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 等：失独者的边缘行动及其异化困境

中国自2015年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至今已两年有余，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出生人口总量和出生率不升反降。与此同时，根据早前统计，全国范围内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超100万个，并以每年7.6万个的速度不断增长［1］。对于处在复杂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失独者①而言，因不可逆转的失独事件使其社会身份发生巨变，失独者不得不通过选择性地回避和融入以适应自我身份变化。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选择性边缘化在理论上也是一种“积极边缘化”策略［2］，意味着失独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适时运用其边缘弱势的身份，以摆脱诸多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制约，但由于边缘化通常被视为消极的、被动的和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失独者积极边缘化的行动往往会导致其社会地位消极边缘化的结果。为此，基于失独者边缘化的事实及其边缘化进程的特点，本文将围绕失独者选择性边缘行动与结果偏差的形成逻辑展开讨论。

一、失独者边缘孤立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的论述中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人总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无论选择怎样的边缘化路径，其本质都是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分割或断裂。子女是父母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动力，失独事件的突发则会使以子女为中心连接点的社会关系网解体。参考韦伯的理想类型划分，失独者的社会关系可分为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两个主要维度：情感性关系强调以情感为导向，主要是由家人、亲友等亲密群体构成的一种亲密关系，其目的在于为个体提供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求；工具性关系则以利益为导向，是个人与亲密群体之外的他人建立的非亲密关系，其目的在于满足个人所希望获得的某种诉求。据此，下文将对失独者以情感维系的亲密关系和以利益维系的非亲密关系两方面的描述来管窥其生存现状。

（一）以情感维系的亲密关系日渐疏离

个体与亲密关系人群的互动遵循情感为主、利益淡化的原则［4］，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一种强关系结构。在情感性因素的作用下，亲密关系中的成员的行动选择往往带有很强的利他性倾向。亲密关系中的成员会竭力为失独者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如情绪安抚、悲伤疏导等。当突如其来的失独事件给家庭造成毁灭性伤害时，失独者因遭受巨大的情感创伤而陷入悲痛和绝望之中，他们在精神上变得极度脆弱和敏感，压抑自闭［5］，看见往日熟悉的事物和交往亲密的人都会让自己难以接受子女死亡的残酷事实。于是，失独者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说话，切断与家庭、亲友等亲密人群的往来，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或节日，避免因听到、说到或看到那些有关孩子的情景而触景生情。

失独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夫妻关系即便作为家庭中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也难以幸免。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者所扮演的角色类别发生巨大变化，孩子没了，他们为人父母的角色瞬间断裂。与此同时，作为连接“家庭三角关系”的关键支点，独生子女的缺位必然波及失独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孩子从作为“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瞬间转变为“摧毁家庭的爆破点”。费孝通先生就曾说过：“没有孩子的男女间夫妇关系是不稳定的。”［6］我们研究接触到的失独家庭现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相当数量的失独者在独生子女死亡后不久便选择了离婚；而许多尚未离婚的失独者，也与已经离婚的失独者无异，他们要么是分房而卧，要么是分居而住②，他们之间其实已经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夫妻关系日益冷淡。对于多数失独者来说，离婚的原因大致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因失独之殇引发夫妻感情破裂；二是为了家族延续而选择再婚生育。其中，再婚生育主要是出于男方家庭的考虑，女性在这样的选择中多以成全、理解的态度接受这无情的现实，因此成为婚姻最大的牺牲者。根据湖北省政策研究室一项调研报告指出：失独者有“三多”的状况，其中“一多”就是离婚多。据调查，在失独家庭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已经解体。［7］尽管离婚让少数失独者有重新获得子女的可能，但对绝大多数失独者而言，离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得以家庭为链接点的亲密关系疏离，并最终使失独者沦为乔治·西美尔所说的“陌生人”和孤立的社会人。

（二）以利益维系的非亲密关系的断裂

与亲密关系中个体的交往不同，非亲密关系中的个体间交往主要遵循利益优先的原则，这种基于利益形成的非亲密关系因各种各样的利益目的联结而成。在社会交换理论者看来，个体的一切社会行动都可以视为一种社会交换行动，互惠是影响这种社会交换行动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即是说，“若行动一方不遵守互惠原则，造成行动双方利益上的不均者，最终会被排除出进一步的交往，并带来社会地位的普遍下降。如果一个人没处在对提供给他的利益恰当地加以回报的位置上，那么他保护自己免受无以报答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接受提供”［8］。因此，在失独事件发生的初期，当非亲密关系成员给予失独者关心和帮助时，失独者不仅很少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走出悲伤，回归正轨，反而不加理会甚至拒绝他们善意的理解和支持。这使得失独者与非亲密关系成员之间交往互动的鸿沟不断加深。

