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芬妮 等:绿色生产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

一、引言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在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制度对于解决农村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规范、约束和型塑人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可见,制度建设之重要性。为此,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探索,特别是围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研究,但观点不一。部分学者强调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后者作用为前者所掩盖,主张二者是替代关系;另有观点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前者可以弥补后者的不足,正式制度同时可为非正式制度提供作用支撑。

针对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成果丰硕,然而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基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整体维度,忽视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多维度特点。具体来看,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三个维度,正式制度亦包含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三个维度。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同维度的交织互动,或将出现不同功能上的重叠与补充,从而在农民绿色生产中呈现出不同的交互关系。譬如,某一维度的非正式制度及某一维度的正式制度在推进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功能上的补充,即表现出互补关系;但该维度与正式制度的另一维度的交互作用,又可能存在功能重叠,即呈现出替代关系。换言之,多维度的特点或使得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互动时,产生了同时存在、多种路径交织的组合,这些组合或存在功能上的重叠,或出现功能上的补充,从而使得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呈现或替代、或互补的关系。若忽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多维度特点,仅将其视做单维度概念,则难免得出互补或替代等单一结论,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也或因未兼顾错综复杂的乡村特点而捉襟见肘。由此,基于多维度视角,进一步探讨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对于在学理层面厘清二者的交互逻辑,并在实践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但仍存在如下有待完善之处: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以往研究大都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视为整体维度,未对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多维度给予足够的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实际上包括多个维度,如不综合考虑二者多维度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或将得出单一与片面的研究结论,更难以全面洞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已关注到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及二者关系对基础设施管护、环境治理等行为的影响,但大多聚焦于农户是否参与,探讨农户对绿色生产行为的参与程度的研究还较为不足。

鉴于此,本文利用湖北省1049份农户调查数据,借助Ordered Probit模型,以村规民约与环境规制分别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尝试从多维度视角(根据作用机制将村规民约分为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根据措施性质将环境规制分为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考察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多维交互关系,以期对现有研究形成可能的补充,为政府部门更好地把握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互动提供有益参考。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

1. 绿色生产行为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界定,绿色生产行为是既能保障和增加农业生产力与盈利能力,又可以减少农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方式。因此,从长远来看,绿色生产行为不仅符合农户自身的经济利益,还满足村庄长远发展与农户生产所需。参考联合国环境署关于绿色经济发展报告,并借鉴杨志海等、黄炎忠等的研究,绿色生产行为主要包括免耕/少耕、轮/套/间作、有机肥、测土配方肥、生物农药、秸秆还田和废弃物沼气利用等7种。

2. 非正式制度

North提出,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在农村熟人社会,较为典型且影响农民绿色生产较深的非正式制度以村规民约为代表,因此,本文选取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表征。村规民约指的是某一特定乡村范围内,村民共同商议制定的、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本文所关注的农民绿色生产中的村规民约是指,响应并配合绿色生产要求,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机制,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制度安排,属于农村内生的制度。

3. 正式制度

North指出,正式制度是以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且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用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农村地区代表性的、影响农民绿色生产的正式制度,因此,本文以环境规制作为正式制度的表征。环境规制是指由于农村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政府通过相关规制措施调节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本文所研究的环境规制是指,为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缓解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引导、激励和约束规制措施,属于外来的制度安排。

(二)理论分析

1. 非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根据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三个维度,进而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第一,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是指非正式制度通过设立模范称号等方式,以引导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一方面,非正式制度通过设立“绿色生产模范户”等称号,为农户提供具体的生产目标与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绿色生产模范户”等称号还满足了农户的荣誉诉求,有利于调动农户绿色生产的积极性。第二,惩戒监督。惩戒监督指的是非正式制度运用舆论指责、损失声誉等惩戒措施,以规范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非正式制度采取的舆论指责、损失声誉等惩罚方式,不仅直接关系农户获得的信任、认同感及名声等社会资本,还将导致农户损失切身利益,由此,农户为避免资本受损,将严格规范自身行为,遵守绿色生产要求。第三,传递内化。传递内化是指非正式制度借助农户间的互动影响,推动农户发自内心地接受与遵从绿色生产行为。因农村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共享的优越性,农户之间的交流频繁,彼此熟知对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受从众心理的驱动,农户极易受到周围其他农户的影响,出现羊群效应。非正式制度正是利用这一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户,使得农户在耳濡目染下,逐渐参与到绿色生产行为中。此外,由于非正式制度根深蒂固地深植于个体意识中,因此,长此以往下农户将内化出绿色生产习惯,从而完全接纳并持续参与绿色生产行为。

