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讲坛进校园 解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

10月17日上午，由省社科联主办的大型公益性学术讲座“荆楚社科讲坛”走进襄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东强作为本期主讲人，为湖北文理学院200余位师生作了题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的专题讲座。本次活动由湖北文理学院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共同承办。

一百二十年前，同样是一个庚子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少年中国说》，一经发表便广为传颂，流传至今。提起梁启超，大家并不陌生，他是近代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可谓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是，与他的成就相比，梁启超个人的成长履历就显得陌生了。那么，这位熟悉的陌生人的少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少年中国说》？他心目中的少年与中国是什么样的？与我们认知中的概念是一致的吗？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一连串疑问，安东强从梁启超的成长经历讲起，带领现场听众一起探索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的真实含义。

年少成名  学优则仕

梁启超生长于广东新会一个书香门第，聪颖早慧，自小受父母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学习传统经典，“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受当时风气影响，他走上了父母为他安排的科举求仕之路，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而少年梁启超也不负所望，十二岁就考中了秀才，更是在十七岁高中举人，于是声名鹊起，在全国读书人中都是出类拔萃，颇为知名。

然而，与其他一心把高官厚禄当作追求的学子不同，由于家乡紧邻崖山——一个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一定分量的地标，梁启超从小就在父亲口中熟知了亡宋、亡明国难之事，一颗爱国心、图强志的种子自然而然地就根植在了他的心里，这也为他以后投身变法、找寻救亡图存之道埋下伏笔。

思想巨变  融汇中西

当少年英才梁启超准备继续自己的科举晋升之路时，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康有为，一番长谈之后，梁启超被康有为完全不同于“数百年旧学”的新思想深深震撼，于是投入其门下，从此无意科举仕途，开始研学西方新思想，参与变法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但他并未意志消沉，反而更加深入的研究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通过对日本所摄取的西洋文明进行吸收，并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互印照，从而使“思想为之一变”。在融汇中西方文明思想养分的同时，梁启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包括国家主义，这也为他日后创作《少年中国说》奠定了思想基础。

培育“新民”  构建“少年中国”

1900年，《少年中国说》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阐释了他心目中的“新民”与“新中国之梦”。之所以创作此文，是因为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有识之士，他目睹了历经数千年封建统治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黎民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也了解了西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热切期盼能治疗中国弊病，改革传统思想，培育新式国民，出现“少年中国”。他所说的“少年中国”，是以人的朝气蓬勃生理阶段代指国家的积极向上，与欧洲列强之“壮年国”相对比，期待当时衰微疲敝的“老年”中国能焕然一新，国人成为希望进取的“少年”，国家成为充满希望的“少年国”。

自从漂泊海外，“思想为之一变”之后，梁启超便以笔为枪，通过创办各类报纸，宣传新思想，传播自己的学说，期望通过国家主义之教育，培养国人的国家思想，塑造“新民”，将“新民”是作为“理想国家”中的“理想国民”，从而实现他的“新中国之梦”。

作为一个从封建旧思想里脱胎的思想家，梁启超从东西方文明中汲取智慧，融会贯通并加以阐释，浸润着希望国家富强美好的爱国主义精神，闪耀着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他的思想业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拓展，生动诠释了总书记所讲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值得后人继续学习、传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