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杰：思想领导与大别山地区人民军队的形成发展

思想领导就是对思想的引领和指导，包括政治思想的领导、经济思想的领导、军事思想的领导等。大别山地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创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先后诞生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部队，形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形成发展中，党的思想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在武装反抗反革命镇压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应运而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反动派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叫嚣“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二万六千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大革命时期受到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遭受严重挫折，1924年至1927年持续了三年多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面对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积极进行武装抵抗。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他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而且“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之后又提出了实行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结论。 

我们党提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通过武装斗争、武装割据夺取政权是一种政治斗争思想，号召全党开展革命暴动、组织武装起义是一种政治思想的领导。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思想领导，至于如何具体指导开展武装起义才是军事层面的思想领导。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的号召下，大别山地区爆发了三大起义，诞生了以下三支红军武装。

黄麻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

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结合湖北的情况，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9月中旬，黄安县委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讨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武装起义的指示，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麻城县委决定与黄安农民联合行动，共同举行起义。 

从9月开始，在中共黄麻党组织领导下，黄麻北部地区农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史称“九月暴动”。11月13日晚10时，黄麻特委和起义行动指挥部领导农民起义军3万人向黄安县城进发，口令是“暴动，夺取县城”。起义大军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攻城主力部队是黄安农民自卫军、麻城部分农民自卫军中的千余精锐农民义勇队。同时挑选44名青壮年义勇队员组成攻城突击队。14日凌晨4时，起义大军集中攻打北门，突击队员架起云梯，奋勇登城，经过激烈战斗，全歼守敌，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数十人，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 

黄麻起义是继南方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中国中部地区爆发的首次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后，黄麻特委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将参加暴动的黄麻两县农民自卫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下，鄂东军于12月转移到湖北黄陂的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1日，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5月，七军进驻柴山保，开辟了包括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光山三县边界地区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7月下旬，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红三十一师是鄂豫皖边界地区诞生的第一支红军，成为后来在大别山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最早的基础。 

商南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192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河南农民暴动，确定豫南为暴动的重点，先后领导发动了确山刘店、信阳四望山、潢川大荒坡农民武装起义。1928年5月7日，大荒坡起义失败后，河南省委决定以商南为中心准备武装起义、实行边界武装割据。1929年5月初，商罗麻特别区委决定起义定在5月6日（即农历立夏节）午夜。这一天，打入民团任教练兼班长的周维炯，利用“值星班长”的身份和节日大扫除的名义，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晚上聚餐前安排人控制了夜间的岗哨，聚餐开始后，轮流向民团队长、副队长和不可靠的团丁敬酒，时机成熟后，一声令下，共产党员和兄弟会成员一齐动手，拿起枪支，当场逮捕了最反动的副队长，一枪未发，就瓦解了民团主力。当晚，商南地区共有10余处民团和农民起义同时举行，起义队伍基本控制了商南地区。 

5月9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组织各路起义队伍会师商城县斑竹园，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庆祝起义胜利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红三十二师成立后，立即展开创建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以商城县南溪、吴家店为中心、纵横六七十华里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红三十二师是鄂豫皖边界地区诞生的第二支红军，壮大了豫皖辖区的红军力量，也成为红四方面军最早的建军基础。 

六霍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 

19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把发动以六安为中心的皖西工农武装起义置于全省的首要位置。1928年夏季，六霍地区遭受大旱，夏秋农业收成无几，地主豪绅逼债逼租，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中共六霍县委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的斗争。由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发展为武装斗争的时机逐渐成熟。1929年5月，六霍地区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民团的起义。1929年10月6日，六安中心县委决定“领导农民由一个群众示威的形式”转变为“地方暴动”。 

11月7日傍晚，六安三区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何寿全等人，突然被驻六安独山镇的反动自卫团逮捕，并搜走区域内农协会人员名单和其他秘密文件，党和农民协会组织面临着全部被破坏的危险。六安县委遂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8日晨，组织数千手持大刀、长矛、鸟枪的农民涌向独山镇，将反动自卫团驻地马家祠堂团团包围，经过一番激战，打退了援敌，守敌逃窜，起义队伍占领了独山。与此同时，独山周围等地的农民纷纷举行暴动，与之紧密呼应。11月19日夜，位于霍山县西部深山区的西镇，200余名起义农民包围恶霸余良远的庄园，攻下霍山县燕子河附近的闻家店，歼灭西镇反动自卫团，捣毁西镇事务所等反动机关，横扫了这些地方的反动武装，六霍起义取得全面胜利。 