2. 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研究发现,正式制度依据规制措施性质,可以分为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三个维度,进而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发挥作用。第一,引导规制。引导规制是指政府为引导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而采取发放资料、宣传教育等方式。政府适时开展有关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宣传教育,有利于促使农户认识到其生产行为的环境效益,加深对绿色生产行为的认知与了解,从而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培养其绿色生产理念。第二,激励规制。激励规制是指政府为刺激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等具有正外部性的生产活动而采取发放补贴等经济激励措施。政府通过给农户发放补贴,有利于将绿色生产的正外部性内生化,为农户带来收入效益,从而有效地激励农户增加其行为的正外部性,调动绿色生产积极性。第三,约束规制。约束规制是指政府为严格监管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制定如《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规,并针对农户的违规行为,予以行政拘留、经济处罚等惩罚。政府通过约束规制确立绿色生产目标,意味着农户一旦背离,必将面临问责与罚款等惩罚。农户在权衡违规成本后,经济理性将促使其顺应规制目标,逐渐向绿色生产的方向转变。

3. 农户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非正式制度可通过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三个维度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正式制度亦可通过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三个维度发挥作用。因此,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农民绿色生产时,二者容易出现不同维度间的交织互动,这或将产生一定功能上的重叠或差异,从而呈现出替代或互补关系。

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上的重叠时,二者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可能出现替代。具体而言,非正式制度可通过“绿色生产模范户”等荣誉称号的设立对农户起到示范、引导作用,而正式制度亦可借助绿色生产宣传等引导措施,向农户普及绿色生产知识,进而引导其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因此,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出现了引导功能上的重叠,从而可能表现出替代关系。类似地,农户一旦背离绿色生产,必将面临正式制度约束规制与非正式制度惩戒监督的双重惩罚,此时,正式制度的约束规制会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对违规农户施以经济处罚、行政拘留等惩罚,而非正式制度的惩戒监督亦会采取舆论指责、损失声誉等方式给予农户一定惩罚。因此,在规范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同样可能存在功能重叠,进而表现出替代关系。

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时,二者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可能出现互补。具体来看,非正式制度价值导向虽可依托“绿色生产模范户”等荣誉称号,调动农户绿色生产积极性,但是否为之努力完全取决于农户个人意志,故非正式制度存在一定的脆弱性与软弱性,缺乏强制力。与之相反,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约束规制,虽简单粗暴,但具备确定性与外在强制性。类似地,正式制度还拥有能最大限度激发农户行为的经济补贴等激励规制,这亦是非正式制度所不具备的。因此,正式制度可为非正式制度提供一定的作用保障。与此同时,非正式制度作为内生于农村“熟人社会”、产生于农户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本土制度,比外来的正式制度更具亲近感,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导向与传递内化可凭借这一“本土优势”,运用农户熟悉易懂的语言与生动直观的方式,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因此,正式制度可为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二者呈现互补关系。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17年7-8月对湖北省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调研地区选择了天门市、黄冈市、随州市、武汉市和荆州市。一方面,调研地区属于国家推广绿色生产行为的重点区域,在研究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调研地区受非正式制度影响较为显著,在制定、完善与执行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上的表现也较为突出,在研究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研采取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先在每个县(市)随机选取3~4个乡镇,再在每个样本镇随机选取2~3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10户农户进行调研。调研采取调研人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的形式展开,问卷内容涉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绿色生产认知、采纳意愿及行为等方面。最终剔除无效问卷后,适用于本研究目的的有效问卷共1049份,问卷有效率为94%。

表1为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年龄大多分布于51~70岁,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占65.5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户占比很低,务农年限集中于31~50年。家庭特征方面,92.28%的农户没有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85.32%的农户家里没有党员或干部,72.64%的农户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家庭规模多以3~5人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占比达51.38%,家庭年收入集中在1万~5万元。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2017》,2016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每户经营耕地面积为8.24亩,家庭可支配收入为4.86万元,户均常住人口为2.89人,由此来看,本文研究样本基本符合湖北农村现实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1.因变量

