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中央军委早期重要成员颜昌颐的革命生涯

颜昌颐（1900—1929）是中共中央军委早期的重要成员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军事干部。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留学苏联，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中共党内早期少有的优秀军事人才之一。自苏联学成归国后，他参与筹备和组织中共中央军委，此后一直在党内从事军事工作，并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他曾先后受党组织的派遣，分别在湖南和江苏负责领导当地省委的军事工作。他还曾协助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时，他担任五人前敌军委成员，为起义的顺利举行做了大量工作。其后，受党组织派遣，他又参与创建工农红军第二师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在短短数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颜昌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赴法勤工俭学

1900年10月29日，颜昌颐出生在湖南省安乡县白螺湾一个耕读之家。他6岁入村小学读书，10岁升入安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澧县中学。1917年春，他怀着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望，毅然前往长沙投考明德中学。明德中学是一所以开明著称的新式学校。在校期间，颜昌颐经常与思想进步的同学谈论中外大事，抨击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他曾作诗抒怀：“国步日艰难，生民似倒悬，青年应有责，破旧换新天。”忧民报国的思想跃然纸上。

1918年7月，颜昌颐从明德中学毕业。同年夏秋之交，他自长沙前往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颜昌颐和同学们积极参与到火热的斗争浪潮中去，组织了保定学生联合会，发动青年学生向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爱国宣传。1919年12月9日，颜昌颜和聂荣臻等153名学生，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坐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启程赴法。

在法期间，颜昌颐每天吃的是土豆，住的是帐篷，睡的是地铺，做小工，搞搬运，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艰苦的生活没有动摇他追求真理的决心，他常常在工余挤出时间刻苦阅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先后结识了湖南籍的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1920年8月，他参加了李维汉组织发起的“工学世界社”，很快成为重要骨干之一。他们坚决主张摒弃无政府主义，力主信仰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1年9月，里昂中法大学落成。该校本是中国各省与法国知名人士通过募捐等方式为勤工俭学的学生建造的，可是把持大权的吴稚晖却从国内招来一批官僚富商子弟，对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不予接收，这激起全体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愤怒。颜昌颐和学生们群起抗议，遭到拘捕，后被强行遣送回国。

1921年12月26日，颜昌颐经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次年初，经邓中夏、陈为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党的指示，颜昌颐前往北京一所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党支部负责人。他先后介绍陈毅、贺果、林雪屏等人参加中国共产党。

参与筹建中央军委

1924年9月，颜昌颐从中法大学结业，返回上海。随即受上海党组织派遣，与贺果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25年2月，他与叶挺、聂荣臻、王一飞等20多人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及野外战争技术,迅速成为一名军事人才。

1925年6月，国内革命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复杂，党组织急需一些懂得军事知识的人才来充实黄埔军校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让在苏学习军事的颜昌颐与王一飞、聂荣臻、叶挺等26人一起回国参加革命工作。8月上旬，他们正式离开莫斯科，经西伯利亚、海参崴、长崎，于9月上旬到达上海。鉴于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越来越多，党中央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掌握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陈独秀接受了王一飞的建议，准备成立中央军委，并安排王一飞、颜昌颐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参与筹组中央军事部（即中共中央军委）。

1925年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12月12日通过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称北京十月扩大会议决议案中有印刷错误，组织议决案中的“军事运动委员会”应改为“军事部”。在同年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提出应成立中央军事部，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由张国焘兼任部长，但这时的中央军事部并没有进入实际的工作状态。

参与中央军事部筹建的人员有十余人，王一飞是负责人，颜昌颐是技术书记（秘书），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市宝山路宝山里一幢二层楼房里。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不记得中央底下何时设立一个军委，似乎是1925年底或1926年初设立的，最初负责者是王一飞和颜昌颐。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

1926年2月，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最初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部长。

领导湖南军事斗争

1926年3月，北伐战争正在酝酿准备之中，湖南是北伐必经的省份之一。为了加强中共湖南区委的军事领导工作，颜昌颐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中共湖南区委军事部（即军委）部长。

颜昌颐领导积极开展争取军阀部队、组织工农武装、训练工农革命骨干等工作，以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军。为了争取安乡驻军宋湘涛团支持革命，他派宋湘涛的同学贺果前往安乡多次交谈说服，该团后来加入到北伐军行列。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颜昌颐和军事部成员发动工农群众沿途设立兵站，为北伐军搞好后勤工作，组织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冲锋队等直接参战；发动工农群众收缴吴佩孚、赵恒惕所部溃军枪支，建立工农自卫武装。此外，还及时收集调查各方面军事情报，继续做好争取贺龙、熊克武等部工作，劝说贺龙率部归向国民政府，并帮助贺龙在常德举办了政治讲习班。

192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调颜昌颐回中央军委工作。回到上海后，颜昌颐根据自己在湘期间搜集调查的情况，于11月9日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湘鄂情形的军事报告。报告概括了湘鄂地区政治军事形势，既深刻分析了国民党各派首脑人物邓演达、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所持政治态度，又详细介绍了湘鄂两省党组织的发展、工农运动、统一战线等开展情况。同时还着重介绍了湘西等方面的一些军事情况，如贺龙、彭汉章、王天培等几支军队的政治立场和军事实力。这个报告为党中央做出《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协助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准备组织第二次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的领导，颜昌颐被调去参加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工作，负责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训练。颜昌颐到各区给工人纠察队员讲授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军事操练、打仗的基本知识，并组织演习。1926年底，中央军事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幸失败。次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又称特务委员会），作为组织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在特别委员会之下设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颜昌颐是特别军委会五名成员之一。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抵达上海南郊龙华，经过充分准备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在周恩来、颜昌颐等人参与指挥下，全市工人宣布总罢工，起义同时在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7个区展开，共5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参加行动。经过30个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解放了上海。

