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群：新时代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纳入“五位一体”社会总体布局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之中，社会各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热潮，学者们对这个论题论述阐发的频率之高、分量之重、意义之深是空前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如何准确认识、科学把握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者们见仁见智，并未达成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各执一端、彼此对立，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古今关系、中西关系、意识形态等主题，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历史地来看，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例如全盘西化论者、怀疑否定论者、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彻底反传统”“断裂传统”“毁灭传统”“以反传统来继承传统”等错误观点，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磨难和曲折发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今天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争论并未停息，而理清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整体性角度出发，深刻把握传统文化自身发展演进规律和逻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

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1任何文化都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反映和服务于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并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化。回顾历史，在不断提升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类的文明程度也在不断进步，如原始启蒙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2。这是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和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总结。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在强调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和动力机制。恩格斯明确指出:“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3“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4)4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论作简单理解和线性解读的机械决定论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和背离。其二，文化一旦产生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及自身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文化的特殊规律及其相对独立性。他们认为，有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5)5。当精神生产作为一个独立领域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时，文化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它在一定时期内与自己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完全同步与平衡，出现超前和滞后两种情况，或者“演奏第一提琴”(6)6，或者成为“惯性力”(7)7，“使整个时代覆灭”(8)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发展壮大和繁荣昌盛。从整个演化过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从未中断，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系统，延续至今。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过去的、既有的，是我们无法回避和逃避的力量。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9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一脉相承的连贯性，因为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0)10，所以我们绝不能否定传统和隔断历史来片面谈文化创新，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11)11。列宁也曾反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种遗产”(12)12，属于本质的、未来的那一部分文化遗产对于新的经济基础具有促进作用，是我们不能否定和忽视的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生命延续力，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传统的、既有的、古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是鲜活的、不断发展的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形式。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吸收了不同时代的养分和精华，其生命力才更加旺盛。从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和理念从未中断过，但儒家思想并非铁板一块，其间也经历了巨大变化与除旧更新，例如儒学吸收老庄思想形成玄学，吸收佛学思想形成理学，等等。那种把传统文化看成是过去的、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或者把传统文化看成是阴暗的、负面的观点，无论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或者对于现实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过去，但并非“过去式”文化，从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延续性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活性。

(二)与时俱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和鲜活性特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文化整体性角度来看，它们是辩证统一的。作为一个完整、独立和一脉相承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演变，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肌体和血液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将其置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把握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特征，“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3。文化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方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思想、方法等固有范畴，而且还是鲜活的实体化的社会实践运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在不断演化与进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孕育到繁荣壮大，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曲折的发展演化历程，从上古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端开始，经历了殷商西周，从神本文化步向人本文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学派林立;秦汉时期，统一帝国与文化一统，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道、佛冲突融合，多元激荡;隋唐时期，兼容并包，多元文化空前繁荣;两宋时期，理学自觉内省，市井文化勃兴，科技文化极盛;辽夏金元时期，内忧外扰，多元文化冲突融合;明清时期，文化专制空前，闭关锁国。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以血与火的形式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遭遇最深层危机，被推入了一个蜕变与新生的新阶段。(2)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回音，又是现代化的号声，是现代文化的最深厚的内蕴与根脉，需要我们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继承创新、薪火相传和代代守护。当然守护并不是原封不动，而是有扬弃的继承，以古鉴今和古为今用。我们既不能把弘扬传统文化与保守、复古、开历史倒车等联系在一起，也要坚决反对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彻底决裂”(3)15思想，并不是要割断一切传统所有制与传统观念，而是特指旧的私有制关系以及为之服务的传统观念。“两个彻底决裂”也并非快刀斩乱麻，而是有条件的和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补充提出“两个决不会”(4)16思想，指出只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了新的更高阶级，传统所有制和观念才会消亡，而新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17，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吸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任何脱离实际和主张彻底否定传统的思想与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的误解与背离。

二、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思考

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性与鲜活性主要考察的是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属于文化在时间上的特性，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亦即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主要考察的则是文化在空间跨度上的碰撞与交流问题，属于文化在空间上的特性。列宁曾指出:“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1)18谈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如此。这里我们把时间、空间作为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范畴，并不是要将时间与空间看成人类思维的先验结构和纯直观形式，也不是从存在主义及其意义的角度来谈论人的生命体验过程，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及特性。

学者们一般将地理环境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两大类。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自然因素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社会人文环境泛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大环境，是社会性的而非自然形成的环境。但随着人的活动能力与范围的扩大，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19“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20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对于特定的文化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条件，而且是一种内在的具有前提性的因素和永恒的必要条件，任何离开具体环境来谈论文化，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维度，并不是要宣扬“环境决定论者”的思想和片面夸大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作用，而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辩证剖析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环境决定论者”将人类生存和文化生成必不可少的客观环境，视为唯一条件、决定性因素和主导因素，用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忽视了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本质以及社会历史文化演变的内在规律，不仅不能正确解释历史文化现象，而且必然陷入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开放性

