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县宾：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勤保障研究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县何家冲踏上长征之路，于1935年9月胜利到达陕北，宣告长征结束。对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学界已有较多成果，但对其后勤保障问题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医疗保障问题

长征途中战斗频繁，战士们的医疗问题十分重要，红二十五军医院居功至伟。早在1931年10月25日成立时，红二十五军即设有军医院，院长林之翰。1932年11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今红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先后为刘金山（牺牲）、吴子南、钱信忠。当时医务人员有三四十人，还有炊事班、通讯班、担架队。鉴于军医院刚建立，医务人员太缺，需要培训一批看护和卫生员，经徐海东、吴焕先同意，医院从部队有文化的青年战士中挑选一些人参加培训班。此举培养了看护和部队医务人员，初步建成一个能承担全军医疗、急救任务的军医院。在组建军医院的同时，又着手组建军部下属第七十四、第七十五两个师的医疗卫生机构，师以下的团、营也相应地建立了卫生队、医务所。到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的各级医疗机构已初步建立起来。军医院还成立了战地救护队，医护人员随部队上前线，及时进行战地伤员抢救，提高了伤员的治愈率，受到部队指战员的称赞。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军部机关直辖军医院，医院充实了看护班、通信班、担架队。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中，军队医务人员对红军救护起了重要作用。在1934年11月底的方城县独树镇战斗中，红军有100多伤员，由于各个团、营救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大部分伤员都能随部队突围。在同年12月10日的洛南县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和程子华负重伤，还有许多团营干部和战士也负了伤，军医院及时组织了抢救，用担架把徐海东、程子华及一位姓赵的团政委抬着随部队行军。军医院在山区和当地老乡联系，用一两个星期时间，把一些需要安置的重伤员安置到老乡家里，并给伤员留下一些药，告诉伤员自己如何换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有2980余人，到达陕南时仍有2700多人，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军队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所起的巨大作用。

红二十五军在到达陕南，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尤其是1935年4月九间房战斗后，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其间，由于环境相对稳定，对一些重伤员进行了治疗。经过前后两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徐海东恢复了健康。对受伤的程子华，医院采取了扩创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同时进行退烧消炎。经过一番努力，程子华逐渐恢复健康，但是伤口仍留有死骨。到了陕北以后，他又接受了一次手术，才完全恢复。此外，医院还给一位腿部受伤的团长做了离断手术：治愈了团政委赵凌波的胸伤，并取出了留在他肋部的子弹。军医院长征路上用的药品，基本上是从药店购买或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般药品还不算太缺乏。

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军医院随军转战，于1935年9月，胜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到了陕北后，除红二十五军野战医院外，又成立了后方医院，吴子南任院长，后由李资平接任，负责前方医院转来的伤病员治疗任务。

总体看来，军医院对红二十五军的医疗救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钱信忠回忆说：“在长征路上，徐海东同志总喜欢要我同他在一起，上阵地。当他观察地形、确定战斗部署后，我就按作战要求，设置医疗救护点。因此，一般进行有准备的战斗，医疗救护工作都比较及时。而战斗结束以后，则把轻伤员分散到部队，重伤员不能随军行动的，进行妥善安置。……在正常行军的情况下，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随后卫参加收容工作，把沿途有病的同志都收容起来，病重的用担架抬，到宿营地，根据敌情和病情，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进行随队或安置。这样它对巩固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给养保障问题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军部设经理处（长征出发后称供给部），各团设供给处，处辖财政科、军需科、粮秣科、总务科、运输队和警卫班，共50余人。经理处和团供给处的任务是保障部队的物资供应，保证部队吃饱肚子，还要吃得好。出发前，进行了转移准备工作，例如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安置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

在长征途中，供应处粮秣科的同志随手枪团在前面走，先去筹粮、买柴、买草，待大部队一到马上有粮吃，有柴草做饭。后勤给养人员非常辛苦，行军打仗，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支锅烧水做饭，买柴买菜，有时连打草鞋的时间都没有，只有在部队驻扎下来以后，才能有时间休息一下。当红军接到作战命令时，就更加忙碌了，首先必须给部队准备粮、油、盐、菜。打起仗来，由后勤部门负责督促检查各营、连伙食单位按时做饭，及时将饭菜送到阵地上去，保证战士们吃饱、吃好，只要条件允许，要让战士们吃上热菜、热饭。同时，还要准备伤病员的饭、菜、开水等。战斗中要动员组织群众担架队，到火线抢抬伤病员，此项工作由团供给处、政治处、卫生队共同负责完成。战斗结束后要给俘虏兵准备饭菜，打扫战场，收拾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清点战利品。

