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城：大别山精神简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

中共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把建党精神称为红船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开启革命精神的源头，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创造了一系列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就是其中一种。大别山精神指1920年武汉中学创办至1949年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解放，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党性和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倾向的总和。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的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别山精神的产生背景 

大别山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这一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古属楚地，深受尚美、尚武、执着、自强的楚文化精神熏染，形成了朴实、忠勇、自强、执着的文化心理和淳朴强悍的民风。这里虽地处僻壤，却有着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文风、学风极盛。比如明代，黄安一县就建有六大书院，进步思想家李贽在黄安、麻城讲学著述十六年。近代以来，这里更产生了一些像董必武这样思想先进的文化人。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后，纷纷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大别山精神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健康的基因和鲜活的血脉。 

大别山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又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地。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进而至近代，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经济把人们束缚在贫瘠的田园，生产力十分低下，经济十分落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辛亥革命以后，连绵的军阀战争使中国社会趋向混乱，吏治高度腐败，这一地区的各级政权多为地痞、恶霸及劣绅所把持，与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触即发。1916年5月，黄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遭受迫害而返乡的革命志士就愤然起义，占领县城，虽很快被镇压，却不啻严冬里一声春雷。 

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政治背景，使这一地区在五四运动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之一。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几乎纵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而为大别山精神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 

经过长期研究和反复讨论，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同将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人们之所以认同将这种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首先是因为这种表述来源于大别山精神发展历程中两个最重要阶段的原生态权威表述。 

大别山精神经历了孕育、产生、形成、发展四个阶段。大别山精神孕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大致从1920年3月武汉中学创办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大别山精神产生在黄麻起义前后，大致从1927年8月重组黄安县委到12月黄麻起义队伍转移木兰山。大别山精神形成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大致从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举行“二次暴动”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前夕。大别山精神发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致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1949年鄂豫皖地区解放。 

“朴诚勇毅”来源于大别山精神的孕育阶段，是董必武1920年创办武汉中学时为武汉中学制定的校训，源自董必武朴诚传家的家风。武汉中学是湖北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董必武制定这一校训，是为武汉中学教育学生标示明确的精神指向。董必武后来解释说，“朴”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他认为应该将武汉中学的学生培养成跟黑暗势力斗争的战士，像金石一样坚强，像丹青一样本色不变，因此当时还以“朴诚勇毅”为横额撰写一幅对联刻在武汉中学的大门：“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新中国成立后，他给武汉中学题词，又在“朴诚勇毅”之后加上“干革命”三个字。“干革命”就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这一点睛之笔其实早就蕴涵在校训之中，只是当年不能明言而已。“朴诚勇毅”是大别山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干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二者的有机结合，成为武汉中学学生的精神指向。1923年冬和1924年春，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分别召集黄安籍和麻城籍的学生党员，主持成立中共黄安工作组和中共麻城工作组。这两个工作组成立后，分别回到黄安、麻城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揭开大别山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序幕。后来，正是由这两个工作组演化而成的黄安县委和麻城县委在湖北省委和黄麻特委领导下，组织发动“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举行“二次暴动”，割据柴山保，开始创建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骨干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朴诚勇毅”精神的武汉中学学生和其他在董必武影响下投身革命的青年，“朴诚勇毅”由此成为大别山精神的源头。董必武虽然没有参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但作为武汉中学的创始人、主持人和在大别山地区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播火人，他是当之无愧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精神领袖。所以，“朴诚勇毅”这一作为大别山精神源头的原生态表述，其权威性毋容置疑。 

“不胜不休”来源于大别山精神的形成阶段。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几位领导人率部上柴山保后，为表达开辟柴山保、实行武装割据的决心，即以金兰结拜的方式对天盟誓：“同甘共苦，不胜不休。”1930年夏鄂豫皖边区各自为战的三支红军部队统一编制为红一军后，相继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连续进行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并取得胜利。后来，红四方面军即制定军训：“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同时，对这一军训作出说明：“智”就是“学习”，“有阶级自觉有深刻的政治认识，深湛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学习无产阶级的一切聪明”；“勇”就是“勇敢”，“敢于牺牲，勇于吃苦耐劳，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坚定”就是“有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环境的决心，在任何困苦之下，绝不动摇”，“为革命斗争到底”；“排难”就是“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决不在困难面前投降”；“创新”就是“有创造性”，“创造新局面、新苏区，挽回战局，创造新的战术战略”；“团结”就是“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千万人团结如一人的奋斗，协同一致的努力”；“奋斗”就是“坚决向前冲，努力猛进百折不回”；“不胜不休”就是“不实现苏维埃新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就誓不罢休”。显然，这十六字军训是对黄麻起义以来建军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领导人誓言的直接传承，是这支部队建设的精神指向。这一表述可视为对大别山精神诸种要素的整体概括，因而成为大别山精神形成的标志。红四方面军是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是红四方面军的源头，“不胜不休”作为其精神标示的原生态表述，其权威性同样毋容置疑。 