1930年1月20日，六安中心县委宣布将起义武装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这是鄂豫皖边界地区诞生的第三支工农红军。之后，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开辟以六霍为中心、南北长200余里、东西宽100余里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以上可以看出：大别山地区最早诞生的人民军队是在党武装反抗反革命镇压的政治思想号召下应运而生的。党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反革命武装镇压必须要用革命武装来反抗。看不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就不会去抓武装、建军队；正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党充分认识到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必要性，才有了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正确决断，才有了人民军队的诞生，才有了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从大别山三支革命武装力量的诞生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正确的政治思想领导的重要作用。

二、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引领下脱胎换骨 

在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需要解决的的一个重大问题。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廖家祠堂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检查和讨论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士兵、枪毙逃兵、军阀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和做法，作出一系列决议。会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及其同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提出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一系列根本措施、对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和方法，明确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原则和方法、红军对人民群众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以及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阐明了政治与军事、政治工作机关与军事工作机关的关系等。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建设人民军队的问题，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个决议通过不久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向其他各地红军和根据地多次作了介绍，它不但指导和促进了红四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而且也在很多方面影响和指导了其他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1951年8月，中共中央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指出：“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积极指导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学习红四军的经验。鄂豫皖边区上下按照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认真搞好所属红军部队的建设与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党对红军的组织领导。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派曹壮父到鄂豫边，召开特委会议，要求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中共鄂北特委委员何玉琳：《关于黄麻光边界地区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5月7日），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又派徐向前等到鄂豫边区，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和军事斗争的领导。同年11、12月，相继召开了“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徐朋人为书记的中共鄂豫边特委、以曹学楷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和以徐向前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等9个决议案及其他文件，就军队中党委的职责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指出红军的“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签署，才能发生效力”。在决议案的指引下，鄂豫边红军进一步健全了部队中党的组织体系，加强了政治工作，推动了军队的全面建设。1930年2、3月间，中共中央多次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决定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集中领导鄂豫边和皖西地区的工作，同时将红军进行改编。4月，鄂豫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在黄安箭厂河举行会议，成立了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将红军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组建了军部和党的前敌委员会，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徐向前任副军长。红1军军部和前委的成立，加强了党的领导，统一了鄂豫边、皖西地区红军的指挥，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党的建设、政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来徐向前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在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具备；各级都建立了党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坚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 ，第89-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明确红军的性质和任务。192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并全体同志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农民群众以发动群众的武装斗争，他的精神应建筑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动员上。离开了这种原则便不成为革命的游击队”，“要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自愿的承认红军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总之，“红军应该成为群众的武装”。鄂豫边红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积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了对干部战士关于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提高了指战员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自觉性。中共湖北特委几次致信黄安县委，指出发展农民暴动，成立革命武装，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应是农民政府，而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即工农兵政权”。1930年3月下旬，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七邻湾召开了红33师党委与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合肥、寿山县委的联席会议。会议决议要求加紧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使之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克服雇佣兵观念等错误思想，使干部战士明确：红军不同于一般军队，红军“是工农无产阶级的武力，是苏维埃政权的保护者，能到底不懈的和敌人英勇的斗争”（《六霍六县联席会议关于目前工作会议决议案》，1930年4月l日）1930年3月19日鄂豫边红军一名战士在通信中写道，“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成万的游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士兵家里的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就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徐向前曾回忆说:“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斯大林关于政治工作的名言。红军就是这样一支有信仰有信念的队伍。正是因为这样，当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红军官兵没有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在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抗日、国民党军队疯狂反扑的情况下，红军官兵始终保持了顽强的斗争意志；在根据地沦陷之后，红军官兵仍然积极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即使是在“肃反”扩大化、遭到不公正对待甚至丢掉性命的时候，红军官兵的革命立场也丝毫没有发生动摇。 

