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渝：第一个资助董必武在武汉建党的革命家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份墨宝，是国民党著名左派詹大悲1919年8月13日致孙中山先生书。

先生大鉴：

上回从夔府来的董君用威，因为蔡君济民一案来到上海，想上海各方面替蔡案主张公道，住了几个月。现在才将蔡案证据印好，急欲回到利夔府去。但是一钱不名，要求先生给他一百元，供使他能够回到利夔府。这件事先生能允许吗？

董君的为人是很好的，若是有旁的法子可想，决不会拿这件事来烦先生。先生的意思怎样办法？请告诉孙铁人君来说一声。

前天同先生说组织《汉口新报》的事，现在送上一份印刷品，请先生指教。

这份墨宝珍藏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笔者于2002年4月在台北中山南路中国国民党中央大楼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收集到的。这封信是中国共产党元老董必武十分珍贵的史料，记载了董老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最初轨迹。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名贤琮、用威，号璧伍、必武。董氏早年受到传统儒家教育，是晚清秀才。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他毅然割掉发辫，投身革命。不久，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坚定斗士。民国初年，为了民主共和，他两次入狱，两度亡命日本。

1918年3月，董必武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邀请，到湖北利川蔡济民部，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投入孙中山发起的护法斗争。蔡济民（1886—1919），原名国桢，字香圃、幼襄。湖北黄陂（今为武汉市）人。早年加入湖北新军，参加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为中国同盟会成员。1911年10月，他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骨干分子。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任谋略处负责人。随后，他追随孙中山参加倒袁等战役，为中华革命党中坚。1917年，他参加荆襄自主之战役，失败后，到鄂西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坚持斗争。1919年1月28日，蔡济民被护法的川军唐克明和方化南谋害。董必武十分悲痛，受同事委托，到上海向社会各方申述，为蔡济民申冤。

董必武到上海后，与同乡张国恩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与住在渔阳里的詹大悲相邻。董氏向孙中山汇报了蔡济民一案，希望孙中山主持公道。但孙中山除了歌颂蔡济民的历史功业，对其“仓猝遇害，至可矜恤”外，别无他法。董必武大失所望。他回顾民国以来的斗争经历，陷入极大的迷惘中，认识到孙中山依靠军阀的老路不能走下去，革命要从头来，但新路何在呢？

这时，董必武和张国恩通过詹大悲结识了一位青年老乡。这位青年叫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是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的弟弟。他12岁东渡扶桑求学，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为共产主义者。1918年底，他回国后住在上海法租界，从事新闻工作，通过《星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位比董必武小4岁的小同乡，给董必武指出了一条新路。他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并推荐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十月革命与这些杂志开启了改造社会的新天窗，董氏一心一意阅读，领略其中精义。他们几乎天天聚会，探索救国的道路。此外，董必武通过五四运动，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董必武决定革命从头做起，计划回湖北办两件事。一是办教育，培养革命的人才；一是办报，通过媒体启蒙大众的思想，传播先进思想。

但是，他分文没有，连回家乡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呢？于是，詹大悲向孙中山求援。信中，他告诉孙中山先生，董必武打算在湖北办报，宣传革命思想。詹大悲介绍董氏的人品，谈到他回湖北的困难，请孙中山先生给予资助，使他回到湖北从事革命活动。孙中山接到信后，立即给了100块大洋。

让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这100块大洋成了董必武在武汉建党的第一笔资助费。董必武拿到钱后，于8月中下旬回到武汉，从100块大洋中拿出40块大洋，印刷了办报的股票、章程和宣言。后因资金没有跟进，报纸流产。之后，董必武又办教育。经过努力，他在武昌粮道街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这所新型的中学成了中共武汉早期组织的策源地，培养了一批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