为量化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借鉴杨志海的研究,本文以农户参与少耕免耕、轮/套/间作、有机肥、测土配方肥、生物农药、秸秆还田、废弃物沼气利用7种绿色生产技术的个数作为表征。样本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的情况如表2所示。不难发现,82.36%的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未参与任何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仅占17.64%。此外,有相当部分(36.99%)农户仅参与了1种绿色生产行为,参与2种、3种和4种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分别仅占29.36%、13.92%和2.10%。可见,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参与程度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2.自变量

(1)非正式制度变量及其测度:借鉴周家明、李芬妮等的研究,本文将村规民约设定为价值导向、惩戒监督与传递内化3个维度的指标。其中,价值导向用农户对村里各种“文明卫生示范户”“清洁农户”等评选活动的重视程度来考察,惩戒监督用村里对不良生活及生产行为的批评教育对农户的影响程度来考察,传递内化用村民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来考察。

(2)正式制度变量及其测度:参照黄祖辉等、朱红根和葛继红的研究,本文将环境规制设定为引导规制、激励规制与约束规制3个维度的指标。其中,引导规制用政府有关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宣传教育对农户的重要程度来考察,激励规制用政府提供的物质补贴及奖励对农户的影响程度来考察,约束规制用政府有关环保的法规对农户的约束作用来考察。

此外,为排除干扰,本文还设置了包括农户个人层面、家庭层面、成本收益层面和地区层面在内的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含义与赋值如表3所示。

3. 模型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实际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的个数,取值为0、1、2、3、4,存在明显的递进关系。对于这类有序多分类变量,本文选择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四、结果分析

(一)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本文首先论证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一致,显著性水平也未发生变化,Wald chi2值在1%检验水平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1.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由表4可知,价值导向在模型1中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惩戒监督在模型1中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传递内化在模型1中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价值导向、惩戒监督和传递内化显著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可见,非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2. 正式制度的影响

由表4可知,引导规制在模型1中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激励规制在模型1中5%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约束规制在模型1中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引导规制、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显著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可见,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3. 控制变量

由表4可知,性别在模型1中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年龄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通常男性农户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加之其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男性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绿色生产成本在模型1中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绿色生产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往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绿色生产行为成本越高意味着农户的可得利润将减少,从而大大地挫伤了农户绿色生产积极性。

(二)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

为重点考察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农户绿色生产中的互动关系,本文进一步引入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同维度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则二者之间呈互补关系,反之,则为替代关系。考虑交互项与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在构建交互项之前,本文对原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即将原变量分别减去其均值。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本文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如表5模型2所示,价值导向与引导规制的交互项、惩戒监督与约束规制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小于0,表明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呈替代关系。

对上述结果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上的重叠,正式制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被非正式制度掩盖。具体来看,政府的引导规制大多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向农户灌输绿色生产知识,内容常涉及专业词汇,语言不够通俗易懂。在农村地区普遍认知与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往往难以充分理解引导规制所倡导的绿色生产的要旨。而非正式制度价值导向通过设立“绿色生产模范户”等荣誉称号,为农户展示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改进方向,更有利于农户理解绿色生产的内涵与要求,继而朝着绿色化方向调整行为。因此,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出现了引导功能的重叠,前者影响更凸显,后者作用被前者掩盖,二者呈现替代关系。类似地,针对农户的非绿色生产行为,正式制度的约束规制会对违规农户施以经济处罚、行政拘留等惩罚,而非正式制度的惩戒监督同样也会采取舆论指责、损失声誉等方式给予农户一定惩罚。在人与人彼此熟知的农村地区,受根深蒂固的“重声誉”“重面子”等传统思想影响,对农户而言,这种包含声誉惩罚的惩戒措施比正式制度约束规制的罚款或拘留更严厉、影响更强烈。因此,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出现了约束功能的重叠,前者影响更凸显,后者作用被前者掩盖,二者呈现替代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互补作用也同时存在。如表5模型2显示,价值导向与约束规制的交互项、惩戒监督与激励规制的交互项、传递内化与引导规制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大于0,表明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激励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传递内化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呈互补关系。