此外，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下，独生子女死亡被视为断子绝孙，家族无后，而这样的后果甚至被冠以道德的污名，被视为家族祖上不积德或父辈作恶而遭受的因果报应。在失独者看来，不论他人是否知晓自己的遭遇，是否会拿自己的不幸嚼舌头，又是否会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暗自庆幸，但“这样的想法不是没有，明面不说，背地里谁晓得（知道）”。强烈的自卑心理让失独者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做人。走在大街上，失独者会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赤裸的人”，不敢出门，不敢和他人交谈，甚至不敢与他人对视。

简言之，当独生子女死亡后，失独者因否定自我价值，否定家庭财富积累的意义，并认为自己已失去与他人交换的价值，进而主动从泛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退出，提前进入了类似老年人的退休养老生活。相关调查发现，仅城镇失独者中就有近70%主动离开工作岗位。［9］

二、回避与融入：失独者的选择性边缘行动

通过对失独者的心理特征、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概述，与多数边缘化结论有所不同，边缘化中的个体并非总是被动的，个体事实上能够积极主动地选择边缘化，通过与外界的疏离，从而使自身暂时处于隔离状态。当失独者随着失独事件的发生而逐渐边缘化时，失独最直接的后果是给失独者造成心理上的边缘体验。于是，失独者会通过寻求结构上的逃离以消解心理上的边缘体验：一方面，失独者期望隔绝与亲密关系群体和非亲密关系群体的交往，避免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遭遇二次创伤；另一方面，失独者因边缘化导致安全感和归属感缺失而又渴望回归群体生活，继而与失独人群建构起新的互动关系。

（一）旧群回避：自我保护与身份适应

当人们在遭受重大打击或面对无法承受的压力时，通常会表现出畏难、焦虑、退缩等一系列反应，现代心理学将之视为患有回避型人格障碍③的一种行为表现，并认为个体存在较为严重的自卑心理是导致这种人格障碍的最主要原因。患有回避型边缘人格的人通常会表现出不自信、怀疑自我价值、敏感和强烈的社会不安全感。在已有的研究中，回避型人格障碍因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际关系的回避而被视为一种病态反应，从而忽视了人作为行为主体的能动选择。事实上，在遭遇失独创伤时，失独者也可能会基于自我需要，有意识地将自我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让自我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状态，这种有意义的孤独与暂时的避世并非一种病态，而是将回避作为一种行动策略。

失独前后的生活落差对失独者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一方面，面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事物（如子女生前住过的房间、吃过的食物、穿过的衣服和鞋子等），都会勾起失独者对孩子的思念和悲伤；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下，独生子女死亡被视为断子绝孙，家族无后，并时常受到“道德追责”及善恶轮回的因果报应的论说，继而将“无后”的标签“污名化”［10］。因失独被认为是家族祖上不积德或父辈作恶、缺德而遭受的因果报应，这必然会给失独者造成情感上的二次伤害。

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居住方式早已不再稳定不变，以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变得灵活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虽然在空间距离上迅速延伸拓展，但在结构上却变得愈加松散，人们对地缘性的人际关系的依赖也被严重削弱。为避免“污名化”与标签式的二次伤害，失独者希望能找到一个没有人知道自己遭遇的地方，隐藏自己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由此，搬离原来的住处成为失独者惯用的“避世”策略。

然而，空间的逃离并不足以使失独者不被伤害，时间的记忆是一把任谁都避不开的“利刃”。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普通家庭，逢年过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在外上学、工作的人此时都会回家团聚，但对于家庭残缺的失独者而言，如此稀疏平常的事情却变成一种周期性阵痛。用JLH④的话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是没有节日的，别人是过节，我们是过‘劫’”。当邻里张灯结彩的时候，失独家庭却冷若清明。失独者害怕过节，悲伤和污名交织在一起，他们选择了回避，选择了远行。

