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莉 宋相阳：岳阳楼声名之传播

位于湖南岳阳古西门城头的岳阳楼，相传始建于三国鲁肃时，至唐代成为迁客骚人聚会之所，宋代因滕子京大修，范仲淹雄文而声名远播。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它与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由于历史原因，古黄鹤楼、滕王阁已不复存在，而岳阳楼却一直以它雄伟古朴的风貌屹立于世，在绵延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岳阳楼屡毁屡建，仅有史可考的修葺就有50多次，其中重修在24次以上，一直在洞庭湖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它不仅是岳阳城的地标，也是洞庭湖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岳阳楼有关的研究论著不少。从过往研究成果看，单一方面的研究较多，但缺少对岳阳楼从整体文化意蕴的把握，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对岳阳楼从传说中的阅军楼到成为中国文化地标的进程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岳阳城的标志

关于岳阳楼创建的年代，自宋代以来就存在争议。

宋庆历六年(1046)重修岳阳楼成的滕子京，在给范仲淹信中(《与范经略求记书》)直言岳阳楼“莫详创始”。成书于理宗(1225－1264)时期的南宋地理总志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九亦曰：“岳阳楼……不知创始为谁。”之后的明隆庆《岳州府志》、谢济世(乾隆时湖南总督)《重建岳阳楼记》、清道光时万年淳《洞庭湖志》等承袭此观点。南宋张舜民在《墁画集·郴行录》中将岳阳楼始建年代定于唐代，清道光年间邓显鹤《楚宝》、道光岳州候补知府吕恩湛《重修岳阳楼记》及众多文学选本亦赞同此种说法。唐代说有初唐及开元四年(张说)所建两说，其中以张说修为主。至今影响较大者当属岳阳楼“肇自汉晋”之说，即始自三国，前身是“鲁肃阅军楼”。其说首见于明汪凯、刘戬、潘恩的《岳阳楼诗集序》以及明末张见其《雅俗稽言》，得到大部分地方修志者及岳阳地方文史研究者如何林福、李望生等的赞同，1997年《岳阳楼志》、2016年新版《岳阳楼志》亦采此说。

范致明于1104年监管岳阳酒税，其《岳阳风土记》云：“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阔。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著。”明确指出岳阳楼乃城西门楼。岳阳楼既为城楼，当与岳阳城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今岳阳最早的城号为巴邱邸阁城，始载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修筑于鲁肃镇守巴邱时(210－217)。

古代筑城主要是为了防御，一般城市均设有四门，通向四方。城门上建楼是为让指挥官登高望远，了解敌情。三国时吴派出周瑜、鲁肃二位大将屯守巴邱以御刘备方，足见巴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此构筑城堡、操练水军势所必要。而临湖之西门修建阅军楼是很有必要也完全合乎情理的。但因缺乏确切史料，因此后人在叙述岳阳楼历史时下笔留有余地，如清同治《巴陵县志》称：“岳阳楼或曰鲁肃阅军楼。”岳阳市文物管理所编印的《岳阳楼简介》：“岳阳楼的前身相传为我国三国时期吴国大将鲁肃在洞庭湖训练水军时的阅兵台。” 剑功《今昔岳阳楼》曰：“岳阳楼的前身，据说是三国时东吴名将鲁肃在洞庭湖训练水军的一个阅兵楼。” “或曰”、“相传”、“据说”很能代表持此说作者的心态。

晋宋之后，巴陵城(西晋太康元年即280年巴邱置巴陵县)有楼的文献开始出现(《宋书·朱超龄传》)；元嘉三年(426)，晋宋时期著名诗人、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由始安郡回建业途中经巴陵时，留下了现存描写巴陵城楼风光的第一首诗：《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即湘州刺史张劭)登巴陵城楼作》；曾两度出任荆州刺史的萧绎，其《赴荆州泊三江口》(一作《行经巴陵部伍》)诗中明白点出巴陵三江口附近的危楼是用于眺望敌阵的谯楼。

大一统的唐代，南北对峙局面结束，巴陵军事地位下降，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危楼”，因地势高峻，宏丽伟岸，下瞰洞庭，俯视三湘，而成为迁客骚人登临聚会之所，一变而为观光赏景抒怀之楼而声名鹊起。开元元年(713)，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因与宰相姚崇不合，被贬为相州刺史，不久又左转至岳州，任岳州刺史，开元四年(716)在鲁肃阅兵楼的基础上，修建成一座三层、六方、斗拱飞檐的楼阁，当时，因楼座郡署之南，故称南楼。张说擅长文辞，“朝廷大述作多出于其手”，写过许多应制奉和诗和封禅祭祀的乐章，文句优美，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新唐书》本传)。他常偕文人骚客登楼宴集歌咏，创作了《岳阳早霁南楼》《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岳州观竞渡》等众多以岳州山水为题材的诗作，留下了“危楼泻洞湖，积水照城隅”等描绘岳阳楼的名句。《新唐书》本传称张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作为初盛唐之交政坛与文坛双重领袖的张说，在他周围曾形成数次诗歌创作的高潮，参与人数之多，创作数量之丰，影响力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是继陈子昂之后，引领唐代诗歌由初唐转入盛唐的“二张”之一(另一张为张九龄)。

