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探讨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提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须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探索和更新，即跳出历史描述和归纳整理的思维范式，以核心范畴为基石，通过“问题域”的构架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发现其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的整体差异性，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实现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目标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基质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已经提出并正在创造一系列新的理论命题。这些基本范畴和问题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共同构成“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绩”和贡献。

在当代中国，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将其视为继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后不同于俄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种批评形态，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尝试。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世界文坛有哪些贡献？这些问题都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将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做理论准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在世界范围内，以“形态”或“范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特色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做了分类，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大致可分为四种，每一种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一定‘区域’相对应，因而也与特定的（非常笼统地讲）历史时期相对应。它们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种种细微的嬗变和移置构成了本书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1]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马尔赫恩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模式”的特点，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端与发展的历史，一般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相位”，“一种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一直强劲地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一种具有自我风格的批判相位，这一相位从本世纪20年代兴起，在随后的30年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然后在60年代确立一种‘非正统的规范’；一种新的相位，这一相位起初效忠于60年代早期的批判古典主义，在其后的10年间得到广泛传播，然后又在‘唯物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之类含义宽泛的名目下迅速发展、演变，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今天仍在继续。”[2]我们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或“相位”中的一种，是一种有别于上述诸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与中国化是一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形成的基础和历史语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才得以提出和建构。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作为理论构架，它在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的不同首先表现为主体性质的差异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主体更多的是以接受主体的面目出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主体则体现了一种主动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立足于接受这一方，侧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和实践，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并且在接受过程中更多的是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实践，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所变异和创造，但其基本性质是接受和运用。而“中国形态”则是作为建构的一方，主张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加以归纳、提炼和升华，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理论形态。可以说“中国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创造性的变异和发展的关系，其主体持建构性立场。其次，从研究类型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主要是在历史进程中展开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和总结上，研究轨迹呈现为线性特征，展示的是历史的递进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成果。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则是一种理论建构，具有框架性特征，它有其特定的学理基础、问题意识和理论范畴等。尽管这种理论形态并非完全固定，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但毕竟是作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特质呈现的。

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颇具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在中国文坛长期存在，作为既成事实，已不言自明。另一观点则对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表示怀疑，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不过是一些“断简残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能够成为“形态”么？[3]今天我们要着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首先需要对这些观点做出辩答。

针对第一种观点，我们不妨追问，既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一般的文学批评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底有哪些贡献？显然，人们对于这些问题很难作出清晰的回答。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较之其他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相对滞后，未形成鲜明的问题意识，既缺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观照，又未深入研究其理论特质，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同起来。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世界的传播。因此，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将有助于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特征，有助于凸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引领作用和当代价值。

对于第二种声音，需要作更为具体的辨析。其实，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否有体系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曾有过探讨，有些学者已做出明确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在1945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中，一开始就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文存在的“特别的形式”问题，指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关于美学或文学艺术问题的专著，但这绝不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关于文学艺术或美学的“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4] 持新批评立场的韦勒克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文学言论零零散散，随口道出，远谈不上定论。它们并不等于一套文学理论甚或探究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但是这些言论并未由此而显得互不连贯。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5]。我国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中一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特点和规律。[6] 不过，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看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联系，并对此做出明确肯定，但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回事，而要具体建构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完整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可以说，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态”或“范式”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如今我们研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在中国走过百年并经历了种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这一任务就更具挑战性。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路径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坛的问题不可能完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现成答案，也不可能仅靠异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术语来应对。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成为必需。