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在气候方面，中国地跨寒、热、温三带，大陆性气候强，季风气候明显，类型变化多样。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自然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活动以及文化模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所面临的不同自然环境，“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4)21，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地域文化。就文化根植的社会人文环境来看，农业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其久远的历史，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优越，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随着农业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对外迁徙，与农业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也不断对外传播。在传播中，农业经济优势逐渐扩大，农耕文化就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虽然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统农耕文化也吸收了游耕、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传统农耕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发生动摇。在社会政治结构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私有制和政治统治一开始就是与血缘宗法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在社会关系上，自天子至庶人，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等级森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稳固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总体来讲，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的特点，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型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让它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异彩纷呈的文化大舞台熠熠生辉。

但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从来都不是永恒和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不断演化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变化更迭的社会人文环境，焕发了文化的自强自新之道。马克思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17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人类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交往的频繁，不同部落或族系之间的文化不再像“史前社会”那样相互隔离与独自发展，而是相互作用和开放，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的开放性、世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等论述，为我们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了理论视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虽然生存在一个相对稳定、保守的空间，但是文化迁徙、文化聚合、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首先，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以人口迁徙、战争、贸易为中介，中华民族不同的文化形态，如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南方游耕文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等相互交往、交流、交锋、交汇，互融互通、互摄互补，汇聚成独具魅力的生机勃勃的文化。其次，在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等相互交汇，一方面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滋养自身和丰富自我，另一方面也积极走向世界，传递中华独有的文化智慧，影响和改变世界文化格局以及世界文明进程。

(二)在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中不断丰富中华文化

在全球化新趋势下，文化的相对封闭和开放性问题，集中表现为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18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思想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秩序的初步预设，虽然曾经倍受争议，但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其时代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当今世界，“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22，“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3)20被彻底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更加普遍与迅捷，形成了一种多样而又统一的新文化景象，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所固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整体，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纯粹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贯穿着统一的、共同的、普遍的属性，文化的世界性日益显现。

新时代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如果说民族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个性的话，那么世界性就是其统一性与共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的，而是辩证统一和互为条件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自我封闭的文化禁锢之路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主动出击、海纳百川的文化开放之路，才是应对挑战的唯一出路。文化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不是文化的同质化，也不是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争奇斗艳。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确存在强弱之分，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碰撞、对抗和冲突中，“文化殖民化”现象时有发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自我隔绝、自我封闭和闭关自守，相反要在文化交流、传播和对话中，积极推动和构建全球文化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和相互启迪的体制与机制，共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强权政策，正如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所强调的，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21。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明性与被明性思考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曾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17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其本质不在于他的自然性，而在于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23。认识和理解文化，关键就是要认识与理解人。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7)24由于人是一种自我反思、自我理解的自为的存在，而文化又是这一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因此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事物，而必须要对其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明性分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明性与被明性

习近平曾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18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前提就是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与科学评判，这是一个关系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有其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演进规律，这是其在自然意义上的“自明”特性;另一方面“自明”并非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被动过程，它内含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先辈们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积累与传承的智慧结晶，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在文化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评判、创造与“被明”的过程，那种将传统文化建立在主观唯心和先验观念之上的思想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自明性分析，就是要透过文化现象看精神实质，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其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避免以管窥天和以偏概全。当今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仍有不少误解，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说到底就是由“之乎者也”组成的文字、文章和文献典籍，今天学习传统文化，就是熟读烂背“之乎者也”;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博物馆里的摆件和挂饰，离现实生活很远，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只能膜拜和瞻仰。对传统文化的这些误解，最大的错误在于脱离了人的生存与发展，脱离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把传统文化仅仅理解成实体性存在，而不了解其本质规定与内在精髓。中华传统文化极其特殊与复杂，既是历史的存在又是现实的存在，既是显性存在又是隐性存在，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既包含精华也包含糟粕，只有站在中华民族主体的立场上，对其进行自明性分析、自我反省和理性审视，才能够真正“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2)22。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简言之就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分，经过时代洗礼和岁月变迁，至今仍然没有变色、变味和变质，仍然能展现人之本质的存在方式以及自觉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精神理念。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明长河中，那些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数不胜数，都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我们从未中断的历史和文化不无关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仍然有一些成分，比如传统的等级、特权等思想，虽然曾经对于促进传统封建社会稳定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今天这些思想早已落后和过时，需要加以剔除。

(二)以人民为中心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和工作导向，增强人民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过去走到现在和迈向未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断累积和承继的结果。马克思曾指出:“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3)20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汲取丰富营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曾指出，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等制约，中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4)21，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韩美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