（二）新群融入：“同命人”聚合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有一种要求归属于一定集团或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其中一员并得到相互关心和照顾［11］。失独者为了避免触及失独创伤而主动逃离了原群体，却又为了缓解因边缘孤立产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缺失而寻求群体融入。“一致性规范”是互动进行的重要基础［12］，而失独人群与非失独人群之间的异质性会因角色的变化而被强化，二者间的一致性降低，互动的有效性减弱。［13］在失独者看来，没有历经过失独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痛楚，只有有着同样经历的失独者才最清楚彼此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没有谁好到哪儿去，至少在失独身份上是一致的，失独者之间的互动不需要避讳太多，而与非失独人群的互动则总会有种种顾虑和避讳。为此，失独者为能尽快回归群体，他们选择与有着同样经历的失独者“抱团取暖”，建构了一张“同命人”⑤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同命人”群体中，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失独属性，失独者不会感知到自己有“异样”，较少会有与非失独人群相处时因被区别对待而产生的“分离感”“孤独感”和“排斥感”。与具有同种边缘身份的失独人群互动和交流，有利于保护失独者的“心理自我”，并且排除群体外部以及整个主流世界给予的负面的文化信号［14］，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原群体交往急剧退化的的负面影响，创造了失独者原子化个体整合进社会的可能。

然而，“同命人”组织虽然为失独者提供了心灵的庇护所，但高度同质化的群体特征决定了失独者不能也不宜长期留在该组织中。“同命人”组织的初衷旨在让失独者相互帮助、抱团取暖，最终回归社会生活。由于“失独”是失独组织缔结的最主要标志，本质上是以“失独”身份为主要特征的失独人群的聚合，因此失独人群的组织化实际上也是对个体失独身份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失独者参与社会互动的范围，使失独者参与社会互动的困境从个体层面转变为群体层面。当失独者以组织化的形式行动时，很可能会导致整个失独组织与外群体的隔离加深，使失独的污名标签更加深刻，与整体社会的隔阂更深。［15］最终，失独人群的整体性隔离和边缘形成一座失独者的“孤岛”。

三、偏差与异化：失独者选择性边缘的后果

从行为动机看，失独者选择性边缘行动的初衷是作为一种适应手段，是失独者为适应自身身份改变而选择的一种积极边缘化策略，边缘化的后果只是行动本身所导致的非预期后果。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失独者边缘化后果的形成逻辑，有必要对失独者选择性边缘行动的过程作进一步梳理。

（一）积极的边缘化行动导致消极的边缘化后果

作为理性行动者，失独者积极的边缘化行动应是出于对边缘情境下某种优势后果的考虑。主观上，失独者的边缘化行动性质是积极主动的，至少对失独者来说是一种有利的行动策略；但客观上，失独者积极主动的边缘化行动本质上仍是一种消极的表现。倘若将失独者因自身边缘化行动而导致的边缘状态视为一种主观建构，而将人们对失独者边缘化行动所形成的边缘化状态的认知视为一种客观事实，那么，对失独者边缘化行动性质认知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则是导致失独者主观建构的边缘化体验与客观边缘化事实偏差的最主要原因。

1.失独者主观建构的边缘化体验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对自我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主要是个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并通过他人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个体通过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态度等来调整或改变自我行为。因此，失独者主观建构的边缘化体验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失独者对自我边缘化处境的预设或判断；二是失独者想象的他人对自身边缘地位和边缘行动的认知。根据已有经验资料，按照失独事件发生时间的推移，失独者选择性边缘化的整个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始发边缘期、积极边缘期、边缘徘徊期和逃避孤独期。笔者认为，失独者自我边缘化的主观建构从失独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至少出于对失独者的同情，他人一开始不仅不会排斥或拒绝失独者，反而愿意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首先，在始发边缘期，失独事件的突发会对家庭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情感创伤。由于无法接受失独的事实，失独者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谁都不见，谁都不相信，幻想着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恶梦，希望睡一觉醒来就好了。“孩子没了，天就塌了”，想象着生活留给他们的将是无尽的悲伤和绝望，失独者认为自己的生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活着只是家庭的一种“负担”。与此同时，他人的问候和关心此时并不会产生明显的积极效果，反而会让失独者感知到自身的“不足”，使其产生更为强烈的自卑感。因失独导致家庭三角结构崩塌，家对于失独者来说已不再是能够带给他们温暖和幸福的地方，而只会唤起失独者对孩子的无限思念与自责。

其次，在积极边缘期，因失独者仍沉浸在失独的悲痛中，他们排斥、拒绝他人的关心和援助。在失独者看来，他人通常会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来传递善意，以致于无法理解和满足他们的真实需求。尽管存在个体性差异，但对于大多数失独者而言，这一阶段真正想要的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情感宣泄空间。此外，因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失独者不愿出门，害怕别人在背后说自己的闲话，加之伦理道德上的“不祥”身份，为了避免自己的出现给亲友带来不便，他们选择不停地搬家、远行等方式，尽可能回避和疏离熟悉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摆脱现实困境，重新开始生活。在此过程中，共同的失独遭遇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失独者聚到了一起，他们称呼彼此为“同命人”。