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加以审视。回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人们大多采用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主要通过历史描述和归纳整理的方式，对具体对象的发展历程加以梳理、分析和提炼，这种方法固然具有史的明晰性，但多局限于经验层面，是一种追寻式的总结，随波逐流，不知所往。在建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到，仅从时间上描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是无法把握其整体风貌的，必须探索和更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即超越经验描述，将“中国形态”置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语境中，以核心范畴为基石，在理论层面上作整体的系统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中国形态”的性质和特征，形成具有区别于其他形态的整体差异性；也只有经过理论建构的“中国形态”，才能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质，也才有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理论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既可以检视过去，又可以指导现在并规划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理论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中国文论界以往未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体系上的梳理和建构。应该说，早在1958年，周扬就提出“建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命题，表达了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化的愿望，但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长期在中国理论界占据权威地位，周扬提出的这个命题被遮蔽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开始从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切入角度（如反映论、实践论、生产论、人学等）出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建设提出了多种理论构想，并对相关概念、范畴、命题做了不尽相同的理解和阐释。[7]我国学者所设想的这些理论框架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前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建构“中国形态”需要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这里我们借用了阿尔都塞的“问题域”（Problématique）概念（该概念又是阿尔都塞从他的已故朋友雅克·马丁那里借来用于对马克思的分期研究），通过对该词的新的阐释以寻求方法上的突破。问题域一词主要用来表述“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8]。首先，问题域具有整体的特殊性，它是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方式，而其中的若干问题又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每个问题都在问题域这个整体中被思考，用阿尔都塞的话说，“一切都取决于问题域的性质”[9]，换句话说，问题域对特定的理论形态具有规范、制约的作用。这种整体差异性是在“中国形态”的建构中需要格外注意的。第二，问题域又是一种运动中的形式，它强调问题与历史的复杂联系，不排斥对问题产生的特定环境和生成机制的研究，认为问题的产生是文学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问题域不是在抽象的层面展开，而是立足于历史语境之中，这一点又将问题域与仅强调内部和共时研究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区别开来。第三，在问题域中，构成不同理论形态的区别性特征具有原创性，这种原创性研究正是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价值所在。鉴此，从问题域出发考察“中国形态”，我们不仅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获得一种整体感，而且对研究对象的理论特质和结构特征也会将有清晰的认识。

作为特殊差异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不可能在封闭空间中产生，它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比较和区别来建构，因此，问题域的引入为区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提供了言说的工具。当然，无论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系统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根本的制约性。世界上不同形态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或特质，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识系统作为研讨文学问题的学理基础；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有的阐释文学问题的理论、范畴、命题和方法。同时，我们又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适应社会实践和文学活动的现实要求，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会有所选择和有所侧重，故它们又形成了具有区别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形态。

就“中国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而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中国形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形态”毕竟不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了，当今中国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环境和面对的问题大不一样，文学活动产生的方式也发生改变。“中国形态”的问题域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应对的是中国问题，承载的是中国的生存体验，远非“现实主义”和“典型”等概念所能囊括。并且时空的差异不仅使“中国形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发生了变化，而且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并由此带来了整体结构即问题域的不同。可以说，没有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的特殊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中国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在问题域上更是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文化状况等因素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有着不同的问题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起统领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他们已由注重阶级和革命逐步转向注重考察全社会普遍的文化境遇，一方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社会革命理论转变为书斋里的批判，削弱了其变革现实的实践品格，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做了深刻细致的洞察和审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学批评成为了动摇“现有制度永世长存的幻想”的思想武器。并且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社会理想，使其批判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建设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更具有主体性和包容性特征，它在吸收不同话语体系和知识谱系的过程中持差异性立场，通过与异质理论话语的对话和交流丰富和完善自身。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失去应有的洞察力、对社会现象的敏感性和尖锐的批判力度，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一些社会现象、文学现象之间难以形成一定的张力。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贡献

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实现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目标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基础和基质。围绕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如人民、政治、民族、实践等术语，这些基本范畴组成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落，在问题域中彼此呼应又彼此制约，共同形成“中国形态”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建树。

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基本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形态”已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例如，“人民优位”就是“中国形态”的一个理论贡献。“中国形态”中的“人民”是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是由千千万万真实的个人组成的。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人民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其目标和归宿。这种明确系统地论述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又如，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是“中国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政治维度”强调文学绝非独立存在，而是人类社会的想象性呈现，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想象性重构，因此，“政治维度”重点关注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与社会效果，主张优秀的作品应激发人们向上向善的热情。不过，“中国形态”的“政治维度”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也悄然发生变化，逐步从宏观政治、阶级政治进入生命个体，并尝试与心理、审美乃至经济联姻。再如“民族形式”的研究也颇具中国特色。“中国形态”推崇民间形式，并将民间形式上升为民族形式，由此揭示了被以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忽略和低估的民间文艺及其形式的政治作用，同时，“中国形态”在“民族形式”的研究中还融合了内容与形式、本土与域外、传统与现代等多重视域。这些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理论命题在“中国形态”的问题域并不是被孤立或单个加以研究的，而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研究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与整个形态相关。例如，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枢纽，“政治维度”则建立在人民的基点上，因为最大的政治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对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的批评也都是以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其根本价值取向的，而“民族形式”则是为了探寻更好地表达人民群众美好愿望的方式。简言之，这些基本问题以“问题群落”的方式共存于“中国形态”之中，显示出区别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差异性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 的理论特质。