岳阳楼原本也只是洞庭湖畔的一座城楼而已，当时这样的楼阁不知凡几，名气也比它大。然而从张说开始，岳阳楼逐渐成为“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之地。“江山何独助张说，收拾清晖上笔端”。自张说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窦庠、白居易、元稹、贾至、周贺、李商隐、李群玉等纷至沓来，登楼远眺，把酒临风；泛舟湖上，卧看繁星；或洞庭赊月，买酒白云；或凭轩涕泗，羁旅遣怀。孟浩然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纪念碑式的名诗；诗圣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人称“老树著花”，千古绝唱。后人评诗，以此为五律第一。借助这些名诗名句，岳阳楼也从众多楼阁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名楼。

从初唐到盛唐，岳阳楼名称不定，张说、赵冬曦称之为“南楼”、“西驿楼”，崔鲁名为“洞庭楼”，李群玉目为“洞庭驿楼”，李贺则曰“江楼”。岳阳楼一名始见于李白在乾元二年(759)客居岳阳时所做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一诗。与此同时，被贬为岳州司马，并和李白一起泛舟洞庭的贾至，在其《西亭春望》一诗中，也有“岳阳楼上闻吹笛”之句。从此，岳阳楼一名为后人所沿用。

楼阁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竖向空间的代表，楼阁的选址多集中于山冈的制高点上，如没有高地，也要建在高高的基座上。所以楼阁往往是全城最高的，也是全城标志性建筑。今岳阳自三国时筑城，历魏晋南北朝，城南的慈氏塔一直是城市的象征与标志，唐代后，随着岳阳楼声名的崛起，其风头盖过慈氏塔，成为岳阳城最重要的标志。岳阳楼建筑于城西门上，直接俯瞰洞庭之波。自创建以来，一方面是岳阳楼周而复始地遭灾罹难，无数次濒于倒塌甚至化为瓦砾场；另一方面又不断得到修复与重建，从守土之吏到爱乡之民，无不将修葺、保护岳阳楼，视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和光荣的使命，修旧补缺者有之，落架翻修者有之，改形增制者有之，易地修建者有之，砌岸稳基者有之，绳绳相继，代代相传……随着洞庭湖的扩展和水位的变化，楼址在唐宋之际、明隆庆年间、清光绪年间先后三次后移，但历经千年劫波，作为地标建筑，岳阳楼依旧耸立于巴丘之上，洞庭湖边。正如明代熊概所吟唱的“岳阳城上岳阳楼，楼外长江日夜流”。

二、吕祖的神仙文化

“月明今夜还闻笛，曾否仙人在上头？”这是雍正年间，湖南益阳人郭远凭吊岳阳楼故址时(《吊岳阳楼故址》)留下的感叹。这里的仙人指的就是八仙之首的吕洞宾。

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洞宾乃其字，大概是唐末五代时人，三举进士不第，后经点化，修道成仙。吕洞宾传说开始流行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成为八仙之首，千百年来数不清的传说，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神仙。以八仙、全真祖师名世的吕洞宾，其在道教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里，吕祖与观音、关公是香火最盛的神祇，其盛况一直持续至今。

关于吕洞宾传说最早的出现地，有岳州说、西安说、多源说等，但认同“岳阳城出现于吕洞宾最早的诗词中”，是“最重要的祭祀地之一”。对吕洞宾信仰有精深研究的康豹认为就地域分布来说，在宋代，吕洞宾崇拜遍及今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各省。吕洞宾专门的仙传故事出现于北宋末期，最早的中心就是岳州(即今湖南岳阳)。岳州也是祭祀吕洞宾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圣地之一(另一处是永乐，在今山西芮城县)。上述无论哪种说法，均肯定岳阳在吕洞宾传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岳阳楼与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0世纪末宋代社会上流传的托名吕洞宾的诗已有100多首，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在岳阳楼所题七绝，《全唐诗》录为：“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无人知晓这首诗最初写于何时，目前所见以成书于仁宗初年的杨亿《谈苑》最早著录。此书虽已佚，但记吕洞宾事为多种宋代笔记所引。此诗版本较多，“朝游”或作“朝辞”，“岳鄂”或作“百越”，或作“北越”、“北海”、“北粤”，“苍梧”或作“三吴”，“袖里”或作“袖有”，“朗吟”或作“高吟”或作“醉吟”。即使同引《谈苑》，各书文字也不完全相同。之所以如此，恐与吕洞宾传说最早以口头方式流布有关。

