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李大钊缺席“一大”原因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没有出席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原因是什么呢？史学界一些专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思考，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公务繁忙说、受伤住院说、安全考虑说以及不重视说等说法。文章在评述上述相关结论的基础上认为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客观历史情境和李大钊主观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李大钊反复权衡利弊做出的慎重抉择。

一、学术界已有观点述评

1.事务繁忙说。

事务繁忙说是学术界传统的主流观点，目前仍然是正统的观点。已故的著名党史专家胡华认为：“李大钊正忙于其他工作，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最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解释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原因时，认为：“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大型工具书《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则以“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来解释两人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全国统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也沿用了“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的说法。至于具体是什么事务，则语焉不详。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校务繁忙说。即将放暑假了，李大钊又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自然很忙碌。一大代表、李大钊的爱徒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公博在1946年写的《我与共产党》中记述道：“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即陈独秀）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很多学者支持校务繁忙说的理由也来源于张、陈二人的回忆。二是李大钊要筹备和出席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药英和陈文秀认为“1921年李大钊同志因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之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另派两名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7]曹学鹏和李红涛则认为在1921年六七月间，李大钊积极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因为擅长编辑工作，李大钊担任了编辑部的编译员以及月刊编辑部主任，并且从第二年开始就被选为学会评议员，一直是该学会的骨干成员。三是李大钊忙于筹备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曹学鹏和李红涛的文章认为“李大钊还忙于在北京对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指导工作”，文中还引用了朱务善在1956年6月撰写的《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里的相关内容，“我和邓中夏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同志，共同商议如何组织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如何在青年的革命队伍中，加强我们的组织。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我们就于1921年年底就正式公开地成立了。”

2.领导索薪斗争说。

此说法最早见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罗章龙的回忆文章：“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撰写《张国焘传》的作者姚金果和苏杭以及《李大钊年谱长编》的作者朱文通等人均持此说法。曹学鹏和李红涛在《李大钊未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新探》一文中写道：“大钊同志因为公务繁忙和正在领导‘索薪斗争’，战斗在反对军阀的第一线，无法脱身参加这次代表大会。”7月28日，索薪斗争取得胜利，此时距中共“一大”结束只隔两三天了，因此李大钊无暇参加一大。

更有人认为李大钊在领导北京教职员索薪斗争的过程中受伤而且住院，因此根本无法参加一大的成立会议。曹学鹏和李红涛引用了民国时期一个重要报刊的新闻报道作为史料：“1921年6月5日的北京《晨报》报道：李大钊被打得昏迷倒地，不省人事，被送进了医院，待伤愈出院，联席会主席马叙伦仍在治疗中，李大钊则代任主席为索薪与北洋政府方面继续斗争”。《李大钊传》中也有这样的介绍：1921年3月至6月，李大钊亲自领导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职员工向反动军阀政府进行了“索薪斗争”，“六月三日，又与这次斗争的领导成员共同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这次请愿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殴击，大钊同志头部被刺刀戳伤”。李芳清依据该史料认为，这是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主要原因。

3.不重视说。

尽管权威工具书和教科书都认为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原因是事务繁忙，可很多学者总认为这只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一种托词，实际原因应该是李大钊未能预见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作用，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或者估计不足。刘仁静的个人回忆就认为：“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选举中共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我的头上。”刘仁静的这些回忆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两大巨头没有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原因。苗体君、窦春芳根据罗章龙、刘仁静的回忆材料，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在推举出席“一大”代表的活动中，既没有通知李大钊参加，也没有推举李大钊出席。

郭国祥、朱喆在《中国共产党“一大”漫谈》中也认为，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不然，何以参加这样一次会议的十三位代表，没有一个能够事后准确回忆会议的具体日期呢？它还从党的纪念日的确立的复杂历程来阐述这一观点，正是因为忘记了具体日期，才导致了党的成立日与党的纪念日的不一致。他们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认为对一大意义估计不足也是情理之中。五四时期是中国社团活跃、政党林立的时期，作为全国知名教授，参加各种各样社团、政党的成立大会是常有的事，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是一个影响很大的社团，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在李大钊看来，如果没有更大意义的社团会议，他还是会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为重。持此说法的还有姚金果、苏杭等。程金蛟通过对中共早期党员对中共成立时间的回忆、对中共“一大”的认识和看法、“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的会后表现、“一大”取得的有限成果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一大”召开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一大”召开并不重视。

