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淦：到陈丕显前辈身边工作的回忆

陈丕显同志籍贯福建省长汀县。我早就知晓并崇敬这位13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并为自己的家乡闽西出了这么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感到自豪！他的传奇革命故事经常为家乡人所津津乐道，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如实反映家乡人民受饥荒之苦、救闽西老区人民于危难的故事。我参加工作后，每当报刊或电视里有关于他的报道或镜头，就特别关注。但从未想到会有机会认识他，因为天地毕竟太大，距离实在太远。然而，世上有许多偶然。1989年底，我有缘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位景仰已久的老前辈，而后还在“相打”中“相识”！

1989年12月1日，陈丕显同志受中央委托到福建来参加古田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并要代表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为此，他提前半个月先到福州。他一到福州，就请福建省委的领导为他物色一位写讲话稿的同志。当时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和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三位领导一起商量后，把我推荐给了陈丕显同志。

我到福州温泉宾馆5号楼一见到陈丕显同志，他就给我布置任务，要求我在10天之内完成。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是紧张，生怕写不好，耽误了工作，就向他举荐了一位有经验的同志，可他不同意，说：“我相信省委领导不会随便推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用最短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写好初稿。如果能行最好，如果不行可以重来或另请高明。于是，我便在他的隔壁房间住下来，用一天一夜的时间，集中精力，调动我从事新闻和秘书工作20多年所积累的写作经验，起草了一份初稿。第二天清晨，陈丕显同志起床后，我便把稿子交给他。

陈丕显同志一看我这么快交稿，就很不高兴，当着众人的面厉声批评我：“你这位同志，怎么对工作这么不认真，不负责任！昨天你还在推辞说没经验，难度大，怎么今天就交稿？你这不是在敷衍、应付我吗？！”接着又说：“我不看，你拿回去考虑好再说！”

听了这批评，我心里十分委屈和不服。心想，我满腔的热情，急首长之所急的强烈责任感，却被他批评为“不认真，不负责任”，性格同样直率的我，便不假思索“顶撞”起他来：“首长，我不能接受您这样的批评！我绝没有敷衍、应付首长。昨天，您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我是说过我没有给中央领导同志写过讲话稿，缺乏经验，怕写不好。正是怕写不好耽误了首长的时间，耽误了工作，所以我尽快写个初稿，看看这样的思路行不行。如果不行，可以重来。如果我慢慢磨，磨到时间快到了再交稿，到时不行就来不及了，那才对不起首长、对不起工作。我昨天关起门来写了一天一夜，至今还没有合眼，您看都不看就说我不负责任，我接受不了！”

陈丕显同志听我说得实在、在理，又看我那认真的样子，怒气立即消了一半，用温和的口气说：“既然这样，那你就陪我散步，给我讲讲怎么写的。”我陪他在宾馆一边散步，一边汇报我是怎么提炼主题、谋篇布局的，写了几个论点，又是如何论证、论述的。他边听边频频点头，一会儿就回房间关门看稿了。

他一看就看了两个多小时，服务员催他几次吃早餐，他都说看完再吃。那两个多小时，我在大厅里等候，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

忽然，随着开门声，陈丕显满脸笑容地走出来。不等我说话，他就大声而爽朗地对我、对大家说：“不错，不错！写得不错！不过，有些地方还得再斟酌，再改改。我已经改了不少地方，等会你再看看。现在先吃饭！”说完，招呼我们一起吃饭。我们都说，已吃过了。他边吃边说：“刚才，我对你的批评，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现在收回，行不行？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嘛。看来，你的性格也是直爽的，我就喜欢直爽的人。”听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首长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作自我批评，我除了感动和不好意思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周围的人看着一场“风波”在首长的笑谈中烟消云散，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气氛又恢复到原来的欢乐之中。

随后几天，我按陈丕显同志的指示，把稿子作了两次修改，并征求了福建省委11位常委的意见，最后报中央审定。就这样，前后只用了原计划的一半时间就把任务完成了。陈丕显同志十分高兴，要我陪他到福建一些地方考察。一路上，他除了和我谈工作之外，还像对老部下、老朋友一样，海阔天空地聊天，特别是了解我的家庭、工作、生活情况。待到分别时，他向我要了通讯地址和联络电话，还主动地把他的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亲手写给我，要我多与他联系。