吕洞宾在岳阳的传说能得到广泛传播，与庆历(1041－1048)、元丰(1078－1085)年间两位著名郡守滕宗谅、李观有相当关系。

较早研究八仙的浦江清认为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楼挹洞庭之胜，名重天下，游览的人必定很多，于是造出仙迹。此说有一定道理。滕宗谅大修岳阳楼之后，不仅恢复原楼诗刻，还增刻了一些晚至宋朝的诗文。从滕子京特意修书请范仲淹作记来看，他对于如何打造岳阳楼名声一定有慎重和细致计划。作为对道教有浓厚兴趣甚至不乏说有道教信仰的滕宗谅来说，借助民间已有流传的吕洞宾故事，希望让更多普通人关注此楼，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绘制吕洞宾像、刻诗其上等)。从已有研究看，吕洞宾的传说一定要早于庆历间，庆历年间滕宗谅对吕洞宾传说整合和有意识地打造，则使之传播更为广泛。

元丰年间李观任郡守时，文学与道教活动在岳阳楼得以继续繁荣。李观，字梦符，江西宜春人，1042年中进士。元丰年间任岳州太守。到任后，他特意到流传吕洞宾度松树精的城南调查走访，在松树前建造亭子，在岳阳楼立碑，记吕洞宾事迹。经过两任知州前赴后继大力推广，吕洞宾岳阳楼题诗广为人知，松树精故事在宋代社会广为传播。

随着吕洞宾传说的流布，至迟在北宋庆历年间吕洞宾的画像亦随之出现在岳阳楼。范致明于12世纪初就见过岳阳楼所藏吕洞宾的画像；南宋陈鹄亦载滕子京请人绘制吕洞宾像，“置于岳阳楼，岳阳(吕祖)像盖始此”。自庆历以后，岳阳楼上吕祖像虽不时被毁坏，但随着每一次楼阁的复修，都会出现新的肖像。他和岳阳楼之间似乎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除了传统的肖像画，在岳阳楼还不断出现吕洞宾塑像、木雕像、石刻像等。岳阳楼上最著名的石刻像是“孚佑帝君遗像”，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于高6尺、宽2尺6寸的石碑上，立于岳阳楼一楼入口处。据说是吕洞宾的自画像，来源于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家藏。此画刊刻不久，英国《伯灵顿杂志》就予以了介绍。岳阳楼壁间还有光绪九年(1883)黄世煦摹刻宋内庭本“吕仙遗像”、同治六年(1867)湖广总督官文因梦见吕洞宾而摹刻的“吕祖仙师真像”，均栩栩如生，精致灵动，为明清碑刻精品。岳阳楼上的吕洞宾画像曾给进京的晚清越南使臣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有关岳阳楼的汉文诗中几乎没有不提及吕洞宾像的，如潘辉益《岳阳楼晓望》诗序(1789)：“楼在岳州城，俯临洞庭湖。阁上奉吕仙像，板屏刻范文正记文。”潘辉注《过岳阳楼(二首)》(1825)诗序：“上层祀吕仙像，下层板屏刻范公记文。”李文馥《登岳阳楼》(1841)诗序：“楼三层，上一层奉吕仙吹笛骑鹤像，下层刻范文正公记文。”

嘉庆七年(1802)，见岳阳楼吕洞宾香火甚盛，素以卫儒贬道自居的巴陵知县陈玉垣愤愤不平，提出将岳阳楼上的吕祖像迁移到楼南道观吕仙亭，楼内供奉曾游历洞庭或登临此楼的屈原、杜甫、孟浩然、韩愈、范仲淹、岳飞等人木像，令人瞻仰，以利教化。但因其他官僚士绅固执抵赖，无法实行。看来吕洞宾驻守岳阳楼已为地方官员及士绅所认同。

明清以后，岳阳楼除主楼奉祀吕祖像外，还建造了与吕洞宾相关的附属建筑。岳阳楼南侧的仙梅亭，又称仙梅堂，始建于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推官陶宗孔重修岳阳楼时，出土了一方上有梅花似的墨迹的奇石，时人以为神物，故建亭置石以寄。建成后，引起轰动，观瞻之人，盛况空前。原来此石非同一般，不仅枝萼如画，灿然可人，而且用手抚摩便了无痕迹，梅与石浑然一体，号称“仙梅”。