4.安全考虑说。

从陈公博的回忆“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张国焘和李大钊商量出的托词以及刘仁静的推测可以得出结论，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可能是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曹学鹏、李红涛认为，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给“一大”带来危险。李大钊不仅参加了旷日持久的“索薪”斗争，而且是北大知名教授，还是当时各方面知名度都很高的“过激派”领袖，他的行踪极易引起反动军警的注意。如果李大钊出席“一大”，就有可能影响到会议的安全，其后果自然不堪设想。郭国祥、朱喆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认为为了组织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召开应该是两大巨头缺席一大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世界资本主义阵营视为“洪水猛兽”“赤化运动”，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在中国更是被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严加防范，李大钊作为一位北大教授，社会名流，特别作为一位挂了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想秘密参加这样一个会议，难度很大，加上又有各种事务缠身，突然的离开更会引起当局的猜疑，甚至有可能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此他极有可能和张国焘商量，让他的得意弟子参加，自己则以领导索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次重大会议的秘密召开。

二、已有观点的不足

1.事务繁忙说并不成立。

很多学者认为所谓北大校务繁忙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苗体君和窦春芳在《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再探讨》一文中对校务繁忙说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是一大开会的时间正是全国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参加一大的代表中，教师、学生占的比例最大。一大之所以选择在暑假召开，正是因为照顾多数代表是在校师生，那么身为北大教师的李大钊一定也在假期之内。二是根据文献资料查阅李大钊的履历，李大钊身兼北大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两职，事务可能很繁忙，但也干了很多别的事务，说明李大钊有多余精力可以去上海参会，并不存在忙于校务的说法。三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刘仁静在1979年12月21日所写的《一大琐忆》中解释道：“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这说明在刘仁静看来，李大钊不去上海参加一大，其实是与他的学生张国焘早就私下商定好了的结果，如果别人就此发问，就按提前约定好的答案来回答。

至于要筹备和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更不成为理由，那是在没有真正考证出“一大”召开的实际日期前的一种穿凿附会的解释。现在很多学者经过考证，已经确认少年中国学会是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和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完全没有冲突。因为以前史料不足，很多人把一大的纪念日和一大的实际成立日混为一谈，才有此观点。再说，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并未在北京举行，而是在南京，北京地区的代表是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李大钊并未参加。

具体考察李大钊建党前后的活动也发现事务繁忙说太牵强。根据《李大钊年谱》记载，1921年6月李大钊带领北京国立八校职员代表百余人及学生代表数百人，在新华门游行抗议，遭军警毒打；7月底，历时4个月的教育风潮结束，此后则继续在北京处理北大校务工作。在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1922年6月7日，李大钊由北京去保定指导北方铁路工人的革命运动。同年8月中旬由北京去上海出席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9月11日返京。1923年2月初，李大钊赴武汉讲学，3月上旬由武汉抵达上海，4月下旬返京。在北京停留一个月后，又去广州，7月中旬返回北京；10月中下旬或11月初，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2月中旬返回北京。1924年1月，李大钊又南下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2月底返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大钊四次跨越长江，三次奔赴上海，两次南下广州。由此可见，李大钊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党的工作，不辞辛劳，根本就不在乎路途遥远、自己公务是否繁忙。根据李蓉《中共一大轶事》书中记载，早在魏金斯基之前，俄国人哈哈诺夫金就在1919年末到北京见过李大钊，与李大钊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李大钊也在1920年年中根据哈哈诺夫金的建议与陈独秀写信沟通，相约建党。在此期间，李大钊一直公务繁忙，却因为建党事宜积极与各先进社团、学生组织、工人组织联系，积极筹备共产党成立事宜。事有轻重缓急之分，任何事情都比不上李大钊心里的革命事业，所以并不存在因公务繁忙而缺席中共一大会议这一说法。

2.领导索薪斗争受伤住院说查无实据。

李国继经过考证认为，李大钊虽然在６月间的请愿活动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殴击，但没有明显的受伤迹象，完全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事后仍然四处自由活动。根据《李大钊年谱》记载，“六三”惨案之后李大钊仍然在积极出席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以及各团体联席会。因此，仅仅根据一篇新闻报道说李大钊受伤住院，从而不能出席中共“一大”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现在也找不到李大钊受伤住院的相关历史记录和史料。当时参加游行被北洋军阀殴打的几十名师生的安危是社会各界关心的焦点，反动派包围了集中救治伤员的医院，采取了严格的监控措施，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主席马叙伦采取绝食抗议的方式反对反动派的做法，《晨报》《京报》每天都有大量篇幅刊登医院的情况。李大钊作为一名身份显赫、地位特殊的领导者，自然会受到各大媒体的重点关注。马叙伦等知名人士出院的时候，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却唯独没有李大钊的相关消息，由此看来李大钊可能受轻伤，但并未住院。李大钊当年的同事胡适的日记也很能佐证这个观点。胡适1921年6月5日的日记中清楚地记载：“孟和、铁如、守常（即李大钊）等来谈”，显然与报道中所说李大钊6月3日受伤住院相矛盾。

