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重视创新的哲学研究

当代世界和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代，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展开，人类社会呈加速度发展。创新已成为时代的最显著的特征、时代精神的核心。到本世纪中期，我国要在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等诸方面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创新是关键性的核心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灵魂，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无疑也是创新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它应把创新作为体系的一个范畴，并把创新精神贯彻于整个体系。令人遗憾的是，哲学界、学术界对创新缺乏研究，至今还没有一本哲学教科书把创新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加以阐释。趁此次“哲学视野下的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座谈会之机会，本人再次提出“重视创新的哲学研究”问题，与诸位商讨，旨在引起同行们对创新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说再次提出“重视创新的哲学研究”问题，是因为本人近20年来曾从哲学视角写过数篇有关创新的文章：如《弘扬五四创造精神》（讲“创造是五四精神的灵魂”、“创造与需要”、“创造与解放思想”、“创造与冒险”、“创造与借鉴”、“创造与继承”、“创造与民主”“创造与青年”等八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创新与冒险精神》（《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创新与个性自由》（《理论视野》2012年第8期）、《创新应成为一个哲学范畴》（以上三文合为《创新问题三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一书的一章，2009年出版）。去年又写了《再论创新三题》（“创新与批判精神”、“创新与学术自由”和“创新与传统文化”，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9期）等。此外，还写过学习毛泽东创新精神和邓小平创新精神两文。这些文章有鲜明的针对性，这是从标题就可看出的，其目的旨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力。今天再次提出“重视创新的哲学研究”问题，同样是希望哲学在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日新”、“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产生了众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发明家和科学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只是从明朝后期起，我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到了近代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由此我国进入了思想大解放的时期，长期被压抑、束缚的创新力逐渐得到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和千难万险，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也为人类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令世界人民惊叹不已！因此，从五千余年的历史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我们深信，只要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一定能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为人类文明发展再创辉煌。

但近代以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在创新能力、创新成果上大大地落后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生产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教育思想、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长期落后的局面虽然开始改变，但一个民族创新力的提高是一个历史过程，至今距根本改变还需经历相当艰难的奋斗历程。我国社会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创新的因素，存在着严重妨碍创新的不良传统。今天，仅仅认识到创新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清除不利创新的负面因素，如何提高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如何加快创新速度，赶上时代的步伐。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对创新的理论研究。

在中外思想史上，创新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没对创新做专门的研究。对创新进行科学研究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联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有显著不同，资本为追求利润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求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关系处在一刻也不停的变革、创新之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发生了革命，欧洲的一些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开始关注创新的研究。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在20世纪30—4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韦特海默著《创造性思维》（1945年美国）一书。该书通过对儿童、成人和一些名人（如爱因斯坦）思维活动的分析，试图对创造性思维进行概括和总结。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大力提倡和积极研究“创造力”的概念，由此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继美国之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研究创造、发现、发明的心理学的专著和论文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各国出版的专著在60年代达50多种，70年代增加到70多种。国外创造学的研究偏重于创造的技能、技巧，偏重于实际的应用。

在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对创新、创新力几乎无有研究，对整个中华民族创新力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浑然不知，对社会中存在严重抑制、阻碍着创新力的发挥的问题鲜有触及。我国学术界对创新的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的。首先，钱学森率先提出建立“思维科学”的任务，其中涉及到科学研究中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三者的关系，实质上涉及在科学研究中创新思维的问题。心理学界则开始对创新思维进行心理学研究，逐渐形成创造心理学，在这方面成绩可嘉，出版教材和专著甚多，例如《创造力心理学》（俞国良著,1996年）。

至20世纪90年代，受国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推动，我国开始从国家层面重视创新研究。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研究日本的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时率先使用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9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1994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了“国家创新系统项目”，对多个国家的创新体系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指出：“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是重要的经济决定因素。”建构科学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措施。当时，哲学界只有从事科技哲学的少数研究者给予了关注，着眼点亦是国家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建构，曾国屏教授主编了一套“科教兴国译丛”，还主编了《世界各国创新系统》。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严峻的挑战，国家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提倡创新精神。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胡锦涛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其着眼点只是科技创新，而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等涵盖整个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创新。

对创新做一般科学研究涉及到哲学、心理学、思维科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如前面所说，国内外学者从思维科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值得吸取借鉴。但整个哲学界对创新及如何提高民族的创新力的关注仍很不够。近20年来，本人仅从影响中华民族创新力的若干问题做了哲学思考，以为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创新力的因素甚多，其最重要因素是个性自由。

大凡中外历史上有成就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的新发现、新发明、新思想、新创造，无不与他们独特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创新需要独立思考，需要独立自主的人格。无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就无创新。创新更需要思想自由。尊重个性自由的社会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创新的实现和发展；反之，一个抹杀个性、束缚个性的社会则抑制、甚至扼杀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妨碍创新的实现和发展，妨碍社会的进步。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奴化教育，使得国民奴性根深蒂固，个性自由缺乏，严重束缚着创新的发展。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其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这是应充分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地认识到几千年封建主义制度和奴化教育形成的根深蒂固奴化意识和小生产形成的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决不是短期内所能清除的，个性解放和自由个性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由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由哲学。当然自由是历史的、具体的，没有抽象的、超越历史的自由。但无论如何，科学研究、文艺创作都需要自由，这是发展科学文化、繁荣文学艺术的规律。我们强调创新，却讳言个性的自由发展，讳言“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创新是人类自觉能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创新之学，是创新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创新者本身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需要创新，需要自我革命，哲学家也需要自我革命。故本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一书中提出“创新”应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贯穿创新精神，直觉、情感、意志等与创新有密切关系，拙著分章略加阐述。

最后需说明，本人只能提出问题，不可能解决问题。这不是逃避责任，更不是谦虚，而是客观规律驱使。毛泽东讲，“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6页）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创造力与年龄的关系的研究印证了毛泽东的观点。不同学科的最佳创新年龄略不同，但总的看在35岁左右。也有研究者认为，对科学家而言，创新力高峰在中年时期，当然也有大器晚成者。但总体上，创新的希望在中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