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彭斐章：学术交流

彭斐章一向认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应当立足本院,心系全国;立足本国, 放眼世界。 他在担任图书馆学系副系主任和学院院长时期, 接待了英国图书馆代表团、 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院林瑟菲教授、 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和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西德科隆大学、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匹兹堡大学等学校的国际同仁, 通过学术研讨会和讲座等形式展开了友好交流 。

198o年,改革开放伊始,彭斐章应邀担任团长,带领由教育部组织的“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 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考察。

1984年, 彭斐章任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后, 为推进海峡两岸图书资讯界的相互了解和开展学术交流, 与大陆图书情报界同仁积极参与了海峡两岸的交流活动 。

1990年9月, 彭斐章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身份成功接待了以王振鹄为首的“台湾图书资讯代表团”一行14人。这是海峡两岸图书馆界40年来首次交流。 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沈宝环先生不但是文华图专毕业生, 还曾担任过文华图专的教师和总务处主任。 他的父亲沈祖荣将其一生献给了文华图专, 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担任校长二十余年。因此这次参观访问被称为“寻根之旅”。据参观团成员胡述兆回忆: “我们在武汉停留了三天, 受到彭院长及其团队的亲切接待。 由于武大是大陆图书馆教育的重镇, 在双方的交流中, 使我们对图书馆教育在大陆发展过程与现况有了粗浅的认识, 也奠定了两岸同道友谊的初基。”

1993年2月,作为回访,彭斐章与北大图书馆馆长庄守经,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主任周文骏,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主任陈誉, 中国科学院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史鉴,及南开大学分校副校长王振鸣等一行六人,应邀赴台湾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参观访问,被称为内地图书馆学者赴台湾交流的“破冰之旅”。他们出席了“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教育研讨会” 以及首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开启了海峡两岸图书馆界的双向交流。 彭斐章还应邀作了题为 «中国目录学的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自1990年和1993年的双向互访后,海峡两岸图书情报界学术交流渠道畅通, 交流方式日渐多元化。 至目前为止, “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术研讨会”已召开十一届。

 1993年2月应邀赴合湾出席“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教育研讨会”

彭斐章在任院长期问的多次出访, 使图书情报学院与国际著名的图书情报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交流关系, 自己也与国际友人结下了深情厚谊。 1986年9月,彭斐章出席由国际图联(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Intem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 tionsIFLA)支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北京召开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发言,强调高层次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1987年4月,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赴前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访问和业务考察。1988年1月,彭斐章应美国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邀请, 到美国波士顿、 伊利诺伊等地访问讲学。1991年8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57届国际图联大会。1996年8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 在许多重要国际交流场合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彭斐章个人也曾多次受邀到林瑟菲、兰卡斯特、陈钦智等学者家中做客。广泛的学术往来促进了国际交流, 发展了同行的友谊。

 1988年1月访美时,应邀做客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家

 与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交流

作为中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权威, 彭斐章在关注国际的同时, 也注重国内兄弟院校的合作, 并积极参加全国各级重要学术会议。1983年8 月,第一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彭斐章出席会议, 鼓励年轻人为目录学学科的发展多做研究。 这次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令每一位致力于书目工作、 目录学研究和教育的人都深受鼓舞。 1991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 彭斐章与来自各地的目录学专家就书目工作性质、作用与其他文献工作关系和目录学教学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994年9月在太原的第三次会议,以“迎接新时代挑战的目录学”为主题,彭斐章率众弟子参加,占了大会的半边天。他作了题为«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的报告,为会议讨论确定了主旋律。2004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第四届研讨会上,他提交了«20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回眸和思考»一文, 在对20世纪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基础上, 对网络环境下中国目录学研究造势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应深入研究和实践的课题。2007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研讨会上, 彭斐章回顾了五届目录学研讨会的历程,指出“变革是我们所处时代的重要特征。 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不断变革的科学。目录学要发展,只有紧跟时代节拍, 以书目情报为基点,以读者需求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 与时俱进, 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 他的指示确定了中国目录学应变数字时代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