3.不重视说在逻辑上很难成立。

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较早提出要在中国创立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说他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呕心沥血，付出了他所有的热情和期望，甚至还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对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他怎么可能不重视呢？再看他建党前后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奔波和辛劳，不重视说就很难在逻辑上成立。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除了投身索薪斗争，李大钊也忙于各青年社团、学会的事务。3月上旬，李大钊到郑州等地视察工人运动，帮助筹建地方工人俱乐部，下旬在《评论之评论》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本月更是完成了《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以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两篇反映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章；4月忙于营救关押在黑龙江陆军监狱的革命同志；5月则是帮助筹建长辛店工会以及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各会议；6月因为新华门前“六三惨案”受伤；7月多次出席教职员代表联席会；8月筹备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的成立工作。短短五个月的时间，李大钊一直忙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事业，没有一刻空闲，真正做到了“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并且“所不暇计”，怎么能因为没有参加“一大”就认为李大钊不重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呢？

实际上，不仅仅是李大钊，其他的地方代表也都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代表大会。一是北京支部在一大召开前不仅召开了选举会议，还派张国焘提前到上海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因为需要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单从这一点上看，此次大会就很受重视。二是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上海共产党组织李达、李汉俊郑重其事地商量了大会的各项事宜，就会议的各种细节问题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如向代表寄送支票提供路费，安排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络住宿、餐饮，进行建党的各种讨论，等等，足以见得此次大会受到了大家的一致重视。三是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及时向共产国际报告了此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并且将会议形成的有关文件送到共产国际加以存档。此外，一大代表陈公博后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也携带了与会议有关的重要文件，并依据这些材料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可以看出当时每一个参会人员对这次会议都十分很重视。

4.安全考虑说并不全面。

为了个人的安全这种说法与李大钊革命形象不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李大钊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从小便立志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是革命者、革命家必备的品质。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李大钊要求张国焘赶紧离开北京，避免被段祺瑞政府的亲日派迫害，张国焘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大钊却表示留在北京并无关系。1921年6月新华门前的游行，李大钊冲在前列，没有考虑过反动派是否会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安全。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李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由此可见，只要与革命事业相关，李大钊绝对不会因为个人安全问题而滞留北京。

为了组织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召开而放弃这样一个名扬千古的机会应该是重要原因。李大钊是北大教授、社会名流，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一位响当当的“过激派”领袖人物。如果他在持续四个月的索薪斗争恰值高潮之际忽然离京赴沪，不仅可能引起索薪斗争队伍的人心波动，也容易引起北洋反动政府的警觉，影响到上海“一大”会议的安全。

三、从历史合力论视角看李大钊缺席“一大”的原因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历史是无数单个人意志合力作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历史合力，即历史结果。”

历史合力论为我们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提供了科学的思考方法，那就是不要从某一个单一的因素去看事物发展的起因，不要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事物的发展进程，要从立体的各个因素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李大钊缺席中共“一大”，并不是单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多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客观历史情境和主观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李大钊反复权衡利弊做出的慎重抉择。

1.李大钊怕给组织的安全和会议的顺利召开带来不利的影响。

共产主义运动在苏俄一兴起，就被视为“洪水猛兽”“赤化运动”，引起了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李大钊作为一位地位显赫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走在思想革命前线的第一人，想秘密参加这样一次“赤色”会议，难度很大，一定会遭到北洋军阀和租界当局的猜疑，极有可能连累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李大钊选择派自己的得意弟子张国焘参加会议，转达自己的思想，自己以领导索薪斗争为幌子掩护这样一次重大的秘密会议的召开。李大钊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1919年陈独秀因与《新青年》编辑高一涵等人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北洋政府逮捕，时隔98天之后才被释放。1921年4月列宁委派马林来到中国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之时，立即引起了国际反共势力的警觉。叶永烈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写道：“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马林在来中国的途中，就被维也纳警方以“他是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可见“赤色分子”的出现让资本主义国家如临大敌。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是波折重重，1921年7月30日晚，参会代表们刚在开会的大餐桌边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之时，一个面孔陌生的中年男人闯入餐厅，谎称找人。这个不速之客立即引起了马林的警觉，马林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经过学者考证，这个中年男子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程子卿）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转法帝国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由此可见，正如陈公博所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很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幸亏马林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才使得中国共产党避免了一场在初创时的重大浩劫。北洋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警觉、马林被捕事件以及密探事件足以证明李大钊没有亲自参与会议，是确保会议安全召开的最好办法，所以李大钊留在了北京。