问题域作为一种运动中的形式，又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高科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这个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现象和问题。若完全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观点和话题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如何看待消费社会里文学与资本或商品的关系？如何应对高科技对文学的冲击？这些问题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需要批评主体去发现和解决，它们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能否在当代社会中文坛发挥引领作用的问题。例如，文学与资本的关系就是“中国形态”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我国批评界长期忽视是因为人们受到康德审美无功利性的影响。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资本的性质做过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10]，而现代雇佣劳动直接导致艺术的自由特性的丧失。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尤其是纳入文化工业轨道的文学活动大都有资本为后盾或有赖于资本的支撑，“中国形态”必须重新阐释文学的性质，正视文学与资本的关系。如今的文学活动作为一种生产，不仅仅具有审美属性，也带有商品属性，而资本的控制力和逐利性又往往与艺术的批判性、超越性形成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在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和了解市场运行机制的情况下，保持对资本霸权的警惕，追求审美价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的矛盾统一，而文学活动的精神品格在其间应该具有优先权。文学与高科技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取得话语权的又一重要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深入，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带来深刻的革命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与科技的关系有独到的研究，但他们大多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去阐述的。“中国形态”则需要结合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状，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那里已有定论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上做出新的开拓，即在充分认识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文学有巨大影响的同时对这一影响作辩证分析。一方面，须看到高科技的标准化和模式化对文学创作力的戕害，另一方面又应借助高科技的能量，为文学插上腾飞的翅膀。如果说铁路、电报和避雷针的产生曾导致了古老神话衰落的话，那么，今天的高科技则不同，它正在刺激和更新人们的感觉和想象力，催生一个又一个新的梦想和神话。并且，就文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而言，文学还可以凭借自身优势，通过情感的升华和对人生的畅想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技术注入更浓郁的人文关怀。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并未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认识和解决中国文坛出现的问题，并做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

若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整体特征的话，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所具有的实践品格和辩证精神。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它在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中产生，并接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的实践性还表现为它在文学活动、审美活动乃至整个精神生产中所具有的指导和引领功能。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形态”将整体性和二律背反引入文学批评，它不仅承继传统的圆融精神，将文学活动的相关角度、方法与观念纳入到问题域的系统之中，而且以一种辩证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对立统一，由此形成了观照文学的总体化视野和开放性的批评态势。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还具有未完成性的特征。毋庸讳言，在“中国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而纠错能力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智慧和勇气。不仅如此，未完成性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的探究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都塞说过：理论对实践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直接与实践发生关系，另一种则表现为指向还未付诸于实践的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正是立足于中国大地而面向中国的未来，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产生新的理论、新的范畴。

最后，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是一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形态，其理论建树既展现出自身的特色又体现普适性，因为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没有意义的。在世界文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不会唯我独尊，而是与世界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相容相存。不过，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鱼龙混杂，中国学者有责任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绩”，并通过对“中国形态”的建构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做出东方学者的回答。若用更高的目标来要求的话，“中国形态”应该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更为合理的批评模式，为此，我们将不懈努力。

[1]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110页。

[2]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引言”第3页。

[3]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曾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具有体系性展开过激烈争论，参见陆梅林《回顾与反思——记十年来若干文艺理论论争》，《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3期。

[4]参见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73页。

[5]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6] 参见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著作类可参见陆贵山：《宏观文艺学论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文类可参见陆梅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论纲》，《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童庆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东疆学刊》2004年第4期；赖大仁：《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等。

[8]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页。

[9]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