”[33],党的八大提出的新的革命话语并没有得到坚持。八届二中全会重新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此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涵的革命话语不断被强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革命”话语内涵的拓展在和平与发展业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宏阔背景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34]。十四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5],这是对革命话语的重构和拓展。随着实践的深化,党对改革话语的表达与阐述更加全面、清晰。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36],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锚定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十三大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37],将改革的场域进一步向政治体制延伸。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8],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39]。随着改革话语在历届党代会中的具化表达,改革的本质和目标也被逐渐清晰立体地阐释,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而动转变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推进,渐次发展到多方面体制机制的多维互动等内容的具象目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通过廓清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的性质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愈益深入,改革话语作为转义的革命话语,逐步获得了清晰的表述。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过去的革命话语不一样,这里的革命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革命”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克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有体制的难度,因而改革将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克服自己存在的问题,永葆先进性的革命性本色。正是这一转变,我们党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矩阵。(四)十八大以来:“革命”话语的跃升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0],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更是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41]。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主动、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以适应时代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42] 自我革命是具有内向建构的作用力,社会革命是具有外在建构的推动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在实践逻辑中同构共生,指向社会革命主体与社会革命对象之间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影响,“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43]。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伟大的革命精神,高扬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新的使命定义为一场由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的社会革命,更强调执政党自身对百年来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革命品格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能丧失了革命精神,要求全党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体现出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再次高扬革命精神,将其作为党的传家之宝、攻坚克难的力量之源和走向胜利的政治优势,把革命作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新时代的革命话语实现了执政党内在品格和外在使命的有机统一,使革命话语实现了全新的跃升。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从转述外在性革命话语到初步自主探索中国化的革命话语,再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拓展革命话语的内涵,最终走向自主、自觉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革命的“中国话”,形成内容与形式兼具中华文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革命话语体系的过程。党的革命话语从“中国化”向“中国话”的跃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原创性的“中国话”理论形态,用“中国话”丰富和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中国化:百年大党“革命”话语变迁的动因

纵观百年来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革命历程,党的革命话语变迁是兼具客观必然性、历史连续性和现实实践性特征的动态进程。党作为革命话语主体,在革命话语变迁史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颇具显著意义,四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了党的革命话语从外源性走向内生性,从被动习得走向主动阐发,从“中国化”走向“中国话”。(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话语变迁的理论基础革命话语是对于变革社会现实这个特定实践活动的直接现实反映和具象化表达。生产力状况是“革命”话语变迁的最深层逻辑,“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44],“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生产力状况的发展,生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动。话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其具化形态也必然会随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变革发生相应的变迁。革命话语被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呼唤不同的革命话语与之相契合。针对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革命等不同阶段,创造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革命”话语。(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过程是“革命”话语变迁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指出,“保持不断革命的方法,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46]。在达至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保持不断的社会革命,作为革命实践的具化形态,革命话语也是一个接续发展的话语体系,应当以全面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变迁。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百年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赓续奋斗。纵观百年来党的奋斗史,各个历史阶段存在前后相衔、逐层递进的关系。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基础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百年来革命语境的变迁和“革命”话语的转换是一个客观、接续的历史过程。(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革命”话语变迁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7]。人类社会运动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接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最根本的是具有现实实践性的历史过程。作为革命理论的话语载体,革命话语的变迁与现实革命实践同频共振,折射出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互动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革命话语的具化形态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迁。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变迁是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现实回应,这些实践特征被理论化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党代会报告中做出相应的话语表达。(四)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是“革命”话语变迁的内在力量革命话语变迁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革命话语变迁也表征了话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影响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48]。党作为百年来革命话语的叙事主体,其所承继的高度理论自觉和主动理论创新对革命话语变迁具有显著意义。纵观百年来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党的革命话语变迁史,其关键节点均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使命自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产生新的伟大理论成果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9],在对马克思主义从自发吸收到自觉探索的过程中,党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革命话语生产机制,并主动运用这些具有时代性的革命话语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媒介与工具,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百年历程,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主要引领力,也成为“革命”话语嬗变与飞跃的内生动力。