此外，“朴诚勇毅”“不胜不休”这种原生态表述，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大别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大别山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用这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原生态话语作为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更能彰显这种精神的文化特质，是其他任何后来的概括性话语都无法比拟的。 

三、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容 

人们之所以认同将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还因为这种表述的内容反映了历史的实际状况。 

“朴”即真廉务实。一是“朴素”。“素”者，本色不饰，乃“真”也，所以“朴”蕴含着追求真理、笃信真理、践行真理的精神。董必武以及一大批追随董必武而后投身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青年，就是追求真理、笃信真理、践行真理的楷模。董必武在他90岁生日曾写下一首七律《九十初度》：“九秩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首诗回顾了他一辈子追求真理、笃信真理、践行真理的曲折历程，也道出了他最深刻、最宝贵的人生感悟，这就是“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这种人生感悟的先烈诗章还有：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的“尧天舜日事经过，世态崎岖要整磨。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书记王幼安的“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政，甘心直上断头台”；黄麻起义中层领导人张行静的“人生一世万千差，继承光荣革命家。生不投降当叛逆，愿随先烈葬黄花”；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办事处主任周狷之的“头颅抛千斛，风雨撼孤舟。宁为革命死，不作阶下囚”。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章，表现的不正是一种追求真理、笃信真理、践行真理的精神吗？ 

二是俭朴。“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说明只有俭朴才能廉洁，“朴”与“廉”紧密相联。董必武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时，曾两次拒收蒋介石为拉拢他贿送的巨额银元，就是这种廉洁精神的生动体现。和董必武一样，后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原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干部，都表现出这种一尘不染的廉洁精神。1946年中原军区部队突围以后，独二旅又奉命返回大别山区与敌周旋。当部队到达广济县的时候，旅政委张体学将1000块银元的公款交给县工委书记张凤林保管，告诉他如有需要可随时处理。张凤林家一贫如洗，全家靠讨米要饭度日，可他始终没动一块银元。直到1947年10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他把这1000块银元一块不少地交给了党组织。 

三是朴实，就是求实务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回到黄麻地区举行“二次暴动”失利以后，果断作出“割据柴山保”决策，依托柴山保开辟鄂豫边根据地，体现的就是这种求实务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一举措不仅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开创之功，而且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以后，这里的党组织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同时，又创造出便衣队这种新的对敌斗争形式，为党在恶劣环境中领导群众坚持长期斗争闯出一条新路。 

“诚”即忠诚诚信。“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家喻户晓的《黄安谣》，就是对这种“诚”的精神的生动反映。“铜锣一响，四十八万”--这里的铜锣声代表共产党的号令，共产党一声号令，48万黄安人民应者云从，说明这里的人民群众信共产党，“信”就是“诚”。“男将打仗，女将送饭”--48万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说明这里的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真诚。“头是我爹娘给的，命是我个人的，共产党却是劳苦大众的，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这是敌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时，共产党员程续昭代表千千万万革命英烈所作出的回答。“山林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野菜葛根是我的粮，共产党是我的亲爹娘。”“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这是革命处于最艰难的关头，便衣队战士代表千千万万革命群众所发出的誓言。病逝前夕仍念念不忘检讨自己错误并主动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西路军失败后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被安排担任八路军营长而毫无怨言的从鄂豫皖根据地走出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则是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典范。 

“勇”即无私无畏。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精神。在刑场上，怀有8个月身孕的新四军第五游击大队医务主任戴醒群，甘受凌迟酷刑，至死不答应与担任五大队大队长的丈夫张体学脱离夫妻关系，因为她心里明白，她与张体学不单是夫妻关系，更是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与张体学离婚，就意味着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在战场上，红二十五军军长蔡升熙自己带着一支小部队掩护军主力突围而中弹牺牲，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指挥部队战斗时冲在最前面而中弹牺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是红二十五军的军政主官，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战场上就应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中原军区6万将士在30万敌军围困中的10个月坚持与后来英勇突围，独二旅突围后又重返大别山与敌周旋，刘邓大军无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狭路相逢勇者胜”，都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担当。这些英雄壮举的深层心理，无疑都是一种大无私的崇高境界。 