2.陈独秀作为建党第一人都未出席大会，也让李大钊因为各种顾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个创始人。但在李大钊心目中，陈独秀才是真正的主角，是先锋，是主帅，自己只是配角，是助手，是战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回忆：“李、陈交谊素笃。守常对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可以看出，李大钊十分尊重陈独秀，对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做出了肯定。根据《中共一大轶事》，李大钊对哈哈诺夫金说：“此事关系异常重大，我一个人不能做主，必须和陈独秀商议，征求他的意见，只有陈独秀发起组织共产党，事情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在维金斯基去北大图书馆访问李大钊时，李大钊说“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根据彭述之回忆，哈哈诺夫金是一名俄国共产党员，1920年2月左右经过北大俄文教授柏烈伟介绍访问李大钊。李大钊在面对哈哈诺夫金以及维金斯基两位俄共党员提出建党事宜时，都表明陈独秀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不二人选，正如李大钊对彭述之所说“在中国唯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张国焘也提到“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的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在李大钊心目中，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召开成立大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自然非陈独秀不可。如果是陈独秀去，自己去或是不去，都无关紧要，但现在陈独秀不去，自己去，则难免喧宾夺主，很有可能引起误会或者造成某些人际交往的尴尬。一来，自己有贪天之功的嫌疑，偌大一个组织，真正的主角没有出场，自己作为配角闪亮出场，有出风头和争功的嫌疑。二来代表们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精神领袖的名望和地位，会尊重自己，到时讨论问题时，以自己的意见为准，而自己事先又没有和陈独秀好好商量，万一有些意见与陈独秀的思考并不一致，今后的工作就不好开展。三来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干预，陈独秀不出席大会，就隐含着争取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位的动机，希望有些纲领和议案有更多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两个领袖都没有到场，等到决定之时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如果自己参加了大会，就势必对某些敏感问题表态并形成决议，万一不符合实际，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四是给选举中央领导集体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困惑，因为他的威望和身处现场，到时候推选领袖，多少也让代表们尴尬，不选他似乎不够尊重，选他似乎又对不住实际的党魁陈独秀，既然自己去可能引来这么一些难以言说的尴尬，还不如不去为好。  

3.早期中共领袖对党的成立时间有特定阶段的认知，从而对“一大”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现在主流的观点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但查阅党的早期文献，发现在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之前，大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8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既然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那么1921年7月召开的就不是党的成立大会了，而应该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对于它的意义自然没有现在看得这么重要，李大钊很有可能就会因为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而放弃这样一次重要会议了。

早期的文件、档案和回忆资料普遍认为1920年8月共产党已经成立。如：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长篇讲演，详细回顾了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他明确提出：“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请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主题讲演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完成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多次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儿。”董必武回忆：“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萧子升也在回忆中表示：“1920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新民学会有一百多人。”所以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也不否认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事实，1920年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实际上1920年成立的上海党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党纲、宣言和机关刊物，据李达回忆：“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和其他党的早期组织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它们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发起与被发起”，是中央与支部的关系，而且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在陈独秀的要求和主持下建立的。当时只有上海的叫中国共产党，而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共产党组织都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武汉支部和长沙支部。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提道：“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旅法人员刘清扬也在回忆中提道：“因为张申府出国前已与李大钊同志商量好，要在法国成立海外党支部。我们到法国巴黎后，在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

从逻辑上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之前并未成立，那么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员代表的说法。理论逻辑总是先有组织，再有组员，再有组员代表。纵观世界各国政党发展情况，大体上都是先有了政党，然后才有政党党员，然后才有经过选举或者委托产生的党员代表。而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党史教材都认为一大召开时，全国已经有58名党员。如《李大钊年谱》记载：“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李达等十二人，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一大”之前并未成立，那么该次会议应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大会”或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才合乎情理。历史上，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24年才召开，但国民党的成立则要追溯到1905年的同盟会或者是1912年由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了。

党的代表大会当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大会了，但它与党的成立大会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党的领袖，参加党的成立大会责无旁贷，这是党的仪式感和党的神圣性所必需的，如果党魁都不参加，在外人看来，这个组织似乎很涣散或者近乎儿戏了；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党的领袖一般都会参加，但如果因为各种复杂原因特别是如果参加还可能危及组织生存的情况下，党的领袖也可能缺席党的代表大会。

总之，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个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反动势力的高度警觉，李大钊担心自己的出席会影响到参会同志的安全和该次大会的顺利召开；陈独秀作为建党第一人都未出席大会，也让李大钊因为各种顾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再加上早期的中共领袖对党的成立时间有特定阶段的认识，从而对“一大”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是当时客观历史情境和主观认知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李大钊反复权衡利弊做出的慎重抉择。

（作者简介：郭国祥，博士，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岩松，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