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平：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抗日救亡活动纪实

工人自发慰问抗日伤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席卷全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前方将士英勇战斗，很多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伤员由长江水路运至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救治。当载有伤员的轮船停靠在汉阳兵工厂码头时，住在附近的汉阳兵工厂工人、厂读书会骨干成员黄致祥、吴永裕（两人后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立即组织周围工人邻居，到轮船上抬运伤员送到医院。到厂上班发动全厂工人开展募捐慰问伤兵的活动。 

鉴于汉阳兵工厂受国民党严密控制，为使募捐慰问活动少受国民党汉阳兵工厂特别区分部（简称特别区党部）和厂方的干扰，黄、吴等人争取了几位厂爱国人士参加，专请特别区党部委员、检验车间不脱产青年工人廖人钊作为活动发起人，还请特别区党部委员检验车间工人张秋甫到特别区党部联系疏通这次募捐慰问活动的有关事项，获得特别区党部的批准，并派特别区党部委员周超群为活动指导员。工人们虽然生活很苦，听说要募捐慰问抗日伤员，都踊跃捐献，拿出微薄的工资向抗日伤员献爱心。这次捐款工人们一般捐三天的工资，最高的达到半个月工资，最少的也捐了一天的工资。不少厂职员（管理人员）也参加了捐献，全厂共捐款1000余元。活动组织者们将全部现金购买了实物慰问品，推举吴永裕为队长，组成60多人的慰问队，一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来到医院慰问抗日伤员。慰问时，工人们感谢伤员们在前方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伤员们也为工人们的爱国精神所感动，表示早日治好伤再上战场直到打败日本侵略者。伤员和工人们都紧握双手，热泪盈眶，充满了高昂的团结抗日气氛。 

成立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

随着日寇的猖狂进攻，我华北、华东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武汉三镇成为战略后方。1937年11月起，国民党中央和许多重要军政机关陆续迁至武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云集武汉。此时国共合作的政治气氛较浓，中共领导下的青年救国会、抗战教育研究会及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竞相成立，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日趋活跃，武汉已成为全国战时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大好形势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直接领导了汉阳兵工厂发动工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着手成立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简称抗敌工作团）。关于抗敌工作团名称问题，当时有人提出叫“抗日工作团”，后经过郭述申、王致中（省委成员）等人研究，要争取合法形式全力动员工人群众来抗日，就必须“注意策略，避免阻力”，还是叫“抗敌工作团”好。他们还对正副团长的人选问题进行研究。汉阳兵工厂读书骨干吴永裕政治条件好，善于与各方面打交道，加之他所在的车间青年工人多，担任团长比较合适。而两名副团长，则为团结各方面力量并利于开展工作，一个由厂里特别区党部委员廖人钊担任；一个由步枪厂工人王根甫担任，王对政治持“中立”态度，足球踢得很好，身后有一群爱好足球的队员和观众，便于争取和联系群众。抗敌工作团筹备成立过程中，取得了两位特别区党部委员的支持，廖人钊拟稿呈文县党部，申请成立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另一委员张秋甫则多方联系疏通，很快得到了特别区党部的批准，特别区党部仍然派周超群为工作团的指导员。接着在国民政府民运科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从此，工作团成了合法的组织。驻武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三厅下设民运科。民运科为专门控制掌握群众抗日运动的机构，各群众团体组织必须经过民运科登记备案。陈诚指定其亲信刘培初为三厅民运科科长。当时国民党碍于国共合作和为了与共产党争夺群众，表面上不阻拦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月9日，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正式成立，正副团长按研究的人选选举产生（3月增选陈用文、李忠吾为副团长）。当日发表《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成立大会宣言》和《我们是钢铁的劳工——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之歌》，并登在14日《新华日报》上。 

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是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全厂职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公开组织，它下设壁报组、歌咏组、戏剧组和总务组，各组组长均由厂读书会骨干担任，办公地点设在厂内特别区党部楼下。工作团成立后发展很快，1月至5月，团员由50余人增加到500余人，并在火药厂成立了“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分团”，工作团的工作口号是“利用工余时间的每一分一秒来努力抗敌工作”，团员们每逢中午、下午放工吃饭后做歌咏、演讲、话剧、壁报等宣传工作。 

