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朱祖延：学术建树

倡导实学,勤于实践,是朱祖延学风的核心所在。

朱祖延出身于宝应朱家,那是当地世家,名人辈出。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写得一手好字,工于词章,而且对诗、词、对联都很有造诣。进入大学读书及走出校园后,又先后受到汪辟疆、殷孟伦等学问大家的教育和栽培,这为他日后从事以语言文字为主的辞书编纂、古籍整理和研究等具有“实学”性质的工作打下了艰实的基础。

学术研究中的“实学”思想渊源有自,它大体外在表现为传统学术史上的考据之学,即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实证,不尚虚言。这种朴实无华的治学方法到清代乾嘉时期被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我国学术史中影响最巨的主流方法,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学人在学术的大观园里攻坚克难、勤奋耕耘,成就了数不清的学术成果。

解放前的中央大学,名家众多,培养出了一批批对社会有用的专门人才。那时的中央大学校训是“诚朴雄伟”。所谓“雄朴”,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而“雄伟”,则是说为人为学要有远大志向,要立志“做大事”,“养吾浩然之气”。这种“诚朴雄伟”之风正和中国古已有之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它深深地影响了朱祖延的整个人生。

朱祖延早年精心结撰的两部学术著作《古汉语修辞例话》和《北魏佚书考》,是他实学风格的早期呈现。前者是他在早年的古汉语教学过程中,搜集积累文言修辞材料撰著而成。由于他谙熟文献典籍,因而所举例证大多为此前同类著作中不曾用过的,这对于丰富我国古汉语修辞理论,提高人们认识相关修辞形式的水平极有帮助。而后者是他有感于“陵谷变迁,朝市改易,北魏文籍见著于《魏书》及隋志唐史者,今已百不一存”的历史事实,“网罗掇拾有魏一代佚文,重加编次”而成（《北魏佚书书·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他对每一著作,首考典籍所载著者其人,历代目录对其书的著录,然后以“延按”的形式指出其书的存佚情况、历代辑佚情况,以及本书的增补。全书层次分明,信而有征,颇见考据功力,为人们学习和研究北魏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担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工作,是他第一次主持大型集体项目。而《汉语大字典》的编写,难度极大。它需要把近6万个汉字进行系统整理。每个字的音、形、义都给予准确说明。每一个字,从解形、读音到释义,都要有坚实可靠的资料作佐证。这就要求每个编写者必须得“抄好书”,既要读懂古书,理解正确,不能张冠李戴,斩头去尾,把古书的句子断错了,又要校对无误,抄写卡片时不能有错漏讹误。所以,他反复向同事们强调“抄好书”的这些重要标准。

由于当时“武汉市编写组”的参编人员大多没有编过辞书,他们必须从头学起。在朱祖延的领导下,他们边干边学、临阵练兵、能者为师、互教互助。他还经常组织讲座,让大家交流各自的见解。比如虚字如何编?名物字如何编?异体字如何编?等等。这样集思广益形成的意见和方法,最终都受到了“大字典编辑部”的肯定,出色地完成了相关的编纂任务。

 和程千帆、 冯天琦在一起

成语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他创造性地运用“孤证不立”的实证原则鉴定成语。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收人了许多在不同文献中使用两次以上的四字格固定词组,并引人一定数量的三字格、五字格、六字格乃至更多文字组成的固定结构,将当时进入辞典的成语数量一下提高到一万七千多条,从理论方面,尤其是实践成果方面突破了固有界限,丰富了成语视野,也带来了其后多年成语辞典编纂和出版的大繁荣。

《引用语辞典》的编纂也是他践行实学理论的产物。该书体例规定:第一,所列条目都是经、史、子、集或诗文、词曲、小说中的成句被后人引用而不注明出处的；第二,所收条目,不论其是否是警句、名句,只论其是否被人引用。用书证实例说话,不凭空立条目,构成了这部书的特点。这本因响应著名语言学家昌叔湘的倡议而编成的专门性工具书,也因此受到了学界的好评。

他主编的《尔雅诂林》,可以和丁福保主编的《说文解字诂林》、徐复主编的《广雅诂林》媲美,成为传统语文学最有用的工具书。但他做主编,不是挂名,而是既主且编,亲临第一线,动口动手,身先士卒,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实学”呢！

朱祖延力倡实学,并脚踏实地地加以践行,不仅仅表现在他能客观严速地对待每一部著作出版之前的各个环节,而且还体现在著作出版之后。《北魏佚书考》、《古汉语修辞例话》、《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引用语辞典》出版之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没有满足于现有成就,而是继续对既往成果加以关注,为之一一补充新的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把它们一一写在各种样书的天头地脚,或相关地方的字里行间,或书籍边缘的空白处。所以,我们看到的放在朱祖延案头、作为他自己样书的那些著作,大多都是书皮油黑,正文的天头地脚大多要被写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所占有,那都是他随手抄录的新材料,以便于修订时重新补上。“天头地脚无空廓,但见群蝇满纸飞。”最为直观而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经他补充过材料的书页之上满是蝇头行书的客观状况,令人肃然起敬。他重加补充的材料,为各书的修订再版提供了条件,因而颇受出版商的青睐。《引用语辞典》初版于1994年,70多万字,经过这种增补修订后,2000年再版时改名《引用语大辞典》,内容已扩充至170多万字,再到2010年出增订本时,字数已达230多万了。不断增大的数字已经说明朱祖延在这部著作上所投入精力之多。而这种对自己负责、为读者着想的实干作风更令人钦佩。

朱祖延在培养研究生的教学活动中,也能体现出“实”的一面。据弟子们回忆:1985年,在为《汉语大字典》极度紧张而劳累的工作中被发现患直肠癌并做切除手术不到半年时,他仍然坚持为学生讲授文献校勘学,每周四节,用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作教材,结合自已在读书和辞书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大量实证,仔细讲解陈垣先生校勘四法的理论价值、原理及其运用,同时在举证过程中反复强调证据材料在校勘过程中的重要性。接着一个学期,他又开讲避讳学,用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作教材,仍使用大量例证,仍反复强调实证,让学生们受益匪浅,至今记忆犹新。

朱祖延长期坚守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其实也鼓舞和激励着后学:做人需要实在,为学更不可华而不实、凌虚蹈空,否则就会做人无正气,为学少根基。

青灯有味消长夜,白璧持身绝世氛。”这是第三个教师节时,朱祖延抒发情怀的诗句。这恰好道出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心和对于自已从事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事业的钟情,也准确地描画出他自甘寂寞、守身如玉的情怀。朱祖延曾多次形容自已的工作感受:“其实就和农民种地、黄牛耕田没什么区别,习惯了,也就觉得没啥苦的了”。朴素的话语充满了对名利的淡泊,对事业的摯爱,让人为之动容。

综观朱祖延的一生,可以看出:作为教育家,他是一个播火者；作为学者,他又是一个保存传承火种之人。“丹铅事业犹能继,白发婆娑自校书。”这也许是他忘我工作的原动力——他要把中国的传统学术精华继承下来。“幸有残年赢体在,不辞辛苦作人梯。”这或许又是他拼命工作的新动力——他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传递下去。所以,他的人格品行、治学精神和卓越成就,都是我们受用不尽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