从这次近距离接触中，我深深感到陈丕显同志爱憎分明、热情开朗、快人快语，又心细如发、善解人意。也就是在这次“文缘”和“不打不相识”之后的第九个月，我到了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协助他整理、撰写回忆录。

陈丕显：写回忆录是老同志的嘱托

1990年9月5日，我从福州来到北京。当我进入中南海增福堂陈丕显同志家时，正是近午时间。陈丕显同志亲自为我安置好住处之后，便把我领进餐厅，边吃边给我布置工作。

他说：“你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有所了解。我请你来的目的，就是想请你帮助我写一本回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接着他说，长达十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和灾难。它不仅把大家的思想搞乱，把党的许多优良传统搞丢，把社会搞乱，而且把国家的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许多干部、群众，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无情打击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陈丕显同志告诉我，想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就心痛不已。1982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出了否定的决议，叶剑英、彭真、谭震林等许多老前辈、老同志就对他说，希望他能以亲身的经历回忆这段历史，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让后人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得到警醒，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叶帅说得更干脆：“阿丕，你写这个回忆录最合适，你一定要完成！”这些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嘱托，他谨记在心，不敢忘怀。可是，那时工作很忙，静不下心来，现在退居二线，时间是有了，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去年底到福建时，遇上了你，回京后就打起你的主意。现在你来了，这就好了。”陈丕显同志对我说。

接着，陈丕显同志十分体贴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来的。我先谢谢你。”他一边给我夹菜，一边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着：“这任务就交给你了，你什么时候写好，就什么时候回去。否则，我是不会放你回去的。当然，探亲假还是有的。人家一年一次，你可以一年几次。”

陈丕显同志这样信任我，而且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有什么理由推辞或拒绝呢！我说：“首长，您放心。既然来了，我一定会尽力，一定会按您的要求来完成！”

“好，好，这个态度好！”陈丕显同志很是满意地说：“我们快吃饭，吃完再说。”

用完午餐后，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从书橱里搬出不少书和资料，对我说：“写这本回忆录，要掌握几个原则，第一是要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精神。”说着，他从桌上抽出《决议》，翻开其中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看上面划了许多红线和圈圈点点。他指着几处文字，一字一顿地念了几段之后，他把《决议》递给我：“这《决议》给你，你要好好看，体会其中的精神。”接着又从桌上抽出几本书来递给我：“这几本是我收集的写‘文化大革命’的书，有的写得不错，但有的则不那么符合《决议》精神，有的连事实都搞错。你先看看，然后再讨论。”

谈到这里，他加重语气：“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坚持得不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被林彪、‘四人帮’践踏得不成样子。这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吃尽了不实事求是的苦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等他说完，我就有感而发地提了一个问题：“首长，我在老家念高中时，就从父辈那里听说，您1960年春天从上海回闽西视察后，如实地反映了家乡父老挨饿的情况，救了许多乡亲的命。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一篇《陈海瑞下闽西》的批判文章，把您批得很厉害，不少人还受到牵连和迫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没想到，我的这番话，会让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那样痛苦，那样悲愤。他站起身来，大声地说道：“讲起这件事，我就心痛和气愤！”