“毅”即执着坚韧；“不胜不休”即不达目的不罢休。“毅”和“不胜不休”加在一起，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这种精神的目标指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个通过“胜”字彰显的目标，是这种精神的灵魂。二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矢志不渝地奋斗。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二十多年浴血奋斗、二十多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就是对这种执着坚韧精神的深刻诠释。 

四、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 

人们之所以认同将大别山精神的文本表述为“朴诚勇毅、不胜不休”，还因为这种表述揭示了大别山精神的基本内涵。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基本内涵，分别表现在它的灵魂、本质、精髓、核心、品格等方面。 

大别山精神的灵魂是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念。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坚定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为的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支配他们这一行动的思想灵魂是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信念。这种信念来源于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是最美好的社会。这种信念来源于对科学真理的真诚信仰--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种信念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所以，他们在战场上能够冲锋陷阵、甘洒热血，在刑场上能够从容赴死、慷慨就义，在工作岗位上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凭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情怀，把自己的青春、才智、家当连同自己的亲人乃至自己的生命，毫不犹豫奉献出来而无怨无悔。凭着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毅力，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鄂豫皖地区牺牲了100万英雄儿女，其中红安一个县就牺牲14万人，差不多三个红安人中就有一个人牺牲。这组鲜血凝成的数字，就是对这种崇高理想信念的最好诠释。 

大别山精神的本质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一直忠实地践行着党的宗旨。无论是在北伐战争时期打倒军阀除列强，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村大革命，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独立，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本地人民所开展的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地区的党组织不是当救世主包打天下，而是依靠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领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因为苏维埃政府寄命于人民，人民把政府作家庭，所以一旦战事发生，就能“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有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党和人民军队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党的任务和人民利益的有机结合，就这样构成大别山精神的政治本质，也成为这一地区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精神的精髓是求真务实、勇于创新。鄂豫皖地区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党组织后二十多年红旗不倒，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地区的共产党人善于顺应形势的变化，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变化的形势调整战略，转换策略，创新战术。黄麻起义失利后，他们冒着被指责为“寨子主义”的风险，带领起义队伍上木兰山，开创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坚持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后，他们又重建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并且创造出便衣队这种新的对敌斗争形式，为党在恶劣环境中领导群众坚持长期斗争闯出一条新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使黄安七里坪成为抗日斗争的大本营。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主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将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他们组织群众积极配合大军作战；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以后，他们又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大军南下，直至解放。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属于大别山精神的深层结构，构成大别山精神的精髓。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执着坚韧、自强不息。执着坚韧，自强不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鄂豫皖地区人民的优秀文化性格和淳朴民风。这种传统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得到传承弘扬，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正是凭着这种自立自强的进取精神、不胜不休的执着精神，无论在革命的高潮还是在革命的低潮之中，都是矢志不渝，坚韧不拔，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即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在数倍于己的强敌反复“会剿”“围剿”“清剿”“扫荡”的严峻形势之下，也能不灰心、不气馁，化失败为成功，积小胜为大胜，顽强坚持和发展革命。因此，执着坚韧、自强不息成为大别山精神最核心的部分。正是这种精神，使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百折不挠，愈挫愈奋，使这里二十多年红旗不倒。 

大别山精神的品格是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鄂豫皖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一种大义凛然、撼天动地的浩然正气。如前所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鄂豫皖地区就有100万英雄儿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黄麻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戴克敏，出生于一户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全家族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为革命英勇献身。率领麻城农民自卫队参加黄麻起义、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大将的王树声，全家族为革命牺牲17人。率领黄陂农民自卫队参加黄麻起义、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大将的徐海东，全家族为革命牺牲66人。像戴克敏、王树声、徐海东这样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烈士家庭，在鄂豫皖地区数不胜数。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的就是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为了革命，这一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有限的粮食省出来，送给子弟兵做军粮。据史料记载，仅黄安战役期间，黄安一个县的人民就给红军捐献160万斤军粮。为了革命，人民宁肯自己承担繁重的农活家务，也要把自己的子弟送去参加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让他们到战场上与敌人拼杀。据不完全统计，仅黄安一个县就有6。5万人参加红军，6000人参加新四军、解放军。全县工农群众中，青年人几乎都参加过革命队伍打过仗，中老年人和妇女、儿童都做过革命工作。无私奉献，已经成为鄂豫皖地区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广泛认同并努力践行的价值观。这种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情怀，构成大别山精神最重要的品格，成为大别山精神最显著的标志。 