最后，在边缘徘徊期，当失独者与其原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纽带已基本断裂殆尽时，他们便与其他“同命人”一样，成为孤立的边缘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边缘徘徊后，因边缘而导致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加之生理机能不断退化，失独者倍感孤独。于是，失独者萌生了回归群体生活的冲动，希望借此逃避孤独的包围。然而，对于大多数已经经历边缘徘徊期的失独者来说，他们大多已经年老体衰、健康状况恶劣，任何逃避孤独的策略都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2.失独者客观边缘化的事实

尽管失独者对自身边缘化的建构主要源于对他人认识、评价、态度等的想象，但在实际中，他人对失独者的认识、评价、态度等问题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是这种存在与失独者主观想象的“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由此笔者以为，失独者客观边缘化的事实应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人对失独者实际的认知和态度；二是他人在与失独者互动时，因受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的影响而形成的边缘认知。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下，因失独造成的结构性残缺是失独者边缘化的根源，而失独者对失独事件的建构则是导致其边缘化的直接原因。考虑到失独事件的发生并不会对家庭之外的人造成威胁，人们不仅不会排斥或是敌视失独者，反而会因为失独者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悲伤和惋惜，并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给失独者带来帮助和安慰。因此，在始发边缘期，客观事实上的边缘化实际上是不存在，或不明显的。

但随后失独者的表现却让人们大失所望，失独者不仅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尝试着从悲伤中走出，反而采取了种种让自身边缘孤立的行动。当人们善意的关心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他们便会因此感到失望甚至愤怒。在失独者一系列边缘行动的刺激下，人们要么是对失独者真正需求的理解，要么是对失独者种种不近人情的边缘行动的回击，他们也不再与失独者联系和往来。在人们看来，失独者所谓的积极边缘化策略不过是不务正业、消极避世的做法。如一些人所说，“他们（失独者）确实值得同情，也应当得到理解和关怀，但对他们的做法却很难认同，（失独者）去上访也好，上诉也好，他们所谓的维权‘正名’不就是想让国家多赔点钱，然后又四处玩耍”。虽然这种观点过于偏激，也显得缺失人情味，但也折射出在失独者不断边缘异化的同时，人们对失独者边缘化行动也会产生负面抵触情绪，并逐渐形成失独者消极边缘化的刻板印象。即便到了边缘徘徊阶段，失独者不再有新的边缘化行动或边缘倾向逐渐减弱，人们依然会将失独者的日常行动视为一种边缘化表现，这就使得客观事实上的消极边缘化在形式上成为失独者边缘化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失独者选择性边缘化的主观建构和客观事实之间关系的分析，从发展向度看，对自我处境的主观建构是失独者边缘化的逻辑起点，失独者从失独事件发生之初便开始了自我边缘化的主观建构，而客观边缘事实则是他人基于失独者边缘行动的互构性认知，以及因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而形成的边缘认知结果。主观建构的动力在于失独者相信行动后果对其是有利的，而客观上的边缘事实则通常是对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的负向回应。从时间向度看，失独者对自我边缘身份的建构相对缓慢，加之各种情感、利益因素的掺杂，无论是从熟悉的情境中逃离，还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都是在艰难的取舍中逐渐形成的；相比之下，客观事实上的边缘化发展则非常迅速，由于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其边缘化程度甚至超出了失独者主观建构的边缘化水平。最终，客观上对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的负向回应在边缘化结果中占据主导，从而使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的后果在形式上呈现为消极的边缘特征。