清初楼宇倾圮，石已不知去向。乾隆三十三年江西丰城人熊懋奖就任巴陵县丞后，一直有心寻访奇石。八年之后，他重修岳阳楼，并捐资建亭，将竣工之时，“适村民于灶觚下获之，持以献。石虽未完好，而疏影横斜，尚留其半”，乃临摹一石以代之，置于亭中，同时改仙梅堂为仙梅亭。同治六年，仙梅亭大修，更名为留仙亭，光绪六年(1880)，移址重修，恢复仙梅亭之名。

最初仙梅亭之“仙”，并无确指，而最早为之作记的严首升认为仙梅石并非神物，而是自然现象，“石之有画文，譬天之有云气，万象百怪，无所不可，何独于梅而异之，天下岂真有神仙出没人间哉！”但至迟到清康熙年间，已有将此梅与吕洞宾相联系的说法了，称之为“纯阳之梅”。1825年越南使臣潘辉注由岳阳北上时，曾游览岳阳楼，在《过岳阳楼(二首)》其一曰：“藻刻雄文推范老，梅枝归迹忆回翁。”所谓“回翁”即吕洞宾。看来“纯阳之梅”的附会说法影响还是很广泛的。

今岳阳楼北侧的三醉亭，初名望仙阁，从乾隆《岳州府志·岳阳楼图》上看，这里原本是宾馆和馔房，供人宴集、吟咏，为一个四合院式的单层建筑群，后圮废。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熊懋奖主持修建时，在此“别建望仙阁”，又复建仙梅亭，从此奠定了“一楼两阁”的格局，使岳阳楼更加端庄雅致，高峻奇伟。可惜的是望仙阁建成后不久就倾圮了，至道光十九年(1839)才由代理岳州知府翟声诰修复，并改名斗姆阁，以供奉北斗星神。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多次在岳州激战，岳阳楼阁遭到毁灭性破坏。同治六年(1867)，湖广总督曾国筌拨岳卡厘税，恢复岳阳楼主楼旧观，将斗姆阁进行全面修缮，使之灿然一新，并根据“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诗意改为三醉亭；又从岳阳楼二楼辟一阁道与亭相通，以亭作仕宦游宴场所，以减少名楼火患。光绪六年张德容动工大修岳阳楼时，将楼址后移六丈多，与此同时，仙梅亭、三醉亭等附属建筑一并上移，与主楼组成“品”字形的布局，其形制一直延续至今。

岳阳楼存有吕祖画像、塑像、碑刻及与之相关的附属建筑这一事实显示，岳阳楼还有宗教之作用，说明此地是祭拜吕洞宾之处。的确，岳阳楼一直是大众祭祀吕洞宾场所。民国年间，岳阳楼“最上一层，供着吕祖的像，道貌岸然，栩栩如生。许多游客，都在这里顶礼求签，状极虔诚”。就连游览此楼的官员也不能免俗。也因此之故，岳阳楼至迟从明代始，已形成由道士住持岳阳楼“供奉吕祖”，收取香火费，兼接待游客，洒扫庭院等事宜的局面，岳阳楼俨然成为“孚佑帝君祠”，岳阳楼文化意蕴也随之扩大，其名声也随着普通民众的祭拜而流传广播。吕洞宾与岳阳楼不仅出现于绘画中，更在戏曲舞台上得到多方展现。岳阳楼的大名也随之更广为人知。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题岳阳楼》诗中云：“天下忧乐出民间，肝胆肺腑见先贤。登临墨客诗千斗，世人偏爱醉后仙”，道出了岳阳楼文化的两个重要侧面。吕洞宾身上存在着两重身份，他是道教全真派祖师，也是大众口头传承的仙人、民间江湖艺人、工匠的祖师；同时他傲视礼俗，放浪形骸，吟诗好酒，率性而为，倜傥风流，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名士风气相通，在他身上又寄寓了众多文人的理想与情怀。不管是神仙还是凡夫，是诗人还是剑侠，是偶像还是散仙，吕祖的神仙文化都已成为岳阳楼文化中一朵奇葩，是岳阳楼颇具特色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洞庭胜状在岳阳一楼