四、从“中国化”到“中国话”:百年大党“革命”话语的不变与跃升 

百年来,党的革命话语在实现从“中国化”向“中国话”跃迁的进程中,形成了具体的、历史的阶段性革命话语,革命话语的内涵不断拓展,革命话语的内核,即话语主体、理论根底、目标指向和价值旨归始终不变。(一)百年“革命”话语的话语主体不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来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主动阐述、发展“革命”话语的主体性力量。党是组织化的革命力量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百年来,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50] 话语的功能之一是“赋权”,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权,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领导权的争夺,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是掌握了领导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向全面执掌国家政权的党的身份的转变,革命话语使党的领导权获得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为“革命”话语向“建设”和“改革”话语的延展奠定了现实思想基础。百年来,党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51],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新时代,这个过程既是深入践行革命话语的过程,也是不断巩固革命领导权的过程。其间,党坚持在作为革命话语的叙事主体不变的基础之上,其时空维度的叙事范围实现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域范围的跨越,身份特质实现了从领导暴力运动的革命党向领导社会革命的执政党的跃升并凝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百年“革命”话语的理论根底不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52]。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党的革命话语的坚强理论根底,是革命话语显性和隐性的言说前提,也是论证革命话语科学性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强化了革命话语的合理性。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还明确规定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就“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53] 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54]。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制度化的途径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相结合才具有生命力。落后国家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革命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社会革命的视角,革命话语需要承担动员人民实现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前现代化国家状态向现代社会状态的转型,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不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形态和革命话语形态,应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话”。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件。实践表明,党通过对“革命”“建设”和“改革”话语做出具体的言说与阐释,做出了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的原创性贡献,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更新自身新的理论形态的过程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其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为革命话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与跃升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三)百年“革命”话语的目标指向不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明确表示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革命奋斗的长远目标,历届党代会报告均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进行了清楚的表达。党的一大郑重宣告:“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55]《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56] 党的二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57]。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方向,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不同革命话语是内在一致的连续谱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目标指向与革命话语核心目标指向的辩证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诉求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具体的阶段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达成为实现核心目标指向奠定坚实的基础。随着阶段性目标指向更加实事求是,目标细分更加切实可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长远目标也更具有现实性。(四)百年“革命”话语的价值旨归不变唯物史观将生产力和人民群众视为实行全面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58],将人民群众上升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主体地位,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位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59]。由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0],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话语以人民为信仰的特性,人民群众在观念上获得主体性的基础上,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经过革命话语的动员作用获得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身份,成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物质性力量,同时也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党的革命话语自出场以来,就具有以人民为核心的叙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61]。在革命话语的传播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62] 的群众路线原则等独特的价值理念,为革命话语主体长期认可并坚守。在革命话语百年变迁史中,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价值旨归,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将以人民至上作为话语衡量标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人民”的范畴等同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被压迫阶级”,主要由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构成[63]。而在中国百年革命话语的叙事空间内,“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获得显著的生长空间,体现了党作为革命话语主体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布“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64],此时无产阶级的内涵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界定。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尤其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65],这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中对农民的认识和判断,初步显示出中国革命话语的原创性特征。随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关于“人民”有一段经典表述:“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66] 在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语境中,“人民”经过中国文化的整合与释义,被重新赋予意义并获得了崭新的革命话语形态。立足新时代,站在新起点,以人民为中心依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新时代“人民”的范畴已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初界定,达到其最为广泛的构成,即“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67]。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68]

结语

自1921年以来,在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度的使命自觉,站在人民、国家和民族立场做出百年大党的历史抉择,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现实社会历史的维度,革命话语嬗变与跃迁是百年来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的能动反映,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话语表征。百年中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变迁史,亦是革命话语具体形态从“中国化”向“中国话”的跃迁史,展现了党的革命话语从借鉴学习到自主探索,再到全面发展的伟大历程。

(作者:王建国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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