为加强汉阳兵工厂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抗敌工作团的领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经过考察了解，于1938年1月介绍发展吴永裕、黄致祥、苏博（原名陈昌茂）为中共党员，同时恢复成立汉阳兵工厂党支部，黄致祥为书记，吴永裕为组织委员，苏博为宣传委员，湖北省委还明确兵工厂支部为特别党支部，直属省委领导。厂党组织建立起来后，其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抗日救亡宣传

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从成立起就不断地开展形式多样且极具影响的抗敌救亡宣传活动。抗敌工作团每周举行2次抗战演讲报告会，请知名进步人士进行演讲和作报告。其中最著名的有“七君子”中的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还有《新华日报》编辑吴敏、抗日救亡进步人士钱俊瑞等，每次参加演讲报告会的工人群众都很多，礼堂挤得满满的，如沈钧儒来厂演讲的那天，由于他讲得既充满哲理又深入浅出、活泼生动，赢得满堂掌声，虽然有人在房上丢瓦片捣乱，但会场秩序井然，没有一人离场。 

组织演出是抗敌工作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重头戏。《新华日报》曾报道了他们一次宣传演出的情景：“在场外的广场上搭了一个临时大舞台，台前黑压压的挤满了扶老携幼的观众，娘儿们搬了条凳子站在上面，指手画脚的说东道西，卖零食的小贩穿来穿去，简直是乡下做戏的景象。”工作团有歌咏队，演出时全队合唱，能一连唱好几首抗日爱国歌曲，“都唱得很圆熟”。抗敌工作团戏剧组能自编自演歌剧和话剧。他们编演的歌剧《团结抗日》，把《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连起来，表演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打倒汉奸，情节虽然简单，但工友们能利用现有的歌曲编成剧本演出，不能不说是别具匠心。抗敌工作团编演的话剧《活路》，是工友们的集体创作，其剧情是讲开始几位思想较落后的工人，先对抗战不关心，后受到日寇的种种侮辱和压迫，终于觉醒与工友们一同去抗日打游击。这曲戏由工人演给工人看，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在武汉话剧界颇具影响。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的演出效果如此之好，得益于许多社会艺术团体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平津流亡学生宣传队帮助他们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节目：青年救国团教他们唱《大刀进行曲》《救国进行曲》《兵工抗敌工作团之歌》等歌曲，还多次指导帮助他们组织演出宣传大会，导演了许多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抗日文艺节目。 

多生产武器支援前线，捐献钱物救济难民

汉阳兵工厂广大工人在特别党支部和抗敌工作团的动员组织下，抗日热情高涨，工作干劲十足，既积极投入紧张的抗日救亡活动，又加班加点生产武器支援抗日前线。许多工作团团员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几宿不休息也不疲倦，工作团抗日救亡工作非常出色。当时《新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汉阳兵工厂工人文荣生（实为陈用文执笔撰文）《国防工人的生活》一文，文中写道：“我们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从早晨七点起至少要到夜晚九点钟——这叫一工半……也有干一工八三的，那要到十一点钟……在我们的生活之内是没有一分多余时间的：机器是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我们成天成夜在与钢铁战斗，在直接帮助前线将士与敌人战斗！我们是一分一秒也不能懈怠的啊。” 

抗敌工作团还发动工人群众捐献衣物和现金，慰问伤兵以及救济家乡被日寇占领后逃亡出来的难民。上述《国防工人的生活》这样写道：“虽然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窘困，但我们有时还自动的大批的拿出捐款来救济难民，慰问伤员，或补助我们的抗敌工作团。我们为了后方的安宁，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周恩来指挥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抗敌工作团干部

1938年5月1日《新华日报》第4版上发表了上述《国防工人的生活》的文章，反映了汉阳兵工厂工人的苦难生活情况，揭露了厂方扣工人工资购“救国公债”后5个月未发给工人债券（可能是厂方扣款而未购债券）和遭敌机轰炸停产期间仍扣工人工资等行为。这在厂里引起很大震动。工友们认为作者有胆量，说出来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替工人们出了口气。然而特别区党部和厂方却惊恐万状，急电在湖南的厂长郑家俊火速回厂。5月22日郑回汉后迅速与国民党政府当局密谋策划，随即开展了一系列镇压抗敌工作团及工人的行动：查封了厂图书馆，把进步书刊《列宁主义》《大众哲学》等从书架拿下。25日查封了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逮捕了团长吴永裕，副团长陈用文、廖人钊、王振甫，团员马富贵等5人，并将他们送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关押。 