岳阳楼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就是与洞庭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诗仙李白登上岳阳楼，远望天岳山南面一带，无边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岳阳楼之所以名闻遐迩，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根本原因在于它面向浩浩洞庭，远眺巍巍君山，山、湖、楼三位融为一体。湖波山影，风光万里。所谓“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明吕温《岳阳怀古》)。它建在岳州城西门之上。岳州城几经变迁，后有五座城门，东曰湘春，南曰迎薰，西曰岳阳，北曰楚望，另有一座小西门。每门上头均建有楼，唯西门城楼面对君山，俯瞰洞庭，气势更显雄伟。正如明末杨嗣昌《观岳阳楼记》所说：“岳阳楼者，岳州郡城之西楼也。其面正西，临视洞庭，莽莽滔滔，初未有际，唯若远天落于湖外，无复尺寸之地而止耳”。

在历史上，洞庭湖的名称有多种。一说为“九江”。因湖水汇集了浙、沅、潕、辰、酋、叙、资、湘、澧等九条河流， 所以，《禹贡》篇中就称作“九江”。一说为五渚。因有长江和湘、资、沅、澧五条大河汇渚之意。《战国策》就曾记载：“秦与荆(即荆楚，指楚国)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史记》《水经注》也称之为“五渚”。至于洞庭一名，则来源于湖中君山。民间传说，君山是神仙的洞府，所以又称为“洞府之庭”和“洞庭山”。古人就借“洞庭”之名来命名环绕君山的一片水域，称为洞庭湖。由于内外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洞庭湖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即由河网割切的平原地貌景观，沉沦为“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的浩渺无涯的湖沼景观，最后又淤塞为陆上三角洲占主体的平原—湖沼地貌景观。

碧水共天、沧溟空阔的洞庭湖，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对它的记载和描绘不计其数，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遭受谗言，被放逐到沅、湘一带的屈原，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吟咏过美丽的洞庭湖，如《哀郢》中“上洞庭而下江”；《湘君》中“邅吾道兮洞庭”。《湘夫人》中“袭袭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把洞庭湖写绝了。

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63岁的屈原得知秦兵攻破郢都，纵火焚烧了楚国王陵，决心一死以殉国，而怀沙自沉于洞庭湖边的汨罗江。“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宋文天祥)相传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风俗即源起于洞庭人对屈原的悼念方式。从此，诗星永照洞庭……

洞庭湖自古风光卓绝，胜迹无数。洞庭秋月，是潇湘八景之一。因潇湘另外七景地点说法不一，或只是泛指，唯有洞庭秋月乃确指，洞庭一湖与南岳一山或成为湖南别称与象征。浩月辉映下的洞庭胜景，是那样使人心醉，曾让无数诗人为之折腰。早在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在《八景诗·洞庭秋月》中写道：“李白曾携月下僧，烟波秋醉洞庭船，我来更欲骑黄鹤，直上高楼一醉眠。”在描绘岳阳楼画作中，洞庭与洞庭秋月是不可或缺的背景与元素，而在历代洞庭秋月图中，也少不了岳阳楼的身影。岳阳楼俨然是洞庭湖的代名词，二者相依相伴。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岳阳楼图当为滕子京为求记附在给范仲淹信中的《洞庭晚秋图》。正是这一信一画，激起范仲淹胸中波澜，成就了《岳阳楼记》。惜画已不存，后人只能凭借范文想象那神奇的楼阁了。但从画题来看，楼与洞庭晚秋并存，呈现的多是洞庭秋月下的岳阳楼。号称“金陵八大家”之首的龚贤(1599－1689)有绢本墨笔山水画《岳阳楼图》，长281厘米，宽240厘米，画幅以月明中重檐盔顶岳阳楼为中景，用轻快淡墨色勾画出掩映在疏密有致、苍劲有力的老树中的一抹城郭，远处一碧万顷，波涛不惊，波光如丝。山石树木，经多次皴擦，反复渲染，烘托出画面的气氛，韵味深动，充分表达出“洞庭秋月”的意境，质朴清新，别具一格。与龚贤同时代的画家石涛(1642－约1718)有绢本《岳阳楼图》存世，设色，写李白“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诗意。此外，清董邦达《洞庭秋月图》也描绘了一轮清晖下岳阳楼。

古人云：“四渎长江为长，五湖洞庭为宗。”意思是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水，以长江最长，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湖五大淡水湖，以洞庭地位最重要，这不仅是从当时洞庭湖面积最大而言的(由于淤积，现为第二大淡水湖)，也与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关。洞庭湖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商隐、孟浩然、范仲淹等名字永远连在一起了。自明清以来，由于垸田开发，洞庭湖地区又成为我国著名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也。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文化、经济上而言，洞庭湖都是湖南标志性名称。