五、大别山精神的历史价值

大别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精心培育的一种革命精神。作为这一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灵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大别山精神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成为人民武装斗争的重要策源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独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武装斗争。这时，党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相继领导四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这就是1927年9月在鄂东地区举行的“九月暴动”即秋收起义，1927年11月在黄麻地区举行的黄麻起义，1929年5月在豫东南地区举行的商南起义，1929年11月到1930年1月在皖西地区举行的包括六霍起义、请水寨起义在内的皖西起义。尤其是黄麻起义，作为秋收起义之后、广州起义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黄麻起义、商南起义、皖西起义分别开辟的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正是这几次武装起义，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成为人民武装斗争的重要策源地。 

（二）大别山精神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先后诞生五支人民军队的主力部队。第一支是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部队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其主力撤离鄂豫皖以后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第二支是1932年11月重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这支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以后坚持根据地斗争，后来又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在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作为红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的部队，为中央将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重要贡献。第三支是1935年2月重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这支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来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第四支是1941年4月组建的新四军第五师。这支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改编而成的部队，在孤悬敌后的艰难处境中，创建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中原敌后抗日战场。第五支部队是1945年10月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这支由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三五九旅、嵩岳军区等部组成的部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坚持中原阵地，以6万兵力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30万主力，直到1946年6月举行中原突围战役，拉开全国解放战争序幕。 

（三）大别山精神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成为人民革命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度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原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创建的中原解放区成为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反攻、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正是大别山精神的支撑，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成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基地和依托。 

（四）大别山精神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治党治国治军杰出人才的重要基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11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326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红安则是产生杰出人才最密集的典型。从红安输送到革命队伍的数万人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经过20余年的浴血奋战，他们中绝大部分英勇献身，其中有11名省军级干部、8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400多名县团级干部。到新中国成立时，健在的红安籍红军老干部只有600多人。这600多人中，有7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61人成为开国将军。红安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这一地区走出去的革命家、高级将领、高级干部及其他仁人志士，正是靠着“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卓越功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又是靠着对大别山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为祖国繁荣富强，为人民共同幸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别山精神以其壮丽笔触，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六、大别山精神的现实价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别山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务。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大别山精神是一把重要钥匙。弘扬大别山精神，是促进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之所以说大别山精神是解决发展中问题的重要钥匙，是因为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针对性。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对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里仅以党的建设为例，看看这种针对性。 

2016年2月，中央《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明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这里明确指出了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在精神的层面，起码是诚信意识不强、奉献精神不强、廉政意识不强、务实精神不强、奋斗意志不强。而解决这几个“不强”，大别山精神就是对症的良药。诚信意识不强--大别山精神有“诚”；廉政意识不强--大别山精神有“朴”（俭朴--廉洁）；务实精神不强--大别山精神有“朴”（务实）；奉献精神不强--大别山精神有“勇”（无私）；奋斗意志不强--大别山精神有“毅”、“不胜不休”。由此可见，大别山精神对解决当前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二）易接受性。作为接受对象，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具有容易接受的特点。这是因为接受主体在接受这一对象的时候，会产生两种心理效应。 

一是文化认同。“尊祖”、“重史”，是中华民族的两种重要文化心理。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传统是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群体的家史。当接受主体接受这一对象的时候，其潜在的“尊祖”、“重史”的文化心理就会使其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因而形成无障碍的自觉接受。 

二是审美享受。大别山精神及其载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审美对象，属崇高的美学范畴。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活动，以其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英雄行为和“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英雄精神，冲破暂时强大的反动势力的阻挡，预示出主客体矛盾终将趋向统一的历史必然性，集中体现了社会生活中崇高的美学特征。当审美主体以大别山精神及其载体为对象进行审美活动的时候，审美对象崇高的审美特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和感染力，势必引起审美主体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自由观照，产生强烈的崇高感，从而得到人格的提升和心灵的净化。这样，大别山精神及其载体便在实现审美功能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教化功能，达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 

由此可见，曾经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别山精神，是一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英雄精神，是一种蕴涵崇高美的审美对象。它将真、善、美融为一体，向人们展示着真理的威力、道德的张力和美的魅力，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这种震撼力和感染力吸引人们由衷地接受，并在接受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崇高感，从而提升自己的人格，净化自己的心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别山精神是解决人的问题的一把重要钥匙，因为它打开的是人的心灵之锁。而发展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所以大别山精神是解决发展中问题的一把重要钥匙。因此，继续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将在根本上对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推进社会革命，就是不断解决社会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所以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习近平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看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这决定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12党的建设归根结底也是解决人的问题，因为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人--具有人的本质的人，然后要是一个好人--有道德的人，最后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先进的人。可见，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也是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因此，继续弘扬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将对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党内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从根本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