另一名副团长李忠吾25日这天被抗敌工作团派往汉口江汉路“一江春”酒家参加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会议。上述5人被捕后，工作团团员周林立即去会场送信，通知李不要回厂，马上隐蔽起来。散会后，李忠吾和汪德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指示：“这事由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出面营救较为合适，并告诉次日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吴奚如联系。”第二天李忠吾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吴奚如，吴说：“周恩来同志已经讲了，问题较难解决，他本人不能直接出面，只能从侧面向各方面联系想办法营救。”第三天李公朴去找陈诚交涉，陈不但不放人，反而污蔑救国会有人煽动工潮，并将李公朴软禁起来，威胁要救国会交出煽动工潮的人来。不久由于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宋庆龄等人出面抗议，陈诚被迫释放了李公朴。 

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被查封事件发生后，中共湖北省委立即召集武汉各群众团体在汉口利济路小学开会，省委工运部长王瀚提出了5点应急措施：呼吁全国各群众团体支援汉阳兵工厂的斗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启封被查封的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慰问被捕人员的家属；号召群众捐献，救济被捕人员的家属。然而会后不久，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却得到了由湖北省委传来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不同的声音。受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支配的王明批评湖北省委利济路会议的决定措施，认为汉阳兵工厂是国民党的心脏，抗敌工作团的行动捅到别人的心窝里去了，当然人家要发火。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能这样去搞。王明这样的言论无疑阻扰了挽救抗敌工作团和对吴永裕等人的营救。 

此时被关押的吴永裕，为争取出狱要求大家团结起来，统一口供，与敌人斗争周旋。首先，他们5人结为抗日患难兄弟，并按生辰年月依次排为兄弟，王根甫为老大，依次为吴永裕、廖人钊、陈用文和马富贵，发誓生死要团结在一起，为早日出狱而努力。其次，他们商量把口供统一为：“我们只是在工厂里进行了一些抗日救亡宣传，我们的组织与活动都是合法的，成立抗敌工作团，除经厂里国民党特别区党部批准外，还在政治部第三厅民运科备案了，特别区党部派了周超群委员为工作团的指导员，我们没有犯什么法，宣传抗日救亡没有罪。《新华日报》发表了文荣生的稿子，我们厂里有三千多人，不知道是谁写的，查工作团团员登记表也没有这个人，为了此事我们还在《新华日报》上登了启事。”此后军法处几次提审，大家统一按这个口供说，敌人审不出什么名堂，也未拿到什么“罪证”，不好随便定案，只好继续关押。后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营救，9月初5人被释放出狱。 

吴永裕等5人出狱后，汉阳兵工厂已经南迁至湖南辰溪和四川重庆，他们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党组织。此时的武汉，日军压境，烽烟四起，各类机构和人员正在疏散。党组织正准备输送一批工人到延安去，即以新四军教导队的名义，组织以工人为主的70名队员的队伍，由陈用文和吴永裕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带领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封查抗敌工作团事件发生后，汉阳兵工厂的党组织及其工作也遭到严重破坏。汉阳兵工厂南迁时，不少工人不愿背井离乡，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把厂里的枪支弹药拖出去抗日打游击，但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而未得到党组织的准许。直到8月中旬，省委书记郭述申来厂准备动员工人参加打游击，但为时已晚，兵工厂的武器已全部运走，工人们走的走、散的散，已无法组织起来了。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书记黄致祥、支委苏博随厂到重庆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以后去了延安。一些党员随厂迁至湖南辰溪，多数与组织失去联系，少数找到党组织。 

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从成立到被查封不到5个月，但他们“利用工余的每一分一秒来努力抗敌工作”，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都搞得有声有色甚至轰轰烈烈，许多活动在《新华日报》上报道，影响全国，牵动中央，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钢铁意志和先锋作用。正如《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之歌》所唱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钢铁的劳工，我们劳动、劳动、劳动，我们多造一个枪炮子弹，将毁灭多少个人类底野蛮！——拼我们底血肉：要给我们祖国筑起一道巩固的国防；——拼我们底血肉：要给我们祖国造上一座钢铁的城垣！” 

汉阳兵工抗敌工作团——一面工人阶级抗日救亡的旗帜，永载史册，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