陈丕显同志详细地向我回忆了这件事的始末。

1960年4月下旬，陈丕显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委托，到福建视察。他从上海到福建省的邵武县与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会面商量后，便单独带了几个工作人员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一路上，他看到农民缺粮严重，生活艰难，特别是闽西的连城，许多农民靠吃野菜度日，饥荒的情况十分严重。可龙岩地委的领导却汇报说“形势大好”。虽然也提到有些农民生活有困难，但那是因为农民瞒产私分造成的。陈丕显为弄清情况，特地回他的家乡上杭县南阳公社（曾隶属长汀县，陈丕显同志多次对我说，他是长汀人）官连坑村做调查。家乡的父老乡亲向他哭诉了干部吹牛皮、搞浮夸、虚报产量、搞高征购，致使群众缺粮，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他深入乡亲家中揭开锅盖，亲眼目睹许多农民家里吃糠咽野菜的悲惨情景。但公社党委在汇报工作时，还说什么南阳公社“形势大好”，去年粮食亩产跨过《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的指标），达到800斤，只字不提群众生活困难，更不谈饿死人。陈丕显气愤之极，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公社干部的浮夸作风，要求他们如实反映情况。陈丕显先后召开了干部、群众座谈会、烈军属代表座谈会和县委书记座谈会，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由于地、县干部普遍存在浮夸作风，不实事求是，搞高征购，加上自然灾害，闽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农村普遍闹饥荒，有多人饿死。面对这样严峻情况，陈丕显同志心如刀割，寝食难安。其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彭德怀同志因如实反映了“大跃进”的问题而被打倒。这些地县干部所以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就是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也同样面临这种考验。他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向县委、地委和省委如实反映情况，要求省委紧急调拨粮食，以解闽西老区人民之危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十分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立即派出调查组到龙岩调查，随后即拨给龙岩1300万斤粮食。然而，龙岩地委的个别领导却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群众死活，拒绝省里的拨粮，致使许多农民迟迟得不到粮食而饿死。一个多月后，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这位领导才不得不接受省里的救济。

陈丕显同志讲到这里，心情十分沉痛，又十分气愤地说：“这位领导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竟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他的一句假话，竟多饿死了那么多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恶劣作风，不仅不痛恨，反而颠倒是非，说我‘以海瑞自居’，‘向党猖狂进攻’，这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丕显说完这些话之后，突然话锋一转：“所幸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领我们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思想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写回忆录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的虚假。”

接着，陈丕显又给我强调了两点。

一是，要注意掌握政策，不要乱点名。他说：“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总结经验教训，让后人从中得到警示，防止这样的灾难重演，并不是为了发泄我个人什么恩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党全民参加的运动，确实有一些干部、群众出于各种目的或不明真相，而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回忆录中必定要涉及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对于这一点要十分慎重，要注意掌握政策。总的原则是，从团结教育的目的出发。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二是，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说：“我写这本回忆录，不向中央申请经费，要靠我们自己。你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你就住在我家里，吃饭有食堂，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克服解决。”

不知不觉中，他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这次谈话虽然距今已15个年头，但我仍记忆犹新。一方面是这位老革命家谈话中显露出来的忧国忧民、实事求是、爱憎分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深深感染了我，给我以很深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从这次谈话开始，我便在中南海增福堂工作、生活了两年多，协助陈丕显同志完成了一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回忆录，做了一件一生中值得欣慰的事。

在中南海增福堂的760多个日夜

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从1990年9月5日开始构思至1992年10月底杀青，历时两年多，计760多天。陈丕显同志看完最后一稿，非常高兴地对我说：“这本回忆录，是我的几本回忆录中最满意的一部，也是我花了最多心血的一部。”确实，为这部回忆录，陈丕显同志倾注了很多艰辛和心血。

9月5日下午谈话之后，陈丕显同志便把一大叠文件和资料交给我，还领我到他给我早已备好的房间，打开书橱，指着里面的书报说：“这是我收集的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你抽空看看，会有用的。”他走后，我粗略翻开一堆堆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有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大革命’资料，造反派出版的批判陈丕显的材料、报纸，有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还有上海揭批“四人帮”的资料等等。看着这满满一大书橱的资料，我十分感动，心想，要收集这么多资料，是多么不容易，得付出多少心血啊！看来，老首长是准备多年了。

第二天，陈丕显同志把我领到他夫人谢志成的病床前，他们俩一起给我回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我看谢志成同志半躺在床上，很是痛楚，就对他们说：“首长，谢阿姨身体不好，过些天再谈吧。”