　　建立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1929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信鄂东北特委、鄂东党组织，强调“在红军中应当没有阶级区分，物质上的待遇要尽量的一律平等。要在平等的原则上，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来巩固红军中之自觉的铁的纪律。”（《中共中央致鄂东北特委并全体同志的指示信》，1929年7月14日）。此后，鄂东北、鄂东地区的红军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逐步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明确提出在红军中建立健全士兵委员会，并就土兵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作了规定，教育干部爱护战士，战士尊重干部，坚决废止肉刑，取缔打骂士兵等旧的管教方法。皖西地区的红33师组建后，积极学习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不断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作风，克服打骂士兵的旧习气，实行官兵平等，干部战士同甘共苦，部队中的民主制度也逐步确立了起来。 

规定红军中的革命纪律。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干部战士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虽说具有纯朴、勇敢、吃苦耐劳的优点，但也存在着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等问题。中共鄂豫边地区党组织对此十分清楚。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致信要求从党的教育入手，提高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要使党员明确“我们党的纪律，首先应当建筑在自觉上，要使每个同志都明了他自己的任务，自动地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要“反对机械式的强迫纪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鄂豫边红军坚持从党内教育入手，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同时，教育干部战士明白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只有爱护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1929年12月2日，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中，特别强调对部队的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养成严格的军纪”。同时规定了部队的纪律，要求大家严格遵守。部队的纪律从开始的三条，逐步增加到了十条，增强了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观念。 

从以上可以看出：大别山地区诞生的革命队伍在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引领下焕然一新，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为开展人民革命、建立人民政权，提供了坚强的力量保证。在人民军队的发展过程中，正确的建军思想的指引至关重要。没有古田会议开辟的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没有鄂豫皖部队坚决贯彻党的正确建军思想，就没有后来大别山革命队伍的蓬勃发展。

三、在实行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思想指引下顽强发展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去消灭敌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实战中摸索形成了科学的作战方针，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思想领导。那就是，积极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战略战术，实行武装割据。对此，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在井冈山的军事斗争以及中央苏区红军的前几次反围剿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鄂豫皖红军部队也结合地区实际进行了积极的实践。 

1930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红一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蒋介石与冯、阎军阀进行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向东、西两个方向出击，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连战连捷，取得重大胜利。部队由改编时的2100余人，逐步发展到5000余人。 

1930年11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近10万人，对鄂豫皖进行第一次“围剿”，企图以主力突入根据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然后分区“清剿”。以曾中生为首的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确定，鄂豫边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内线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牵制、袭扰和打击敌人；另一方面，红十五军迅速会合红一军，在外线集中优势力量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歼敌四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敌第一次“围剿”被粉碎。 

1931年3月至5月，国民党当局调集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一军在商南与红十五军会合，合编为红四军，全军1.2万余人。鄂豫皖省委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牵制麻埠的敌人，另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全歼独山镇守敌一个多团，毙伤俘敌2000余人，先后歼敌5000余人，并收复皖西被敌占领的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又被打破。红四军总人数发展到近2万人。 

1931年9月至11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以上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豫东南、鄂东和皖西，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红四军和10月间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有进行战役机动作战能力的一支重要部队。根据国民党军队暂无行动和缺乏统一指挥的有利形势，红四方面军决定实行外线进攻作战的方针，主动出击，先后发起四次战役，共歼敌约6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得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未及发动，即宣告流产。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

1932年5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利，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省委于1932年11月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集中行动，在运动中捕捉和创造战机以消灭敌人，连续取得多次战斗胜利，打破了敌人的大规模“清剿”。针对七里坪战役和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接连失利，1933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转变过去的军事斗争方针，及时采取游击战的方式来钳制和消灭敌人。按照省委新的斗争方针，红二十五军以及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带领地方武装，分别在鄂东北、皖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在红二十五军以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实施战略转移后，为更好地坚持鄂豫皖的军事斗争，第三次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全军1000多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一度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鄂豫皖边区以不过3000人的武装，坚持在大别山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锻造出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武装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军事斗争。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积极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总结华北抗战经验，始终坚持游击战争为主的思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这一思想，把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正式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国共合作抗战开始后，红二十八军根据中央指示，利用暂时的和平环境，进行整训和改编，学习研究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1938年2月，长江以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发展到3500余人，在人数上为新四军各支队之冠，东进皖中、皖东，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之后在鄂豫皖地区，党组织领导多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寇。中原局成立后的1939年6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成立（后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刚组建时只有100多人，积极向鄂中、豫南和汉水、淮河两岸的敌后进军，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扩大与巩固自己力量，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队伍发展到辖有6个团，9600余人，积极打击日寇，并坚决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转战在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总兵力达1.5万人。多次利用运动战、游击战，打击日寇扫荡，粉碎国民党顽军夹击，到1942年12月，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到2.5万人（主力1.2万人，地方部队1.3万人）。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鄂豫皖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游击战术与进攻边区的国民党顽军作战数十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积极开辟新的根据地。建立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军和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力量，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以上可以看出：大别山的人民武装是在党的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思想指引下顽强发展、不断壮大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革命斗争，实行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方针，这样才能更好地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正确结论，是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探索得出的正确认识。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军事力量的生存发展、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无比重要。