正当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时，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整个上海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颜昌颐积极协助周恩来处理好工人纠察队的善后事宜，迅速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同时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1927年5月中旬，中央军委机关随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武汉。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称中央军人部（习惯上仍称中央军事部），周恩来任部长（仍习惯称中央军委书记）。颜昌颐、王一飞任委员。6月，颜昌颐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此后，直到7月下旬，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等人积极协助周恩来开展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中央军事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7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央军事部的同志开会，研究起义的具体行动。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先行到达江西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中共党员传达中共中央武装起义的决定，做好起义准备工作。

颜昌颐与聂荣臻、贺昌于第二天乘船赶到九江，将起义决定首先通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7月20日，颜昌颐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九江举行的研究起义行动的专门会议，会上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在转赴南昌前，交代聂荣臻、颜昌颐等：设法将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后续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周恩来走后，他们进行了分工：聂荣臻负责前往位于九江与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颜昌颐留在九江负责接应工作。

八七会议后，鉴于武汉地区形势的险峻，包括中央军事部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相继由武汉迁回上海。颜昌颐在完成起义部队的转送任务后，奉组织指示，从九江直接前往上海，继续留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参与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中旬，受党中央派遣，颜昌颐从上海经香港到达惠阳中洞地区。已退守这里的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余部，在中共东江特委和海陆惠紫边界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初步在中洞一带站住了脚跟，并与当地农军会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针对当时部队思想混乱的情况，颜昌颐深入战士当中，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于10月底领导了对部队的改编。整编后，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下辖两个营，由董朗任团长，颜昌颐任党代表。同时成立颜昌颐任书记的红二师特委。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颜昌颐、董朗率领第四团在海陆惠紫农军配合下，先后发动了攻打紫金南岭、海丰黄羌等的战斗。出师初胜，士气为之一振。10月下旬，趁敌人力量空虚，中共东江特委和红二师第四团遵照中共广东省委“要在全省发动农民举行暴动”的指示，发动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各地农军配合下，经过6天的战斗，最终取得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11月7日，彭湃受广东省委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颜昌颐参加了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代表红二师第四团官兵向与会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就如何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号召工农兵群众要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与敌人血战到底。

11月下旬，中共东江特委重组，彭湃任书记，颜昌颐等为委员。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特委之下设立了军事、宣传、财经三个委员会，颜昌颐负责领导军委的工作。

12月初，从海陆丰农民军与青年团中挑选520人组成第五团，并正式成立红二师，由董朗任师长，颜昌颐任师党代表，扩充后的红二师人数增加到1800人。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颜昌颐十分重视加强红二师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军队内部大力发展党团员，分别在连、营、团设立党支部，支部成员士兵占三分之二，营以上选派党代表，专司党务和政治思想工作，并且还在军队中建立了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的各种制度，设立士兵俱乐部，丰富部队文娱生活。他还十分重视对地方武装的训练和指导，多次从部队中抽调军事政治干部到地方去，协助海陆丰县委搞好工农武装的训练工作，并在东江党校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培养了一批地方军事骨干。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在叶挺等率领下，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也退往海陆丰。颜昌颐闻讯立即组织部队前往接应。1928年1月2日，两军在紫金县龙窝胜利会师。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军阀的忌惮。他们集结重兵发动了对海陆丰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中共东江特委于1928年2月下旬发布《对目前东江严重时局的宣言》，号召东江地区工农革命群众和红军战士，开展英勇的武装斗争，誓死保卫苏维埃。在彭湃、颜昌颐等指挥下，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展开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先后在陆丰大安、海丰公平等地与敌人血战。由于敌众我寡、弹药不足，在装备优良的敌人的进攻下，许多红军战士壮烈牺牲，颜昌颐也身负重伤，被送入朝面山红军医院治疗。7月中旬，敌军再次派重兵进攻东江根据地，反复搜山，形势危急。颜昌颐伤病未愈，药物奇缺，加上语言不通，不易在当地隐蔽，中共广东省委决定让他离开东江，前往香港治病。

在上海被捕牺牲

到达香港后，由于广东省委机关地址变迁，颜昌颐与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被迫潜入香港难民收容所栖身。1928年11月，他辗转到达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具体负责军事科工作。1929年2月，为加强对江苏省委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调彭湃兼任江苏省委常委及省委军委书记，颜昌颐改任军委秘书，协助彭湃工作。颜昌颐化名“安菊生”，积极领导军事科的同志深入工人群众和士兵中开展工作。

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在上海市浦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主持召开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会议，颜昌颐、杨殷、邢士贞、张际春等同志参加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告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租界工部局，派出巡捕将参会者全部逮捕。

8月26日，彭湃、颜昌颐等被关押在水仙庙看守所，28日晨即被转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人员劫车营救，但由于敌人临时改变了原定的路线，营救未能成功。

颜昌颐等被押解到龙华后，敌人先是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们，继而，又采取威迫手段，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在龙华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狱中难友和国民党士兵进行宣传，每当谈到沉痛深切的地方，“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不可的”“当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悲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在秘密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们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地在这里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们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他们“嘱咐党中央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党内对于反动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8月30日，国民党法院判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死刑。他们态度坦然，相视而笑，颜昌颐还举手高呼：“共产党万岁！”随后，即被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旷地上枪杀。临刑前，他们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颜昌颐等就义的噩耗很快传到党中央，同志们感到非常悲痛。周恩来含着悲愤的眼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有力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四位同志的罪行。1930年，在四烈士遇难一周年前夕，周恩来以冠生为笔名，特地发表了他在一年前写的题为《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详细记述了四位同志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讴歌了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坚定信心。周恩来指出：“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