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琼：彭干臣——共产党的第一位公安局长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建设警察队伍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接管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公安局，也诞生了历史上的第一位公安局长———彭干臣。

起义中的公安局长

1927年7月31日后半夜，江西省南昌市的市民们突然听见街上有枪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街上响枪是常事，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阵枪响，意味着一场武装起义的爆发。

担负着治安保卫职责的旧警察们，则选择了在枪响之后翻一个身继续睡觉，第二天正常上班。

上班的途中，警察们才发现，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贴出了布告———一夕之间，共产党夺取了南昌市，接管了包括公安局在内的南昌市多个政府部门。

张秉泉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他亲眼见证了彭干臣代表共产党接管南昌市公安局的一刻。

“到了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

起义中的彭干臣责任重大。身为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部司令，他除了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外，还着力于恢复南昌的各项社会秩序。

有市民回忆，起义当天，公安局就贴出了布告，内容大体是说：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学校照常上课、市民照常生活等。

不过，对于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共产党人而言，留给他们管理南昌的时间并不多。彭干臣更重要的工作，是在起义军撤离前，整编好旧式警察队伍。

时任南昌市公安局保安一队队长的汪宪章对整个整编过程印象深刻。“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为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000多支枪。那天下午天气不太好，下着毛毛雨，彭局长召集大家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年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七八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好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才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河。我们公安局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而彭干臣自己，选择了最后一批离开。

据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唐天际回忆：“8月6日，最后一批起义队伍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同志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1000多人的武装队伍联系，同时交给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他们就走了。”

“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对彭干臣就任公安局长的提议，始于1927年7月27日。

那一天，彭干臣与周恩来几乎同时到达南昌。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周恩来等人明白，一旦起义爆发，维护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保卫前敌委员会等任务异常艰巨。主要负责承担上述任务的公安局长一职也就显得尤为关键。

周恩来到达当天，就在前敌委员会上提议，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

最终的任命则由革命委员会发布于8月2日：“派南昌公安局局长彭干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

提议和任命依据的，是彭干臣南昌起义之前的人生经历——

1924年春天，黄埔军校迎来了一批学生。其中，24岁、来自英山县的彭干臣最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欣赏。在此之前，周恩来就知道他是安徽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陈独秀在安徽一师建团时，他已经担任了一师的党支部书记。

次年，彭干臣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毕业之后，他与同学陈赓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一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五华战斗中，彭干臣被打掉一个手指，同窗好友惋惜不已。他却笑道：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这样的豪情在北伐战争中再一次展现无遗。

1926年秋，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彭干臣回国参与指挥北伐作战，且分配在叶挺独立团工作。攻打武昌城之前，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敢死队，他自己身先士卒，冲在前头，为攻下武汉立下大功。武汉攻克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后来，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还曾代理过一段武昌卫戍司令。

周恩来也因此对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视。当他到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特意将彭干臣调来，并令彭干臣从武昌卫戍部队中抽调一批各级军事骨干，化装顺江而下，潜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纠察队中任军事指挥或军事顾问。

“4·12”政变后，彭干臣所在的武昌共产党，因为掌握着一支数千人革命武装，成为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的主要庇护所，也成为革命经费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不久，彭干臣便率大笔革命经费及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开始了他南昌起义的新征程。

壮烈牺牲

南昌起义之后，彭干臣返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在此期间，原黄埔军校的一位同学奉蒋介石之命辗转找上门，以高官厚禄拉拢彭干臣，被彭干臣严词拒绝。

192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彭干臣为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年春夏之交，为培养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周恩来指派彭干臣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彭干臣以“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经理“黄大老板”的身份出现，采取一切措施，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确保训练班的安全。由于彭干臣的缜密安排，严密组织，在国民党特务和暗探的眼皮下面举办的3期训练班，没有出现任何漏洞，安全、顺利地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为此，周恩来称赞彭干臣是位“出色的将才经理”。

1930年5月，彭干臣奉周恩来指示，离开上海抵达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同年12月，彭干臣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在他赴基层组织地下武装斗争时，得知顺直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即奉党的指示再回上海，继续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任红十军参谋处长。他协助方志敏率部西进闽北，北上浙江，攻占江山；继而挥戈夺取湖塘炮台；接着打到浙西，再克开化，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3年，彭干臣改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校长。

1934年冬，方志敏奉党中央的指示率由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的红军第十军团转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方志敏果断地启用彭干臣等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迫害的干部。这样，彭干臣得以随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踏上抗日征途。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不幸陷入重围。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有少数人突出重围，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斗争。时值严冬，风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尝，多以草根充饥，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广大指战员坚持战斗，最后，彭干臣和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

彭干臣牺牲后，周恩来十分悲痛，并一直惦记着彭干臣烈士的子女，多方打听其下落。1956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第一次见到彭干臣之子彭伟光后，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对失去的战友有所交代了。”

为烈士立碑

彭干臣拥有光辉耀眼的革命斗争履历，然而，在1997年之前公开出版的党史、军史资料中，彭干臣却似乎默默无闻。部分是因为，彭干臣自南昌起义之后，一直使用多个化名进行工作，外界对他的历史缺乏系统了解。

1990年7月，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机要参谋王建丰赴上海参加《军事大辞典》审稿会，受友人之托为在上海的彭伟光带了一点物品。交谈中，彭伟光告诉他们，其父彭干臣是南昌起义时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这一说法引起了他们的疑问。因为，此前的史学界一直认为南昌起义时南昌的公安局长是朱德。

1991年7月，王建丰来到了解放军档案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资料中，他找到了东征、北伐中对彭干臣的记载，找到了涉及彭干臣的有关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文章等大量有价值的史料。11月，王建丰在南昌浩繁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了几张民国16年（1927年）8月出版的《江西工商报》和《民国日报》。其中，在《民国日报》当日的“南昌十日记”专栏中，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宋庆龄，以及贺龙等于8月1日发布的18项命令，其中一项命令称：派南昌公安局长彭干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此令。在同一版面关于8月3日的部分内容中，又明确记载着“8月3日，南昌卫戍司令兼公安局长政委彭干臣”。

1992年7月21日，《解放军报》第三版刊登了朱清泽、王建丰联合署名的文章《多年谜案终于有了答案——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是彭干臣》。这一重要史学研究成果，被军内外10多家报刊转载。不久，《上海军事志》、《军事大辞典》也都增补了“彭干臣”这一条目。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中也补充展出了彭干臣烈士的照片、遗物，介绍了他的光辉事迹。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分别拍摄了反映研究彭干臣革命活动的《军旅一瞬间》和《英烈追踪》等电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