对上述结果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上,出现了功能上的互补,正式制度弥补非正式制度的效力不足,非正式制度亦可填充正式制度的作用空白。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功能补充主要体现在:外来的引导规制在推广绿色生产行为时,缺乏对当地农户认知和文化水平的把握,导致农户面对引导规制所宣传的诸如秸秆还田等专业词汇时,往往难以明晰绿色生产的真实内涵与具体要求;此外,引导规制往往是以打横幅、墙体广告等形式,单方向地宣传绿色生产行为,缺乏反馈交流机制,农户无法获取或反映其最关注的效果好坏、增收与否等信息。而非正式制度的传递内化依靠农户间的互动影响,借助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语言,将其他农户对绿色生产行为的良好评价等口碑信息在农户的交往互动中传播,而农户受从众心理的驱动,将潜移默化地参与绿色生产行为中,因此,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在语言上的晦涩难懂以及形式上的单调乏味。正式制度可为非正式制度提供功能保障主要体现在:非正式制度价值导向虽可通过设立荣誉称号的方式引导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但这属于一种弱规范,非正式制度价值导向无法硬性要求农户必须参与绿色生产行为;而正式制度的约束规制具备确定性与外在强制性,可以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力,规定农户的生产行为范围,从而弥补非正式制度的脆弱性与软弱性。类似地,正式制度拥有的补贴等激励规制是农户行为的最大动力来源,能有效降低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边际成本,带来额外的转移性收入,从而实现农户积极参与这一目标,而非正式制度不具备经济激励这一功能。因此,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从而呈现出互补关系。

两种看似相反的作用却并不矛盾。因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均包括多个维度,这就使得二者的不同维度在交织互动时,极易出现功能上的重叠或补充,从而使得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难免呈现出替代或互补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推动农民绿色生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都是当前乡村治理的有效制度。因此,即便二者呈现替代关系,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依旧能分别引导与约束农户绿色行为;而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呈现互补关系,即出现功能上的补充时,正式制度为非正式制度发挥提供强制与激励保障作用,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在引导与约束上的不足,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因此,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是合理的。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微观调研时,农户可能策略性“低报”或礼貌性“高报”其真实想法,从而使得调查样本出现首尾奇异值,为了消除特异值对回归结果的不利影响,本文运用winsorize方法对样本上下5%的特异值进行平滑处理后重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不难发现,平滑样本奇异值的回归所得结果与全部样本回归相似,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基本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区别于以往文献仅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整体维度展开分析,本文基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多维度视角,利用湖北省1049份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在农户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均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存在积极作用。其中,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惩戒监督和传递内化可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而环境规制中的引导规制、激励规制和约束规制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第二,在推动农民绿色生产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正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具备多维度特点,导致二者存在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由此产生了一定功能上的重叠与补充,从而表现出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替代关系体现在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功能上的重叠之时,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之间呈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则是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出现功能上的差异,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中的价值导向与正式制度中的约束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惩戒监督与正式制度中的激励规制、非正式制度中的传递内化与正式制度中的引导规制在实践中相互补充。

(二)启示

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第一,提升乡村环境治理水平、推进农业绿色发展需要依靠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力量。在政策推广过程中,前期可适当发挥非正式制度在引导与规范农户行为等方面的“本土优势”,为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实践中奠定基础;后期则应以正式制度为主导力量,充分发挥正式制度的强制力,弥补非正式制度在约束与激励功能上的欠缺,增强政策的作用效果。第二,在未来政策设计上,要注重把握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依系”“依情”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就本文结果来看,在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功能重叠且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较强时,一般呈现出替代关系,这个时候需要继续更新与完善非正式制度的内容与内核精神,以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同时,正式制度也须深入了解与把握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理、运行原则,适当学习与吸收非正式制度的内核与精华并将其合理转化为自身所用,以确保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当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且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较弱时,一般表现为互补关系,这就需要完善正式制度在引导、约束与激励政策上的相关内容,为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支持和保障,同时,非正式制度应在正式制度框架下针对村情进行内容的创制和实施,尝试借助正式制度的力量保证实施效力,从而继续发挥其在规范农户行为上的功能。

作者:李芬妮,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俊飚(通讯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可,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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