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 姜权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与境界

当今中国处于诸多重要历史节点的交汇期: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实践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周年,等。在这诸多时间节点中,有一条红线为中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足如此重要的时代制高点,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和境界,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意识和境界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传承马克思主义学脉

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我们的首要使命是让马克思主义的学脉能够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得到传承。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离开我们一个半多世纪了,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与人类命运同频共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但是也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责难,在实践中经历了曲折发展。这里有两种情况尤为值得我们关注。一方面,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并保持着很高的影响力。例如,在人类即将进入新千年时,马克思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组织的公开评选中被评为“千年第一人”。2006年马克思又在BBC组织的“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评选中名列第一。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当代世界保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也面临严峻考验。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曾经极大地启发和激励了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激发了当时欧洲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现在看来这种革命形势基本上不复存在。马克思主义曾经指导了许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制度又以不同的方式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马克思主义曾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为之奋斗,甚至被很多人当作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些人现在还有多少?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前世界遭遇了极大挑战。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了前途,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又在哪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人类思想的总体高度看,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认真守护马克思主义的学脉,使其继续在当代人类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和核心地位,发挥指导作用。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承载着这样一种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要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传承马克思主义。这个使命既具有中国意义,也有世界意义。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学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继续积极开展以下三项主要工作。第一,切实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回到马克思”。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因为我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历史距离和国度距离。历史距离是时间距离,国度距离是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的同时存在造成了我们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困难,甚至带来了误解。这就要求我们通过积极的思想努力去超越历史距离和空间距离。马克思诞生在200年前的德国,《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70年前的欧洲,二者所依托和关注的主要是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这是我们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原初形态的最基本的历史间距和时间间距。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引发了俄国革命,从而被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通过俄国革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还通过俄文版的翻译作品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又增加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之间的文本间距。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就我们所生活的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来看,我们离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但也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努力超越这些历史距离、空间距离,让我们的思想能够回到马克思的时代和语境,去领会他和恩格斯当年创立马克思主义时所针对的问题及其所要阐发的思想本身,在此基础上探析其本真意义。对于历史的回溯性认识的思想运动叫“反向飞跃”,即我们的身体在物理时间里离历史客体越来越远,但思想却有可能通过努力去跨越历史和时间距离,回到历史的某一个时区,并越来越接近历史的客体,求得历史的真实。[1] 正是在这里可以展示人的思想的超越性和超越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国内外对此的理解也存在着巨大的歧解和争论。谁是正解?谁是误解?谁是曲解?更为复杂的是,谁来评判?谁有评判权?这里确实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解释学循环,也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还是话语权之争,但是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时代和实践,回到马克思所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读这些问题的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理解,值得高度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墓志铭,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萌芽的天才文件”,其第11条可以被看作是新世界观的精髓。在马克思去世后,这段话被恩格斯和共产国际选作马克思的“墓志铭”,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对其的重视。马克思曾经把哲学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不仅关注如何更加科学地解释世界,更重视如何更加合理地改变世界,尤其是如何更好地通过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实现人对于非人的超越,那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也许正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对人性和人的社会性的理解,并由此展示出对于未来理想社会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而且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第二,继续努力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立足当代中国来守护马克思主义学脉,确实有一个继续清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就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成为很多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因此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读,产生了多种次生形态和派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既有真传,也不排除误读甚至曲解。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产生了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也产生了所谓“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的争论,而且当前很多国家还存在各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流派,等等。这里我们会遇到与前面相似的鉴别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从学习和接受列宁主义入手的,后来经历过与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等的交集,经历过复杂的思想纷争,犯下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正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点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超越各种形式的误解,并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也遭遇到很多非难甚至否定。这就特别需要作一个思想清理,仔细甄别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是否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背离,哪些需要与时俱进,由此分清马克思主义应当承担的历史和理论责任。第三,继续深入发掘和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很多人会问,《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所研究和传播的理论叫作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我们的时代是否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满足我们时代的理论需要的具体内容。应当看到,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世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世界根本矛盾没有变,人类谋求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没有变,马克思主义正是为此而产生的,它对于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和发展自我依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既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也有实现它的可能。