谢志成开玩笑说：“你的首长，把写回忆录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昨天还跟我说，趁现在记忆力还好，早点把事情做好，不然到患上老年痴呆症时，想做都做不了。我想，这话也对。到了我们这把风烛残年的年纪，说不行就不行了。你看，我走平路都会摔倒，一摔就把骨头摔碎，成了个半废人。你首长是个急性子，事情没做完，睡都睡不着。不过，他也是体恤你，说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困难不少，早点写完早点回去。我不要紧，挺得住，你不要担心！”谢志成这番话，使我感动不已，两位责任感这么强的革命前辈，令我肃然起敬。从这天（9月6日）开始，年已古稀的陈丕显、谢志成不顾体弱、病痛，每天都用两三小时，在病榻前给我讲述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陈丕显、谢志成讲了很多我闻所未闻、惊心动魄的历史背景之后，共同回忆了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情况。他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把我带进了那暴风骤雨、惊涛骇浪的疯狂年代。

一桩桩、一件件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把上海这个“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历史勾勒得十分清晰。然而，要把口述的历史变为文字的历史，变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变为能获得读者信服的历史，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要把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背景、发展过程和结果等准确无误地叙述好，更为艰难。陈丕显鼓励我说：“只要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我向陈丕显同志建议，为了加快速度，要请几个助手来帮忙。他说：“可以，但要政治可靠，还要有奉献精神，没有报酬。”

经陈丕显同志批准同意，我请了两位年富力强的热心支持者。一位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项小米，一位是《中国红十字报》编辑刘峰。在他们的热心参与下，我们很快就拟出了写作提纲，并得到了陈丕显、谢志成同志的肯定。1990年12月，陈丕显同志带我们到上海实地考察、采访。他先后请了几十位熟悉上海“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同志来座谈、回忆，还亲自带我们到康平路、文化广场、《解放日报》等事件发生地、关押他的地方实地回忆、讲述当时的情况。其认真、求实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3人又反复讨论了多次，形成一致意见后，便分工写作。刘峰写第一部分，项小米写第二部分，我写三、四两部分，最后由我统稿。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们3人各自完成了初稿，由于3个人的写作方式和风格很是不同，加上项小米、刘峰没有直接听陈丕显、谢志成回忆，对一些事件缺乏深入了解，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再请教陈丕显、谢志成，并找资料、查档案，逐一核对，同时按我的写作方式重新统稿。其中的艰辛，凡为文者也许都有切身的体会。项小米、刘峰则是在工作任务很重的情况下，出于对陈丕显同志的崇敬，利用业余和节假日时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每次深夜送他们离开中南海，望着他们骑自行车回家的背影时，心中就有说不尽的感激！

当我把浸透汗水和心血的30多万字书稿，呈交给陈丕显同志时，他欣喜地接过沉甸甸的书稿连声说：“好啊，好啊！你们辛苦了！我马上看，马上看！”

陈丕显和谢志成不顾年老体弱，戴着老花镜分头审阅。十几天之后，陈丕显把书稿交给我，说：“总体还可以，但有的章节还不行，有的没讲清，有的不准确，需要再考证，你先把我们改的地方，提出问题的地方，好好消化再说。”

我回到房间，翻着书稿，不少地方有改动，有的地方打上了问号，有的章节还有批语：“这节要重写，因为事实有出入”；“这话不准确，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这话我记不清，应找当事人核对”；“这提法不对，不符合《决议》精神”，等等。

第二天，陈丕显同志逐处地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改，为什么要重写，应当怎么写，等等。对于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他要我继续找资料或当事人核实。

为此，陈丕显同志请中央办公厅领导联系中央档案馆，让我住在馆里查阅；他自己还亲自打电话、写信给上海的同志，弄清某些情节。有几次，他半夜起来敲我的门，说想起了一件事、一个细节，要我立即补充写上。我说：“首长不要熬夜，有事明天再说也不迟。”他说：“不行啊，年纪大了易忘事，等第二天就想不起来啦！”

我按他们的要求，重新修改了第二稿、第三稿，有的章节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几稿。陈丕显和谢志成总是不厌其烦、反复斟酌、逐字逐句审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还能听到他们为稿子争论。