给养保障包括被服、弹药和粮秣等。其来源途径主要有：

自制。红二十五军战士所穿的鞋多是自编的草鞋，经理处下设有被服厂，为红军战士提供被服。

缴获。被服的原材料布匹相当部分靠缴获，弹药主要靠缴获。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和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缴获武器弹药等甚多。1935年3月10日，华阳镇战役缴获长短枪500余支。4月9日，部队在陕西蓝田县葛牌镇九间房地区将敌警备第三旅两个团打垮，并消灭其一个团又一个营，俘虏敌兵1000余名，缴获枪支弹药很多。1935年6月初，商县夜村及商雒镇战斗缴轻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6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攻占河南淅川荆紫关，歼敌民团一个营及敌第四十四师一个连，缴获一批物资。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袁家沟口全歼尾追之敌陕军警备第一旅，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1935年8月9日，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8月17日，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大部，缴获甚多。18日，红二十五军在瓦亭附近毙伤敌数十名，缴获战马17匹。20日，红二十五军在平凉马莲铺击溃尾追之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歼敌一个多营。21日，四坡村战斗全歼敌军1000余人，缴获甚多。

没收。1934年12月20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据曾在红二十五军做后勤工作的刘炳华回忆说：“政治部派人调查到地主情况，我们就派人去没收地主豪绅的金银财宝、粮食等。粮食多了部队带不动，就分给群众。因此，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穷人的热烈拥护。后勤部门把没收的大批银圆、布匹等贵重物资全部用牲口驮走，牲口驮不完的就分给营以上干部每人背100元，供给处的干部每人背200元，经常弄得大家日夜不得休息。”在鄂豫陕根据地东部刘家花屋地区，没收粮食28000余斤。在根据地北部葛牌镇地区，我军没收粮食90多万斤、肥猪85头、腊肉2000余斤。在攻下城镇时，我军也没收官僚资本家的物资。例如，1935年4月18日，红军攻克雒南县城，将“顺兴恒”等四五家豪绅反动分子开办的粮行、货栈、钱庄的部分粮食和财物予以没收。群众支援。由于红二十五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长征途中和在陕南期间，人民群众在物资上积极支援红军。红军出发后，由于指战员衣服单薄，饥寒交迫，以至于在独树镇一带遭遇敌军后发现敌人较迟，加上战士们手指冻僵，拉不开枪栓，被迫后撤，情况险恶。1934年12月，到达陕南后冬衣显得尤其紧迫。《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强调“迅速的解决冬衣”问题。1935年1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缴获了许多布匹和棉花，革命根据地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红军赶制冬衣，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一路上，群众往往敲锣打鼓抬着慰问品慰劳红军，让红军指战员非常感动。在红二十五军北上途中，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部队顺利通过回族聚集区兴隆镇，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将一群染成了红色的肥羊送给红军。许多回民群众积极为红军做事。例如，当地有两位回族妇女看到山顶上的红军哨兵没法做饭，就提着一篮馒头，拎着汤罐，上山送饭。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他们在道路两旁摆设香案，放上点心油果，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从永宁山向永坪镇开进途中，人民群众送水送饭，送米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见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

购买。红二十五军保护正常的商业活动，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中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活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资本在三百元以上的商店、行商，必须交纳商业累进税，资本在三百元以下者免税”；“红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中，为战费之需要，得向资本在三百元以上并雇佣劳动之商人酌量派收捐款”。因此，在根据地内红军所需要的一些物资主要是通过购买的途径获得的。在长征途中，红军也本着公买公卖的原则购买所需物资。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北上，沿途贫瘠荒芜，人烟稀少，无粮可筹，恰遇到一个赶羊的商贩，军经理处马上派人交涉，买下了这群羊，共四五百只，从而缓解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严重饥饿危机。

三、结束语

归根到底，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后勤保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红军在根据地内取得的种种胜利均是明证。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红军本身的后勤工作部门难以健全，因而红军的各项勤务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团体组织农民群众承担的，其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庾家河战斗后，不少红军伤员分散在庾家河周围各村的农民家中养伤，为使伤员早日痊愈归队，乡村医生杨春荣、罗锦文等日夜四处奔波护理治疗，使伤员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治疗。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后，许多农民家成了医院的“病房”，仅“红军干妈”丛大娘1个人就护理了4名伤员。群众为护理伤员受了千辛万苦，红军干部张波在丹凤县荣川小学教员何老五家养伤，敌得知后将何捕去严刑拷打，但何宁死不露真情，一直把张掩护到伤愈归队。红七十四师在旬阳县桐木沟与敌作战时一名战士右腿受伤，地主长工刘应有趁夜色将他背回村里，后怕被敌人发现又把他背到深山老林的岩洞内，请医生徐光润用草药治疗。红七十四师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后，群众主动给红军背送蔬菜，翟登娥等许多妇女还主动给红军浆洗、缝补衣服，赶做鞋袜。

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不仅在后方勤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也在战地动员和后勤保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前，人民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战斗中，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在全歼陕军警一旅中，地方武装和群众参战者达2000余人之多；战后，人民群众又积极救护和转运伤员，不少老大娘主动把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