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仪：董必武与湖北的初期抗战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董必武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当时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战斗了一年多时间。其间，董必武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恢复和重建湖北党的组织、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指导红二十八军改编、培养和训练干部、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等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湖北地区的初期乃至以后各个时期的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党中央决定在南京、武汉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湖北是董必武的故乡，武汉是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老地方，他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崇高的社会威望，所以党中央决定派遣董必武去武汉工作。1937年9月，董必武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到达武汉后，开始了他在武汉一年多的工作。首先，他通过老友熊子明的帮助，顺利地筹建了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着，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董必武又通过他的学生、当时任汉口市长的徐会之为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解决了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193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正式成立，董必武为长江局成员兼民运部长，并负责同中共湖北省委的联系工作。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董必武所做的许多工作中，对湖北初期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这样几项： 

1.加强党的建设，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恢复和重建湖北各级党的组织 

湖北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的10年中，由于国民党政府连年不断的反革命“围剿”和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湖北地区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丧失，除鄂东北等少数几个地方由于坚持武装斗争尚有党的组织其他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全国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湖北全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5月，随流亡学生从北平到南京的中共党员杨学诚，经博古批准于七八月间到达武汉，负责建立了正式的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董必武到武汉不久，党中央派郭述申回湖北工作。接着，陶铸、钱瑛由南方局派到武汉。在董必武的指导关怀下，他们接收并整顿了杨学诚领导的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2月即改为临时省委，郭述申任省委书记，陶铸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钱瑛任组织部长。董必武非常关心湖北省委的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董必武指导湖北省委积极而又慎重地整顿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他当时对工作人员说：“1927年武汉政变时，事出仓促，组织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不少同志因失去组织联系，被迫隐蔽起来，是不得已的。应当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继续参加革命，这对他们本人和对革命都是有利的。”在董必武的指导下，湖北省委很快将那些失掉组织关系而又表现较好的同志联系起来了。对在党组织发展中的一些混乱状况，董必武并不简单处理了事，而是细心地加以区别。武汉的一个党支部里，有个自首分子叛变出狱后，曾在武汉联络一批青年，自行发展党员。董必武查知后，对每一个成员进行了详细审查，然后再个别发展，将其中的不纯分子或不符合条件的10余人予以洗刷，保留了20余名历史淸白，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继续为党员，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鄂东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更是得到了董必武的直接指导和热切关怀。1937年11月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过黄梅苏区工作的桂林栖，受董必武的派遣，由武汉回黄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回到黄梅后，广泛联络苏区时期的老党员，为恢复党的组织作准备。不久，就与邹一清等失去党的关系的考党员接上了关系。随后，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考察，又发展了蒋永孚、石萤等先进靑年入党。1938年5月，桂林栖在黄梅考田镇召开了第一次建党会议，讨论了关于建党工作计划、成立黄梅县委以及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等问题，还批准吸收了几名新党员。接着，按照会议的决定，加强了基层组织发展工作，先后成立了中共大河、蔡山、土桥、独山4个区委和一些支部。随后，黄梅县委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县委组成人员。之后，黄梅县委与新成立不久的中共鄂东特委取得了联系，接受鄂东特委的领导。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的建立过程中，直接受到了董必武的统战关系人物的协助。1938年1月，中共湖北临时省委派刘西尧和陈景文来到黄州。1月24日，他俩到达黄州后，即按董必武的亊先安排和介绍，以“湖北战时乡村抗日工作促进会”工作人员的身份，找到了董必武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黄冈中心小学校长吴荫堂，由他安排，在中心小学取得“代课教员”的公开职业。2月初，吴萌堂又带他们在黄州老棚街租到两间房子，安下了县委机关，他们以此为立足点，在黄州城和黄冈周围的县市开展了发展党员建立觉组织的工作。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关怀下，湖北省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显著进展。这对全省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董必武到武汉不久，南京陷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临时西迁武汉，大批国民党上层人士云集这里。当时国共两党虽然达成合作，但是既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确立合作组织形式。各阶层人士对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前途持有不同的态度。董必武充分利用他在湖北的社会关系，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他的一些朋友得知他来到武汉的消息，纷纷登门拜访看望。在接待张难先、李书城、李范一、周苍柏、孔庚等人时，董必武说：“读顾亭林的诗，记不记得这两句：'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声。'我在由西安到潼关的途中，忆及这两句诗，觉得非常的可感。”由此而引导谈及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十年内战，使苍生涂炭，哀鸿遍野，进而议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之必要，使在座的国民党人士受到教育，深为感动。国民党桂系将领陶钧在1927年武汉政变时，曾下令捉拿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抗战时陶钧居住武汉，董必武不计前怨，以团结抗日的利益为重，通过关系向陶钧宣传国共合作的方针，力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们。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省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瑛，一天晚上来到董必武的住处，董必武向石瑛谈了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并要求他运用省建设厅及省合作委员会做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石瑛颇为感动，认为找到了光明，获得了办法。石瑛当即答应运用省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训练几批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抗战。后来，由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陶铸领导，为鄂东、鄂中等地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大批干部的应城汤池训练班，就是由石瑛支持创办起来的。张国恩是董必武的同乡，他们一同留学日本，一同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脱党。抗战时，张国恩在武汉当律师，有一定的社会影响。1938年1月11日党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为了维护《新华日报》的正当权益，利用国民党的法律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董必武说服张国恩律师于1938年7月4日受聘为《新华日报》常年法律顾问。对鄂东地区各方人士，董必武多途径做工作，以推动鄂东地区国共合作。董必武曾亲到汉口前日租界大和街63号国民党鄂东行署专员程汝怀的寓所，会见程汝怀，商讨国共在鄂东合作事宜，对程汝怀进行统战工作。黄安是董必武的故乡。1937年11月，董必武以及黄安县委争取了新上任的国民党黄安县长余义民，以及县府的秘书、科长和中学校长董贤珏等人的合作。1938年5月，董必武巡视工作到达黄安，在郑位三等人陪同下，进入黄安城，受到了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董必武利用这个机会先后与30多位知名人士谈话，促使各界进一步团结抗日，发展统一战线。1938年初，中共湖北省委派省委常委方毅（当时名方静吉）来鄂东工作。董必武亲自向方毅介绍鄂东的上层人物，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并给他写了一封致鄂东知名人士的信。方毅来到鄂东后，利用董必武的社会关系，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3.宣传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方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的董必武坚决贯彻实行了这一方针，作出了显著成绩。