从酝酿到定稿的760多天中，二老和我们一起不知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可以说，二老为这本书的写作，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1992年10月底，当我把打印、校对好的最后定稿交给陈丕显的时候，他深情地对我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为党做了一件好事，也为我完成了一件多年的心愿。”其实，应当感谢的是陈丕显、谢志成同志，是这两位老一辈革命家不辞辛劳，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资后人镜鉴的、弥足珍贵的“文化大革命”史的教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时时敲起防止“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重演的警钟。这本定名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的陈丕显同志回忆录，是国内第一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亲身经历系统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出版物，短短几年时间三次重印仍供不应求。这本书的问世，也是许多人关心、支持的结果。时任中央办公厅领导的温家宝、曾庆红同志十分关心，经常给我们鼓励，并解决实际困难。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上海市委办公厅、党史办的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为此书作了很多贡献。

与可敬可亲的长者结下了忘年情

我在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两年多时间，除了写书之外，还有不少秘书工作。在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中，我向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陈丕显同志出生在闽西山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念书不多，但他勤奋好学，而且持之以恒，从不懈怠。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马恩列斯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著作，自不待说；《资本论》、经济学大纲、哲学基本原理，还有唐诗宋词，中外著名小说，鲁迅、郭沫若、茅盾的著作，逻辑学、语法、法律、军事的各类著作、教科书，摆了一排又一排，一个书架接着一个书架，让人目不暇接。我有时要查阅，他很快找出来给我，翻开书面，总有阅读过的痕迹。他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维、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工作经验，绝不是靠天资聪颖得来的，而是勤学苦读熬出来的。当时，陈丕显虽然已退居二线，但每天都要用半天时间看书看报和看文件。有段时间他眼睛发炎，看不了，我和其他秘书就要给他念或讲，一天都不能少。

陈丕显13岁参加革命，17岁就走上团中央儿童局书记的重要领导岗位，以后一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苏南区党委书记，从1952年到1966年，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粉碎“四人帮”后又去云南、湖北担任省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陈丕显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央苏区时曾被打成AB团反革命分子、社会民主党，差点被杀头；红军长征后，他和项英、陈毅留在赣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多少次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皖南、苏北等地与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殊死搏斗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成为勇敢的幸存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林彪、“四人帮’先拉后打，最后把他从“红小鬼”诬陷为“黑小鬼”，身陷囹圄达八载。这些磨难和生死考验，锤炼了他爱国爱民，对党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坚强党性和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处变不惊、豁达大度的政治品格，以及位尊而不忘民、实事求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

陈丕显同志除了原则性很强和性格刚烈一面之外，还有厚道、宽容、随和、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心地善良的另一面。用现代流行的说法，叫做“性情中人”。他在回忆和修改书稿时，每讲到陈毅、曹荻秋、陶铸、陶勇被冤枉致死和闽西乡亲因饥荒被饿死，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每次改完稿子都要对我说：“我是含着眼泪改写这些稿子的。”一个身经百战、性格刚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晚辈面前，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让我至今为之动容！有一次，他听一位全国老龄委的同志反映一个工作上的问题，气得大发雷霆，可是后来发现情况有出入，他就找人向被批评的同志道歉。刚到他身边工作时，我就向他和谢志成同志提出一个要求：我曾给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当过几年秘书，是忘年交，我会经常抽空去看望他，希望他们不要介意。他和谢志成同志异口同声地说：“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你完全应当去，你不去我们才会生气！”“我们不能做‘人走茶凉’的事，项南同志退休了，你应当多去看他，还要代我们向他问好。”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在他身边两年多，可以说无话不谈，而且还经常开玩笑，有时他被我说得生气，就会高高举起手杖说：“你再说，我就打你了！”我便会说：“您曾当过政法书记，您敢打我，那就是犯法了。”他因患鼻咽肿瘤，戒烟几十年，医生和谢阿姨严禁他抽烟，可他有时仍会悄悄向我要根烟抽，我不敢给他，他就会说：“不抽不抽。”当我放松警惕时，他会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的烟夺去。我威胁说：“我去报告医生和谢阿姨。”他马上会从中抽出一支，把其余的还给我说：“我几天抽一支，死不了，不要小题大做，君子要成人之美嘛！”

在陈丕显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既辛苦又愉快，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我十分崇敬和思念这位伟大而又平凡、可敬而又可亲、刚强慈祥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