而巴陵正好位于长江与洞庭交汇之处，所谓“江湖之胜，巴陵兼有之，故其形势亦最重云”(顾祖禹语)。雄耸于城西门楼之上、面临浩瀚洞庭的岳阳楼则成为巴陵最佳观赏点。明袁中道《游岳阳楼记》载：“岳阳楼峙于江、湖交汇之处，朝朝暮暮，以穷其吞吐之变态，此其所以奇也。”江凯在《岳阳楼诗集后序》曰：“洞庭一湖、岳阳一楼”，“非他处可拟也”。周志德《岳阳楼记》：“山水楼阁，相须而显者也。无山水，则楼阁减韵；无楼阁，则山水削色。……夫岳阳楼以洞庭声价，而洞庭即以岳阳楼为眉目。”“洞庭天下之胜，岳阳楼又擅洞庭之胜”。所谓“到处有楼，只羡八百里洞庭，这湖活水；眼前无地，但拥十二螺君山，那座灵台。”

滕宗谅《岳阳楼诗集序》曾对洞庭湖与岳阳楼的关系有精辟论述：“东南之国富山水，唯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唯巴陵最胜。频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唯岳阳楼最绝。”光绪五年张德容在《重修岳阳楼记》中持相同观点：“天地灵秀之气，所以钟毓乎人者，多聚于形胜之区；而形胜之迹，又必藉乎人传。南方之镇曰衡山，其浸曰洞庭，此天下之一大形胜也。洞庭之大号称八百里，其胜状见于岳阳一楼。”全祖望以更简明的话语阐释了这一见解：“唯洞庭为湖南之胜，岳阳又为洞庭之胜。”明代诗人魏允贞高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概括点明了岳阳楼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名胜古迹中的突出地位。

当代作家汪曾祺曾说，岳阳楼本身很美，尤其美的是它所占的地势。“滕王高阁临江渚”，看来滕王阁和长江是有一段距离的。黄鹤楼在蛇山上，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宜俯瞰，宜远眺，楼在江之上，江之江，楼自楼。岳阳楼则好像直接从洞庭湖里长出来的。楼在岳阳西门之上，城门口即是洞庭湖。伏在楼外女墙上，好像洞庭湖就在脚底，丢一个石子，就能听见水响。楼与湖上一整体。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不成其为岳阳楼；没有岳阳楼，洞庭湖也就不成其为洞庭湖了。站在岳阳楼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湖中帆船来往，渔歌互答，可以扬声与舟中人说话；同时又可以看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湖水，远近咸宜，皆可悦目。“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并非虚语(汪曾祺《岳阳楼记》)。

一千多年来，岳阳楼静静伫立在洞庭湖边，检阅过三国时战船的波涛，俯视过隋唐风雨的激荡，聆听过宋时文人的梦想，感受过明清的秋月，咏叹过近时的风雅，也见证了洞庭湖的沧桑巨变。这样一座楼，点缀了洞庭湖，光大了洞庭湖，它挺立在洞庭湖边，一点也没有轻佻之感。

四、著名的文化景点

明高崶《游岳阳洞庭记》云：“夫岳阳楼据洞庭之胜，建始莫详。宋颜延之、阴悭诗，尚可考。唐开元间，张说谪守是邦，登临赋诗，自尔名重。观其‘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则其怀抱可知矣。说子均、李、杜、韩、孟、白、贾诸名贤皆有题咏，楼与湖山，名益重于世。宋庆历间，滕子京亦谪于斯，作新厥楼，属范希文为记，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谪柳、永，凡所经之处，皆以词章品题为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上人物，宗谅获此嘉记，华此杰楼，更伟观数重，迥出湖山外，岂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云乎哉？”这篇记概况了岳阳楼兴盛的历史，可谓真知灼见。

北宋庆历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一直致力打造这个标志性建筑。他深知滕王阁、庾楼、消暑楼、叠嶂楼等名胜之所以久经风雨战乱而不废的原因是有名人记述，而岳阳楼虽自南北朝时期已有诗赋留传，唐代以来题诗作赋甚多，却“率无文字称记”。文以楼名，楼以文传。为了让岳阳楼流芳百世，滕子京慎重修书一封，并附上图一幅，请挚友范仲淹写记。于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问世。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为之记，苏子美书石，邵竦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岳阳楼记》面世之初，虽有对它文体的归属颇多争议，但很快宋以后各种选本将其视为古文典范，作为必选篇目，如《皇朝文鉴》《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东莱集注类编观澜文甲集》《崇古文诀》《古文集成》《文章轨范》《古文雅正》《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古文评注》《古文眉诠》《古文笔法百篇》《古文翼》《古文小品咀华》等，到近现代更是入选高中课本，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其思想境界更是一经推出，就引起同辈人及后代的共鸣，历经千年而不衰。