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核心使命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就是指导中国和平崛起,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问当代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回答。那么当代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路走来近百年。在我们的思想历程中,为什么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相信它能够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心态向世界学习,将发达国家以至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因素都引进中国,并让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由跟随到同行,甚至在有的领域开始领跑,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党要认真学懂弄通做实,并在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中推进其未来发展。第一,进一步凝聚和提升中国共识。在新时代进一步促进当代中华民族的更大思想和价值认同,提升中国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思想使命。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当代世界各国中引进国外资源最多、发展最快、成就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多样化发展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行进在这样一个快速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必然面临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世界各国全面开放,各种经济政治思潮和文化都进入到了中国,在引进来的同时,我们也发掘自己优良传统思想文化,二者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现在看来,引进来的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具有了中国形态,发掘出来的传统也都多少具有了现代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都找到了各自的代言人,有了自己的理论形态,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不言而喻,它们之间也会存在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并由此而带来巨大的纷争。这里不仅有思想文化的纷争,也有社会制度的纷争。这些纷争不仅妨碍社会的思想统一和合力的形成,甚至造成社会的分化和对立。应该说社会分化和多样化是必要的和重要的,正是通过分化和多样化,中国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变得更加鲜活。但多样化也会挑战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一些大党和大国,正是由于对价值观念的分化、分裂以至对立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没有及时和恰当应对,导致共产党解散、国家解体、社会制度崩溃。正是基于这种严重历史教训的深刻警示,党中央反复强调增进共识和加强思想统一,以便更好汇聚力量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国道路。面对世界各国比较普遍的道路困惑,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机遇,我们需要在全新的世界格局和中国语境中进一步整合、提升和发展中国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历史地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这几十年的发展总体上看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过来的,先易后难、梯度发展、全面开放、向各方面学习,把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各种要素都主动或被动地引进了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作更加仔细的价值甄别和价值选择,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再加上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利益格局的日益多元分化的复杂局面,社会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新时代将与中国道路相关的各种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以继续拓展和深化中国道路,这里的要素包含历史的与现实的、中国的与外国的、计划的与市场的、现代的与传统的、政府的与企业的,等等。[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起14条基本方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现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进一步具体谋划从2020-2050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发展规划,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华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经济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真正自觉地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中,使之融汇为一条内在协调的有机发展道路。第三,进一步构建和提升中国治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来保障,而中国道路则需要优秀的国家和社会制度来加以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总目标,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首次提出的重要任务。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入新阶段,不断推进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面向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在对于中国社会2020年至2050年的两个阶段的规划中,都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和标志: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尤其强调民主法治和国家治理与社会健康和人性善良之间的对应性和共振性。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性,人性的可塑性给了人们的思想精神道德状况极大的发展空间,也造成了善良美好与邪恶丑陋并存等多种复杂情况。现代化进程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性结构特征,需要根据经济政治等状况对其不断加以规约和重塑,使之提升到新的水平和境界。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为此必须不断推动人的思想精神道德趋于美好和崇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可以不断拓展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同时有效遏制社会发展中的无序,促进中国人的人性结构不断趋于健康和善良。

三、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不仅关注当代中国,也关注当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使命,同时也是一种世界使命。习近平曾经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5] 由于中国的世界地位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世界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当代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这个变局的深度把握和自觉应对,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和平崛起,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其基本前提看是要保证中华民族行进在人类文明大道上,从其长远目标看是要指引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对于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创造而指引人类文明发展方向。首先,要自觉回应“历史终结论”及其争论背后展示的道路困惑。当代世界很多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路困惑。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文明将终结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6]。他认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但后来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很多挑战,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于是福山在2017年又说:“历史的终结推迟了;我们现在实际上走错了方向。但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我依旧对此深信不疑。”[7] 而2015年他来到中国考察后不得不承认,中国构成了对“历史的终结”这个观念的最重要的挑战。“如果中国成功化解了各种压力,并且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定的状态,那么,我认为中国确实成为了自由民主制以外一个真正的替代性选择。”[8]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路困惑。美国总统特朗普追求“美国再次伟大”,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争议和批评。作为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脱欧困境”。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欧盟产生了巨大的内部纷争。朝美、中东等问题再度凸显出来,并不时产生剧烈对抗和冲突。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内在交织,人类经过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转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重要的是确保中国的未来发展行进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和健康道路上,也意味着要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指出正确方向。其次,自觉回应“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大国博弈。近来我们注意到,在历史的重大转型中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正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再现,尤其出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都面临危险。公元前5世纪希腊斯巴达与雅典之战正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佐证。修昔底德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这种逻辑如果成立,就意味着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将不可避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艾利森教授曾经为此专门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平崛起如何可能?这似乎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中国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另一个方面,国际上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些年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走访,我的印象是,没有人否认中国崛起,但也没有人认为中国一定能和平崛起。因为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摩擦告诉我们,“修昔底德陷阱”已经不是未来可能性,而是中美关系面临的现状。正确处理这一问题需要极大的智慧,这也是考验马克思主义能否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关键时刻。第三,科学预见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当代人的困惑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困惑。这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一种比较普适的人类发展道路?我们过去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严格地遵循这一单一模式和单一走势,而是形成多种模式并走向多元趋向。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尊重各国对于社会制度的选择。那么各种社会制度之间有没有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不同道路之间是否存在更好更快更健康的价值取向?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不同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冲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尖锐和突出。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国都不得不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保守主义变成普遍现象。人类未来到底是走向一种相对而言趋同的道路,还是越来越分化、越来越矛盾、越来越对立?这些都亟须找到答案。面对如此多元复杂的世界格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出了最响亮的回答。习近平主张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国家间的共商共建共享,给人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正是如此复杂的使命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和人生境界。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神圣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提出了双重要求。对此我曾经作过形象的比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更好地发挥三种鸟的功能。第一是猫头鹰。马克思早就讲过,哲学应当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猫头鹰被称为智慧之鸟。它之所以黄昏才起飞,是因为它要跟在历史的后头去总结和反思,带着厚重的历史感,有充分的历史意识,能够总结历史的经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登高望远。猫头鹰的寓意在于:回溯、总结、反思。第二是高卢雄鸡。我们不仅仅要当猫头鹰,还要当高卢雄鸡,要金鸡报晓、瞻前窥远、预见未来;要能够非常敏锐地发现和揭示时代精神,发现社会文明进程中存在的诸多新趋势、新萌芽、新走向,具有更好的超前性、预见性。第三是啄木鸟,大家往往忽略它。为什么是啄木鸟呢?因为一个社会就像一棵大树、一片草原,有各种各样的病虫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需要去发现、揭露和批判,这样才能更加健康和强壮。其实马克思主义就像西方当代社会的啄木鸟,不断发挥着批判功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论工作者应当同时发挥猫头鹰、高卢雄鸡和啄木鸟的功能,不断强化自己的学术自觉,努力提升自己厚重的历史意识、清晰的时代意识、明确的责任意识,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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