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逊的学者，淡泊的宗师——记西方经济学家谭崇台教授(3)

借得春风人未老 宏论迭出仰山高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系统地从国外引进以来，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术语如增长点、发展极、二元结构、农业剩余劳动等，不仅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成为广大民众口头中常用的名词。我们不能不感谢谭崇台卓越的理论贡献。他是我国经济发展理论中无可争议的大师，许多学子把他的名字同发展经济学紧紧联在一起，并干脆称他为“发展经济学家”。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曾被看作是“鼓励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说”，不少人认为应该予以抵制、批判，而不是学习和借鉴。谭先生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一方面，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特殊的经济问题为分析出发点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总体上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比如：结构主义思路重视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动态的观点从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中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结构改革的主张，指出发展过程具有失衡的特点，不能任其自流；新古典主义思路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作出了细致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既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结论，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社会效益、开发人力资源、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发展经济学还带有殖民经济学的痕迹，应该予以扬弃。谭崇台一向认为，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学说，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评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毫无疑问，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内在的庸俗性和重大缺陷，但它毕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和综合。我们搞改革开放，同资本主义接触，就不能不了解它的运行机制，不能不探索西方国家政府执行政策的意图，以及西方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谭先生指出，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经济行动的指导原则，它的演变往往是西方国家政策更替的先兆。我们决不能因为西方经济学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为国际经济旧秩序辩护的固有缺陷，而对之不屑一顾。当前，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了解对手，懂得并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

谭崇台提出在系统、全面了解西方发展经济理论的同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联系我国的实际，对那些理论进行解剖和分析；还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经验，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他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对“资源耗竭论”和“资源自然平衡论”提出了批评。他还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例如，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代替经济发展的效果；不能片面强调工业化，应当重视农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两手并举”，既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也要重视宏观管理；为了更好地了解前人的经济思想全貌，应当以经济发展理论为脉络，写新的经济学说史等等。他的这些观点对国内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借得春风人未老，渐行渐远天地宽。谭崇台的锦言宏论，奠定了他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历史地位。没有他及武汉大学一批批学者和教育家的卓越贡献，东湖之滨的珞珈山，就不会如此声名动天，每年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学子对之心驰神往。

1995年在谭崇台回国执教50周年前夕，山西经济出版社专门收集了他从1948年到1995年的39篇重要论文，汇编成一部长达43万字的《谭崇台选集》，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谭先生。谭崇台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精心修订整理，向广大读者勾画了他几十年的学术成就，其中，围绕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占全书篇幅80%以上，集中体现了在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推广、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少学者认为，“选集”的出版，不单是对谭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总结，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幸事和盛事。笔者认真通读了《谭崇台选集》和相关评论，惊奇地发现他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七大贡献。由此，我们感到谭崇台被尊为我国当代杰出的西方经济学家或发展经济学大师，当之无愧。

1.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曾有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的起点抱有疑义。谭崇台认为，尽管二次大战前的几个世纪中，伴随着资本主义成长的经济发展逐渐加速，不少西方学者都发表了侧重点不同的经济发展思想，但总的来说还不具备作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条件。据此，他率先提出“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为发展经济学确定了起点。不仅如此，谭崇台研究了国外一些著作中五花八门的体系构造，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学派和基本理论、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经济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实证研究等。这一体系与国外同类著作的不同在于，它是按照一门学科的体系来设计的，体现了规范、完整、系统和精确的要求，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到1989年定型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与好评，这一理论框架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对经济发展思想史作了有益的探索。在现有的经济学说史著述中，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评述各个时期、各个学派、各个人物的经济发展思想，一直是一个空白。谭崇台认为，目前流行的以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学说史，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以批评为目的来写学说史是不够的，它会妨碍我们对经济思想的继承和扬弃。为此，谭崇台从1982年起就多次呼吁，务必重视研究经济学家们涉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他历经十载，终于完成了一部《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1993年出版），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

谭崇台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思想尤为重视，他悉心研究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思想，得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要结论。比如，谭先生认为，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不仅限于劳动价值论，他还是经济增长分析的第一人，他的巨著《国富论》自始至终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线的，尤其是他主张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的源泉；他主张从动态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状况和前景。这些观点都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并且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重要影响。又如，谭先生认为，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和完整的自由贸易理论，确立了“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的重要思想，这不仅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而且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主张一起，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谭崇台认为，在1848—1945年近一百年间，西方经济学家也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比如马歇尔对规模经济和人力资本的研究，熊彼特对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周期的研究，李斯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克拉克对经济增长条件和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等等，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都有显著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研究和制度创新研究的雏形。关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许多人认为它与发展经济学无关，谭崇台却认为不然。凯恩斯对于国民收入的总量均衡分析可以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总供求平衡问题，凯恩斯对于政府进行宏观干预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论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计划、发展战略提供了工具和手段，这些对经济发展理论显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3.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畴作了严格区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增长与发展范畴，要么混而用之，不加区分，要么只是在量上作简单的划分。谭崇台一贯主张严格区分增长和发展，他指出，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N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他还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尽管这些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也曾有一定的研究，但把它们列入经济发展范畴之中，则是谭崇台的创见。

4.对“新古典主义复兴"的分析与评价。在西方，对于发展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复兴”存在迥然不同的看法。谭崇台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持怀疑态度，在其论文中，对新古典理论偏重批评而对结构主义偏重肯定。但后来，他对新古典主义复兴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和积极的评价。他多次指出，新古典主义复兴给发展经济学带来了思想方法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转变：它深化了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认识，促使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唯计划论转变为注重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它纠正了对农业的偏见，更多地强调农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的唯工业化论转变为改造传统农业，建立工业农业均衡发展的机制；谭崇台强调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研究，促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单纯注重物质资本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从长期来看，发展教育是消除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他重新评价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闭关自守的内向发展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只能带来经济停滞和倒退，发展中国家不能只看到国际贸易所带来的贸易差额这一静态效应，更应看到它所带来的外资流入、技术引进、市场拓展、社会与思想观念的冲击等动态效应。这些观点不仅准确地概括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当代走向，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国内堪称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