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到底有没有去过岳阳楼已经不重要了，从《岳阳楼记》问世的那一天开始，范仲淹与岳阳楼就画上了等号。没有到过岳阳楼的通过它心向往之，去过岳阳楼的更不能忽视悬挂在一楼入口处的板刻。“缅怀唐开元而后，李、杜、张、孟诸贤，更赋迭咏，不可胜数。至我朝文正范工，惓惓以天下为忧乐。斯文一出，斯楼之伟观增重” 。“岳阳楼……诚一郡伟观也。《图》《志》莫详创始，然考之唐李、杜诸贤，皆有赋岳阳楼诗，其来已久。至宋庆历间，郡守滕宗谅子京重建，范文正公希文作记，而后岳阳楼之名益显于世。”

在这篇记文中，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引起了仁人志士的共鸣。问世不久，苏东坡等文人学士即倡导，用以劝诫，或引为立身做人的座右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十朋(宋绍兴丁丑科状元)在《读岳阳楼记》诗中盛赞：“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忧”“乐”二字成为岳阳楼文化的核心，登楼吟咏者很少有人不假此抒情见志的。“我上斯楼别无念，忧乐两字最关情。” “乾坤日夜浮古今，忧乐长怀天下心。”明代曾官至内阁首辅的杨一清在《岳阳楼三首之二》赞叹道：“百尺高楼倚碧空，乾坤登眺几人同？眼前忧乐谁无意？天下江山此最雄。”正如汪曾祺在游览岳阳楼后所作《岳阳楼记》中所言：“岳阳楼最初是唐开元中书令张说所建，但在一般中国人印象里，它是滕子京建的。滕子京之所以出名，是由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有读过《岳阳楼记》的……这两句话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呜呼，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陈益源对越南汉籍图书文献进行研读，辑录近百篇与岳阳楼相关诗文，提到最多的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屏刻，裴玉柜《燕行总裁》(1848)诗注：“岳阳楼在岳阳府城西门，三层高耸，俯瞰湖心，上刻范希文楼记。”使臣不约而同都会在诗中提及范文及文中忧乐意识。“晴倚岳楼看不尽，希文一记爱忧深”(丁儒完《过湘阴县题青草湖》)、“荆楚山河万里远，希文翰笔万年香”[黎贵惇《经岳阳楼》(1716)]、“几人到此能佳句，范记苏书尽在前”[吴时位《登岳楼台(其一即兴)》(1809)]、“岳州城傍岳阳楼，千古雄文推范老”[裴玉柜《燕行总裁》(1848)]“范老壮怀何处觅，茫茫天地暗生愁”[裴文禩《登岳阳楼》1877]、“赽人录有名臣笔，忧乐关心未敢休”[丁翔甫《题岳阳楼》(1819)]、“满目江湖征鬓老，先忧后乐更谁归”[潘辉注《岳阳楼即兴》(1831)]，等等。看来范文不仅对中国士大夫影响深远，甚至对越南使臣的影响也甚深。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成了岳阳楼的灵魂。一座物质的楼，成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北宋之后，论朝代，已经南宋、元、明、清、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六代的更迭；论社会形态，也经封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世的冲击。但它穿云破雾，历久弥新……它以传统的文字，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在此之后，岳阳楼开始由地域文化标志向中国文化标志嬗变，最后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岳阳楼名冠天下。这座普普通通的临湖木楼，跃动着中国文人的梦想，成了一个有风骨的文化景点。

五、结语

标志性建筑一般均具有体量大、位置理想、外部造型优美、风格独特、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和技术含量高等五大特点。中国古代城市无论是地处平原还是山地；无论源自军事寨堡、传统聚落还是通商口埠，城中的地标建筑都具有地处关键、形式独特、体量高大、视域无碍等共同特点，并表达城市中最根本的主题——关于城市的制度、等级、作用、安全等诸种文化意义。明代状元，曾以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辅政十多年的商辂在《重建岳阳楼记》云：“岳阳楼在岳州府治西南。右瞰洞庭，左挹君山，波光峦影，万景在目，诚一郡伟观也。”唐以来它不仅是岳阳，也是洞庭湖的标志性建筑，每当毁或废时，作为守土一方的地方官在“政务渐举，岁时渐稔，廩有积粟，库有积赀”(商辂《重建岳阳楼记》)都会修复或重建此楼，以壮声威，以续文化。