（二）选择性边缘的矛盾与异化困境

无论积极边缘化行动的结果积极与否，“边缘”总是伴随着孤独的产生。由于与熟悉情境脱离，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加之边缘行动的结果偏差，失独者极易陷于“新群不适应，旧群回不去”的尴尬境地，且很难找到一条“逃避孤独”之路。在这种状态下，失独者的人格特质是矛盾且复杂的，怨恨伴随着自责，焦虑伴随着恐惧，自卑自罪却又自苦自怜，许多失独者可能就是因为受这种矛盾心理的折磨，最终选择了自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失独者之所以会陷入尴尬境地，主要源于选择性边缘的背后还潜藏着这样一种辩证特征：一方面，个体设法使自己脱离他人的视野，摆脱外在的束缚，寻求孤立；另一方面，随着自我孤立状态的日益深化，个体越发觉得自己孤独渺小，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正如弗洛姆所说：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恰如肉体饥饿会导致死亡。［16］12失独者选择逃避现实，疏离社会关系网络，使自己成为孤立的个体，希望以此逃避所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因孤立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孤独感却又会让失独者陷入恐慌，极度缺乏归属感。“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17］就像动物要分群居动物和独居动物一样，独居的动物在孤独中生存，而群居的动物则会在孤独中死去。因此，饱受孤独之苦的失独者最终又不得不像逃避现实一样逃避孤独。

对现实的回避和疏离，同时也就意味着个体渐渐从人群中剥离，成为孤立的个体。在失独初期，遭受情感重创的失独者普遍存在严重的创伤性应激障碍，他们不愿或不敢与他人互动，回避对他们无疑是最好的行动策略，这至少可以暂时为他们创造一个“自我疗养”的空间。然而，当失独者开始不断收缩自我空间的时候，孤独之手也开始向着他们的心灵深处逼近。随着时间的推移，失独者寻求自我孤立的需求变得愈加强烈，所有以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为基础建构的关系网络也都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一一断裂，且断裂的速度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迅速得多。等到全部的关系纽带断裂殆尽的时候，失独者距离能为他们提供安全和帮助的中心也已经遥不可及，他们成为了孤零零的个体，而继续生存的巨大压力乃至生活中任何潜在的困难和风险，都将独自面对。于是，对孤独的恐惧侵占了失独者的内心。

从失独人群的生存现状来看，日益突出的健康、医疗以及养老等问题已给失独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几乎所有的失独者因遭遇严重的精神重创，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眠、抑郁等症状。长此以往，失独者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失独者进入老年阶段，生理机能的迅速退化和身体功能的病变已成为失独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自理能力缺失、无人陪护照料，失独者对自身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尤为担心。他们害怕自己会悄无声息的死去，没有人为自己料理后事。⑥由于尚无针对失独老人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机制，失独者在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诉求无果后，他们将自己比作社会中的一颗时刻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若不对失独者问题予以及时干预，势必会导致其心理失衡与行为异化，增加社会风险因素，威胁社会安全。

四、选择性边缘结果偏差与异化困境的干预

根据上文论述，对失独者边缘化行动性质的认知差异，是导致失独者主观建构的边缘化体验与客观边缘化事实的偏差的最主要原因，其直接原因在于他人对失独者选择性边缘行动的否定和消极回应。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失独者依据他人的认知和回应来选择行动策略，主观建构的边缘体验是失独者基于客观事实上的想象。同样，失独者积极的边缘化行动也促生了客观事实上的边缘化后果。介于失独本身的无可逆转给失独者造成了情感性重创，而主观上的干预策略有限且很难取得效果，笔者认为应侧重从客观层面着手，在理解失独者边缘行动的基础上，不断缩小失独者主观边缘建构与客观边缘事实之间的差距，从而减缓和阻止失独者客观边缘化进程：

一是从失独者角度出发，理解和认同失独者的边缘行动，减少因看待具体行动的角度差异而造成误解。失独者因特殊的情感创伤而将自我封闭和隔离，于情于理都不能期望他们能在短期内从失独的阴影中走出。作为事件的局外人，人们理应从失独者的角度去思考行动本身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而非站在理性或道德的制高点来定义行动的意义，从而减少或消除他人对失独者积极边缘化行动的阻扰和排斥。

二是适时介入引导，提供帮助，缩小失独者主观边缘建构与客观边缘事实之间的差距。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宣传，引导人们以合适的方式与失独者进行互动，并及时排解他人在与失独者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尽可能减少在持续的互动中给失独者留下“消极、负面”的印象，从而避免二者相互刺激而加速深化失独者的边缘化程度；另一方面则是要适时地对失独者进行专业的介入指导，帮助他们疏导不良情绪，防止极端思想或过激行为的发生。

此外，因长期边缘化而产生的孤独让失独者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当失独者开始试图逃避孤独，渴望回归群体中心时，客观事实的消极回应却又让他们变为不受欢迎的人，从而导致失独者无法顺利回归群体，摆脱孤独。因此，对于失独者这种选择性边缘的矛盾与异化困境，解决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好失独者边缘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与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应对策略，并及时提供相应的引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