董必武多次到群众中去作讲演，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战的意义。1937年底南京陷落后，国民党集团内部充满了失败情绪。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却运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和方法，领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共武汉大学支部领导武汉大学的学生组织了“抗日问题研究会”。董必武两次应他们的邀请前往珞珈山，向武汉大学学生发表讲演。董必武每次讲演都专门讲了发动群众抗日的问题。他说，是相信和依靠全国人民大众进行民族抗战，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这是我们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有了群众的广泛而充分的发动，才能真正实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今后的抗日原则，要放在由一切可能的途径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上。董必武在具体工作中，把抗日救亡与发动群众融成一体，通过组织救亡团体去发动民众。当时在武汉，经董必武直接组织或受到他支持而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有武汉青年救国团、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等。尤其是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它是由董必武与孔庚协商同意，由中共湖北省临委派人去帮助组织起来的。该会在湖北广大农村中，以办教育、设夜校、平民学校、组织宣传队为工作中心，积极开展农民抗日救亡工作，成为湖北声势最大，“有数千农民群众的团体”。一大批爱国青年在董必武等的引导和关怀下，投身抗日运动。走进革命队伍。当年经由武汉去延安或八路军、新四军参加革命的青年有数千人。

4.开办训练班，为党领导抗日战争培养干部

领导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需要成千上万的干部。而刚刚从十年内战中苦苦坚持过来的共产党，在这方面并没有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即使是原来的干部，在进入抗日战争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后，也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因而培训干部就成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当务之急。董必武通过多种途径和办法为培训干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应城汤池训练班是董必武通过他的老友石瑛支持、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李范一出面创办的。当时的名义是训练合作指导员，实际上是培养党的干部。董必武通过湖北省工委派陶铸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指导训练班的工作，以后又陆续派了曾霞（曾志）、潘怡如、刘季平、雍文涛、许子威等共产党员去训练班担任教员。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4期，每办一期，在学员中发展一批竟团员，前后共培养了约350名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湖北各县从事抗战工作。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董必武指示陶铸办起了汤池临时学校，招收贫苦知识青年、学生和其他有志抗战的爱国青年入学。从1938年4月到10月，通过办汤池临时学校以及保教班、师训班等名义，共培养了300余名干部。与汤池训练班开办的同时，董必武指导中共湖北省委，继1937年10月开办的黄安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结业之后，又在1938年3月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合法名义，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和共产党员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抗日骨干。参加培训的学员主要是来自蒋管区的进步青年学生和共产这员。七里坪青年干部训练班开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战术”“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等课程，董必武利用到黄安七里坪指导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机会，去训练班作过报告。七里坪的这两个训练班，共坚持了8个月，先后培训毕业了600多名学员，他们大部分被分到新四军第四支队，还有一部分被分到全国各地。后来，在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和全国其他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袁立、韦君宜、舒赛、马识途以及在鄂东抗日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刘西尧、郑重、陈景文等，都曾是七里坪训练班的学员。董必武还关心和支持了湖北省委在鄂豫交界的鸡公山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先后派出共产党员黄新学、邹吉芳、苏苇等，以办园林试验场为掩护，帮助鸡公山林场主任、豫南第一战区民运专员李相符加强训练班的工作，更好地培养鄂豫边地区的党政干部。1938年5月～9月，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富源里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也得到了董必武的支持，他曾担任这个训练班的主任，主持党员轮训教育工作。原在鄂东红军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党员漆先庭、林少怀、石昆山等都是在这个训练班学习后，回到黄冈参加黄冈中心县委工作的。董必武在抗战初期通过创办训练班的办法，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们后来大都成为鄂东、鄂中以及后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

5.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部署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导湖北省委大力开辟农村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于1938年5月22日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武装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游击队和游击区。”董必武坚决执行中央这个指示。在武汉失陷前，向湖北省委特别强调大力开辟农村工作，指出大山和洪湖地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要湖北省委将得力干部转移到鄂东、鄂中等地，布置他们“武汉失手即搞游击”。董必武还托人用6000元港币从香港购买了几十只驳壳枪，用以武装应城县石膏矿的工人，作为该县党领导的核心武装力量。在董必武的指示下，湖北省委向鄂东等地派出了一批干部去发动和领导农村游击战争。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派省委常委、鄂东特委副书记干部。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组织部长钱英曾先后到黄冈视察工作，促进了鄂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和开展。鄂东后来较早成立了五大队、六大队和八大队等一批抗日武装部队，并开辟和创建了鄂东北、黄冈沿江以及黄（梅）广（济）边、蕲（春）广（济）边等几个抗日根据地，成为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活动基地之一，是同董必武在抗战初期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失陷前夕，董必武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先遣人员赴重庆，继续为贯彻党中央的方针、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