四、在“左”倾冒险、“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饱受挫折 

1930年上半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纷争不断，而工农武装割据席卷大半个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有所发展强化。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错误主张，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制订了以湖北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种错误的思想领导，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影响，也给鄂豫皖红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6月20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根据中央极“左”的各项决议和计划，发出“打到武汉去”、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与数省革命暴动首先胜利的路线”的指示，红一军根据任务要求，首先袭击了广水车站，因敌人事先有准备，凭坚固守，硬攻不克。之后又北上豫南向信阳发起进攻，也遭到敌援兵猛烈炮火轰击。两次战斗，虽歼敌一部，但均未达到预期目的，给红军造成较大伤亡，使红军失去了机动作战寻歼敌人的机会，丧失了壮大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 

1932年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训令的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光山县新集镇召开。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错误判断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采取“只讲进攻不讲防御”的冒险主义，坚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方针，强令疲惫之师西击平汉铁路，南下麻城地区。进攻麻城战役历时2个月未果，红军主力向西转移，正面堵击敌军主力的作战接连失利，红军遭到了重大伤亡和消耗。9、10月间，红军先头部队在黄安以西的河口地区遭遇强敌，战斗十分惨烈，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第十一师政委甘济时壮烈牺牲。红军主力处于方圆仅几十里的包围圈中，四面受敌，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入川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要求红二十五军“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以消灭七里坪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任务”。5月初，省委贸然决定用围攻的方式，夺回敌重兵驻守的七里坪。战役历时43天，目标未达成，损失很惨重。由于物资枯竭，多日断粮，疾病蔓延，再加上战斗伤亡和战地“肃反”，部队减员过半，省委不得不决定撤出战斗，给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极大困难。之后又以内线单纯防御来保卫根据地中心区，致使红二十五军主力中的2000人，进到鄂东北时只剩1000人，地方武装也遭到了严重损失。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以后又作出《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要求各根据地必须对“AB团”“改组派”等反革命分子“做最坚决的斗争”，从而在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导致“肃反”工作扩大化，许多革命者被错判、错杀。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武装也未能幸免。 

从1931年9月起，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主持下进行“肃反”运动。到11月中旬，以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各种莫须有罪名被肃掉的红军高级干部有许继慎、周维炯、李荣桂、熊受暄、萧方等。在光山县白雀园因“肃反”扩大化殉难的军事高级干部，还有鄂豫皖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程翰香，前任皖西军委会主席、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人。徐向前曾回忆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挥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在1933年4月七里坪战役的激烈战斗中，“肃反”也在紧张进行，成批的干部和党团员被逮捕、关押、罚作苦工，甚至被处决。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独立第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等领导干部被错杀。之后，红二十五军中还先后有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第二二三团团长李和生、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等被错杀，给红军和党组织造成极为沉重的损失。 

后来的事实证明，“肃反”中很多人是被冤枉的。1949年以后，中央对“肃反”扩大化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 

综上可以看出：在“左”倾冒险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大别山的革命武装饱受挫折、损失巨大。正确的思想领导能为革命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错误的思想领导则会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保证事业顺利发展，必须不断增强思想领导的科学性、正确性。 

五、在打破围困、外线作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大展身手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期盼和平。而蒋介石集团背逆人民愿望，挑起内战，疯狂抢夺胜利果实。先是要围歼中原野战军，继之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后又对山东、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大别山地区的人民军队，在党中央突围打破敌人围困、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英勇作战，谱写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绚丽篇章。这其中主要是中原突围作战的胜利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坚持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 