楼阁建筑在中国很普遍，历史上的名楼也几多变迁。北宋滕子京在《求记书》中将江州庾楼、南昌滕王阁、吴兴消暑楼、宜城叠嶂楼并列，称其“名与天壤同”。王得臣《江夏辨疑》也称江州庾楼、鄂州岳阳楼、黄鹤楼“著称于江湖”。明代岳阳楼“殆与豫章之滕阁，宣城之叠嶂，武昌之黄鹤，黄冈之竹楼，同一壮丽也”。凭借江山馈赠和舟车之便，江州庾楼在宋代显赫一时，“自京口以西，登览之地多矣，无出庾楼右者”；“荟萃名山大川，他处不能兼有”。但元明以后，虽有复建，但声名远不如宋代，时至今日，墨守九江一方，少为人知。一座楼能成为名楼而历千年岁月，屡废屡修，除了它的形制、地理位置外，更与附着于楼阁的文化内涵息息相关。“予唯山川名胜，自开辟以来即有之，然必因人而后有闻于天下……然所谓人者，非功业则辞章。功业足以为名胜增重，而辞章实腾扬而光之大。斯二者，固山川之所恃以有闻也。”“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功业与辞章成就名胜，而这辞章也不是出自一般人之手才有影响力。

明以后，江南楼阁出现了三大名楼之说。明李东阳在《书岳阳楼图诗后》云：“江汉间多层楼杰阁，而岳阳为最。洪都之滕王，西山在眺；武昌之黄鹤，汉阳川树可俯而数也。沧海，吾不得而见之，天下之大观于此焉尽。”明代史学家朱国桢(《涌幢小品》)曰：“楼阁大观，无如南昌之滕王阁、武汉之黄鹤楼、岳阳之岳阳楼。三楼皆西向，而岳阳楼尤伟。” 明毛伯温《岳阳楼》诗：“湖边楼阁欲凌空，春日登临有客同。漫说滕王遥拟胜，回看黄鹤近争雄。”因黄鹤楼、岳阳楼位于故楚，当时人难免比较两楼短长。明人何镗《古今名山记》：“唐明枢游赤壁，郭桐冈问黄鹤、岳阳二楼孰胜？枢曰：‘岳阳胜景，黄鹤胜制。’”“楚中二楼，岳阳与黄鹤争霸。自文正有记，岳阳之名始重。”宋代状元张孝祥《水调歌头》夸赞岳阳楼：“雄三楚，吞七泽，隘九州。人间好处，何处更似此楼头。”明代王士性评价较为中肯：“楚有四楼。仲宣楼在当阳城上，倚曲沮，夹清漳。今荆州城上楼，乃五代高季兴建望沙楼故址也，宋陈尧咨更今名晴川楼，南对黄鹤，从武昌望之佳。黄鹤以制胜，如莲瓣垂垂，洲渚掩映。岳阳以境胜，八百里洞庭，一髪君山，眼界奇绝。总之，岳阳为上，黄鹤次之，晴川、仲宣又次之。”“楼阁。自古有名者仲宣楼，在荆州城上，所见惟平楚，亦非其旧址也。太白楼在济宁州城上，济汶、泗水横络其前，帆樯千百，过酒楼下，时有胜致。及登南昌滕王阁，章、贡大水西来注北，阁与水称，傑然大观。然不若武昌黄鹤楼，虽水与滕王来去不殊，而楼制工巧奇丽，立黄鹄矶上，且三面临水，又西对晴川楼、汉阳城为佳。总之又不若岳州岳阳楼，君山一髪，洞庭万顷，水天一色，杳无际涯，非若滕王、黄鹤眼界可指，故其胜为最，三楼皆西向，岳阳更雄。”王士性，明代晚期地理学家，性喜游历，除福建外，其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对所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思维，相继写出《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上述三书体现出来的地理学思想和成就以及保存下来的宝贵的地理资料，足以使他跻身于我国历史上的大地理学家之列而毫无愧色。二楼争雄，岳阳楼以面对浩瀚的洞庭，境界开阔胜，黄鹤楼则以它建筑形制取胜。但从思想史而言，对中国知识份子人格的养成及影响来看，则岳阳楼更胜一筹。

经历了1800多年历史风烟的岳阳楼，与浩瀚磅礴的洞庭湖长相守望，南望四水，北眈长江的地理位置凸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构制独特、风格奇异的形制树立起古代建筑的丰碑，灿若星河、各显风流的诗词歌赋增添了地域文化的灵魂，诙谐幽默的吕祖传说吸引了民众的朝拜……特别是范仲淹笔下荡气回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蕴含着深邃博大的意境，体现了震烁古今的人文情怀，构建起崇高巍峨的丰碑。历经岁月淘洗，跨越苍茫时空，岳阳楼既是一座江南名楼，也是城市的地标，洞庭湖的象征，更是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礼赞神往的思想圣殿，高卓的思想文化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