1946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原部队已是落到嘴里的一块肥肉，于是撕毁《双十协定》，企图“一口吃掉”中原地区6万共产党军事力量，于是置中共方面维护全国和平局面的诚意于不顾，不仅不答应中原部队和平转移的合理要求，而且设置郑州绥靖公署，调集30万人以上的正规部队，加紧进行进攻中原野战军的准备，妄图首先聚歼中原解放军，在占领整个中原解放区后，再向华中、华北、西北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的10个月内，中原解放军坚持在反内战前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执行中央战略意图，把国民党30个旅牵制在中原地区，为我党我军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国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6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英勇的中原部队，以迅猛突然的行动，从东、西两个方向三路拼杀，粉碎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包围。担任向东行动、在战略战术上迷惑敌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任务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皮定均旅长率领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势，吸引敌人兵力，不顾艰险，英勇机智地与前堵后追之敌周旋，冲破国民党经营半年之久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之后，攻占豫鄂皖三省的“交通咽喉”松子关，巧取陡峭险峻的青风岭，强渡淠河天险，占领官亭镇，进抵吴山庙，在津浦铁路附近的池河镇，击溃五路敌军围堵，杀开一条血路，突破国民党重兵据守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由石门山胜利越过津浦路。历时二十四天，行程两千里，大小战斗数十次，胜利进入苏皖解放区。在中原突围中的众多部队中，皮定均旅成建制地胜利突围，突围前全旅七千官兵，突围后还是七千官兵。北路、南路的突围部队，也经过多次血战，虽然损失较大，但都突出重围，胜利完成转移。中原解放军经过中原突围和突围以后的外线作战，其基本队伍和许多优秀干部保存了下来，为尔后的战略反攻、重返中原，向全国进军提供了重要骨干和有生力量。 

毛泽东在7月15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给中原部队的电报中，对中原突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关系全局甚大。”以中原突围为标志，正式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在纪念中原突围胜利七十周年时，我曾写过一首诗赞颂了“中原突围”这一重大战略行动：“卅万敌来城欲摧，孤军将士夜突围。夺关锋似削钢刃，破阵芒如刺袋锥。卧虎归山山壮势，盘龙入海海增威。旗开得胜中原后，试问苍茫对手谁？”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转入了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在解放区内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以达到大量消耗解放区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并予以各个击破的目的。经过一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国民党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到150万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由61万人增长到100万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国民党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1947年8月7日晚，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在陈谢、陈粟左右两翼的配合下，刘邓大军当机立断，决心不要后方，挺进大别山。先后越过陇海路，穿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汝河和淮河阻拦，打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至27日，分别占领固始、潢川等县城，用20天时间，完成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共歼敌8500人，其中俘敌4400人，毙伤4100人。刘邓大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失去了所有重武器，部队伤亡很大，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9月27日至29日，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原野战军总部，在光山县王大湾的文氏祠堂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使部队上下进一步认清进入大别山的重要意义，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增强了政策纪律观念，对增强信心、克服困难、站稳脚跟，确立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党中央的战略进攻方针，实现毛主席说的“历史的转折点”，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刘邓大军直捣国民党军统治的大别山区，创建了大块革命根据地，像一把利刃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直接威胁其首都南京和重镇武汉，致使30多万国民党军队屯兵于大别山地区，揭开了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造成了战略反攻的良好形势，是一次历史转折时刻的伟大壮举。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在江北大量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形成淮海战役这样一个大决战，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综上可以看出：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军队，在党的突破敌人的围困，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大展身手，建立了卓越功勋。政略决定战略，宏观战略指导具有根本和深远的意义与作用。战略思想正确才不会发生颠覆性错误，才能在更高层次、更深远意义上将革命事业引向成功。 

在建军九十周年的时候，从思想领导这个角度，研究回顾大别山地区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别山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军队是在党的正确思想领导下发展的，当然也在错误思想影响下遭受了很大挫折，思想领导对于队伍的壮大、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是革命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保证。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944年4月，毛泽东组织撰写并亲自修改定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谭政报告）也明确指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原济南军区工作汇报后的讲话中，谈到“切实从思想政治上牢牢掌握部队”时，又进一步重申和强调了“思想领导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新形势下搞好人民军队建设与管理，加快世界一流军队建设步伐，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理解和贯彻运用好这个重要思想，积极实施正确思想领导，不断提高思想领导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2月。 

2、肖裕生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6月。

4、大别山干部学院：《大别山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7月。